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选取了中国民众最关注的三国历史，自然读者群非常广。中国人为什么对三国的历史情有独钟呢？这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密切相关。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楔子》中指出：“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的斗争为主线，在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当然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了文学的处理。这对普及三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吕思勉先生说：“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由于《三国演义》中夹杂了中国人喜欢的兵法韬略等，谈三国甚至被认为是韬略智慧的象征。当然由于《三国演义》独特的文学处置，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美化、丑化等，往往对非历史专业人士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由历史学家依据可靠史料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谬见进行纠偏，自然会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引发的社会效应也会更广泛。

《三国史话》属于发散性思维的书写。如讲到宦官，对人们普遍认识中的宦官进行纠偏。我们对宦官的主要印象就是明朝那些著名的宦官，而且将宦官等同于阉人，其实不然。吕思勉先生对宦官进行追本溯源，从文字学、经学的角度进行论述，引用《礼记》中的《曲礼》《文王世子》《王制》等篇章，论证三代时期的“宦”其实就是那些懂得专门知识技能的人，在机关中学习的公务员，并对宦的古义歧义进行了解释：“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到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兴盛，那些“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这些舍人、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

宦官从东汉光武帝之后才全用阉人，那阉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吕思勉区分了古代的刑与现代的刑，从本义讲起：“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并解释了这种惩罚方式其实是从古代族与族之间的战争惩罚战俘而来，后来引入到本族的治理中。吕思勉先生引用《周礼》中的六官、五刑思想，对阉割之刑罚只针对男性及男性阉人为什么会备受帝王贵族的青睐进行了解释：“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而在集权社会中，皇帝居于权力的顶峰，往往难以相信任何人：“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同时，宦官也乐于奉承皇帝，甘愿做皇帝的奴仆，“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宦官》一篇短短四千字，梳理了宦官发展的简史，涉及的经书包括《仪礼》《周礼》《论语》，而历史跨度更是从远古时期、三代、战国、秦汉、隋朝以及清末慈禧时期。让人不禁赞叹吕思勉先生说理如此清晰，知识如此浩博，讲起中国历史如此兴趣盎然。

同样，在《外戚》《黄巾》中也展现了吕思勉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在《外戚》篇中讲道：“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这就是外戚的由来。吕思勉先生又结合汉初的分封同姓王以及吕后专政等历史现象，让外戚问题更形象化。结尾处联系到制度建构的问题，而不仅仅将外戚问题停留在表面化的反思与批判，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黄巾》一篇，吕思勉先生却是在讲道教，五斗米道，对道家与道教进行区分，介绍黄老之术，并且讲到汉代非常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尤其是结合不同时期的宗教对汉代道教的三种不同倾向进行比喻，尤为精辟，非有广博知识难以有如此恰当的比喻，通透的解释：“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其读书涉猎之广，在这些篇章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