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所谈的都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话题，大气磅礴而不失精深。这与传统的三家村老儒饾饤之学不同，更异于当今学界流行的碎片化史学。《三国史话》涉及董卓、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司马懿、魏延、姜维和钟会等重要人物，尤其关注曹操；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宦官、外戚、黄巾、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荆州等问题。这些人物和这些事件才是整个三国时期的核心，我们试想这段历史抽出这些主干，必将索然无味，让人昏昏欲睡。如吕思勉先生在《赤壁之战的真相》中明确指出：“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天下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

在具体的篇章布局上来讲，《三国史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楔子》《历史和文学》说明选题“三国史”的意义，尤其多次提及与《三国演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宦官》《外戚》《黄巾》《后汉的地理》主要是以问题的方式书写，其中宦官、外戚、黄巾军是形成三国历史的缘由，吕思勉先生称之为“三大乱源”。在具体的书写中，通过追根溯源的方式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国历史精彩之处就是接连不断的战事和时时涌现出的各种英雄豪杰，在深入讲述三国史事之前，又对东汉的地理进行了简单梳理，从地理位置上指出三国实力差异：“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吕思勉先生不仅就地理而谈地理，对上古到三国时期的地方管理制度也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指出东汉的地方割据与刺史制度、州牧制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进行了六章的铺垫之后，吕思勉先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就董卓之乱、曹操崛起、曹操迎汉献帝、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魏晋鼎革等问题进行逐一讲述，当然吕思勉先生的讲述并不是一般简单的陈述，尤其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依据《三国演义》所了解的三国史完全不同。他主要依据史书《三国志》，通过史料的深入辨析，对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先生在《楔子》中就谈到他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为了普及历史知识，而是为了纠正过去的由于《三国演义》给大家造成的错误历史人物评价：“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的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我们从《赤壁之战的真相》《替魏武帝辨诬》《替魏延辨诬》的篇名中就能够看出来。如在《替魏延辨诬》中指出：“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我现在所要讲的，只是向来大家弄错之处，我想要来矫正矫正而已。”他根据史料进行合理推测，认为诸葛亮死后，蜀国军队中魏延坚决主张伐魏，而杨仪、费祎主张退兵，最终蜀国军队发生内讧，而魏延虽然勇敢，但是兵力有限，寡不敌众，最终败死，而魏延谋反降魏当为罗织的罪名而已。

《三国史话》的许多见解时至今日仍不过时，所以学者认为此书是易中天《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写作《三国史话》时，吕思勉先生通过广泛征引古籍、仔细考据，提出了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观点。如对《赤壁之战》的叙述中，吕思勉先生对孙权为何愿意与刘备联合抵抗曹操的原因进行叙述，他认为“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吕思勉先生根据《三国志》的《张昭传》《鲁肃传》以及注文，结合孙权称帝将首功归于周瑜，又对张昭说出：“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据此可见孙权自立之心早已有之。当然，对赤壁之战的结果来看，胜败非常明显，但是吕思勉先生认为从战理上来讲，“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这是非常中肯，没有任何为胜利者歌功颂德的意味。因为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仅仅是吴国内部周瑜、鲁肃之外的那些主降派大臣认为孙刘联军并非曹操的对手，而且天下大多数人也这样认为，比如劝刘琮投降的傅巽就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于是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

当然，吕思勉先生也不唯《三国志》马首是瞻，如在《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一章中，在辨析曹操攻打陶谦的原因时，他并不赞同《后汉书》和《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要报父仇的讲法，而是综合两本史书的记载，给出了曹嵩避难琅玡的原因，同时指出曹嵩为陶谦的部将所杀，而非陶谦。所以“曹操声言向陶谦报仇，理由并不充足。不过师出无名，以此作一个借口罢了。可见得当时用兵的人，论其实际，无一个不意在扩充地盘了”。虽然吕思勉先生通过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一些重要史事都进行重新解读，但是面对史料阙如，却不妄下结论。如在面对陈宫、张邈为何反叛曹操，虽然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只能付之阙如了。他根据史料征引，即使相信曹操的确杀了吕伯奢一家人，说出了“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但是陈宫的确此时并不与曹操一起，《三国演义》的确是演义，而非史事。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这是历史学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

《三国史话》中最大的亮点和见解，就是吕思勉先生不厌其烦，不惜笔墨，用了多达三分之一篇幅为三国时期最大的枭雄曹操从不同层面正名；从篇目上看，《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袁绍和曹操的战争》《赤壁之战的真相》《替魏武帝辨诬》《从曹操到司马懿》，16篇中竟有多达6篇是关于曹操的叙述。吕思勉先生根据史料，以一个历史学家严谨的态度对曹操以及与曹操相关的史事进行叙述与辨析。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认为曹操是奸相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相信曹操自己的话，而更愿意相信他的对手所说的话，如周瑜讲到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隆中对》说：“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的常识。但是吕思勉先生明确指出：“就说曹操的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多大的关系，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见解。试问当时因曹操挟天子而归顺他的，到底是哪一个？刘备、孙权不就是明知其挟天子而还要和他抵抗的么？然则曹操的所以不可与争锋，还是拥百万之众的关系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小。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吕思勉先生推翻了这个陈见之后，他并没有否认迎汉献帝于许都对曹操的重要意义，并未因此而走向极端：“所谓皇帝，在事实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处，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还是要利用他的。这不过是政治手腕的一个方便，以利用为便则利用之，以推翻为便则推翻之罢了。……到曹操平定兖州之后，要出来收拾时局，这时候的形势，利用汉献帝却比推翻汉献帝便利些。”所以，曹操迎汉献帝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其他。但是从其他诸侯割据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来说，曹操的确还是有远见的，这从董昭极力促成此事就可以看出，而董昭并非曹操的谋臣，因此吕思勉先生评价道：“而要想大局安定，总要就有实力的人中拣其成气候的而帮他的忙。这是从来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并引用大思想家王阳明的话评价曹操：“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对曹操才略、性情的赞叹溢于言表。

在《替魏武帝辨诬》这一篇中，开头便讲：“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辨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绝代英雄”这正是吕思勉先生对曹操品格的判断。吕思勉先生主要依据曹操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己亥日发布的一道命令，即《己亥令》。通过曹操的自述对其一生的重要事件进行评述，以此来评价曹操的为人，如举出其中指出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权力的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其（二）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曹操如此袒露心迹，吕思勉非常赞赏：“这是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唯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