司马谈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①。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②，达太王王季之思虑③，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⑤。自获麟⑥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注释

①典天官事：执掌天文之事。典：主持、掌管。

②宣周邵之风：宣扬周、邵的风尚。周邵：即周地和邵地，邵也写作“召”，分别是周公和召公（一作“邵公”）的封地，这一地区属于王畿之地，周邵之风被认为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③达太王王季之思虑：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

④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

⑤学者至今则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则之：以……为准则。

⑥获麟：这里指春秋时期鲁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事。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中记载此事：“春，西狩获麟。” 相传孔子因此事而落泪，哀叹“吾道穷矣”，于是《春秋》至此而绝笔。麒麟在古代被视为祥瑞，杜预注曰：“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 后世常以“获麟”来喻指著作绝笔。

延伸阅读

《命子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遗训。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东巡至泰山，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史称“封禅大典”。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深感遗憾，于是抑郁愤恨而死。临终前，他深感史书不传，自己的使命没有达成，于是给儿子司马迁留下遗言，希望他能在自己去世后接任太史令一职，继续撰写史书，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叮嘱儿子，子承父业，立身扬名，“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约前165年—前110年），夏阳（今属陕西韩城市）人。汉初享五大夫爵，建元、元封年间任太史令，通称太史公。他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

司马谈在《命子迁》中告诫儿子司马迁：“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写史记实，踵武前贤，于私，是立身扬名，为父母尽孝；于公，是史官的使命与责任，是忠君爱国的大事。他的价值观中传达出鲜明的儒道精神。

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三年后，承袭父职，成为新一代的太史公，并最终撰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位列“二十五史”之首，被公认为中国史书的典范。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因为李陵求情而触怒汉武帝，被处以惨无人道的宫刑，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但他仍以非凡的毅力坚持完成《史记》的创作。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他说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他才完成了这部不朽巨著。

历朝历代的文人史家都对《史记》推崇备至，唐代韩愈、柳宗元将之视为自己作文的范本，南宋史家郑樵认为“六经之后，唯有此书”，大评论家金圣叹把《史记》纳入“六才子书”，鲁迅则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对其评价之高。司马迁也因此被誉为“史界太祖”（梁启超语），名垂青史。而那篇《命子迁》后来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以示自己不忘父亲遗志。可以说，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皇皇巨著《史记》，因此，有人说“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史记》”，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