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史学创作方面也是如此。现在有很多通俗类的著作，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就在于这些作者本身的学术功底并不扎实，甚至为了迎合大众，流于庸俗。历史通俗作品与学术专著相比，主要的区分在于表现形式上，而非内容本身。历史通俗作品更多要求语言流畅，表述生动，可读性强。而其在学术精神、史学卓见等方面与学术专著则是一致的。所以说，通俗并不等于庸俗，甚至通俗作品有时比学术著作更能表现出作者的专业功底与史学素养。很多学者可以写出非常精深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在通俗著作方面却未见得有成就，所以史学通俗作品主要在于深入浅出。

深入，即在相关方面有非常专业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是通俗作品之根。在撰写《三国史话》之前，吕思勉先生已经出版了著名的《白话本国史》，并接连发行了四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经子解题》（1926）、《先秦学术概论》（1933）、《中国民族史》（1934）已经完成。在撰写《三国史话》期间，断代史著作《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以及《吕著中国通史》（上）（1940）、《吕著中国通史》（下）（1944）也在写作或者酝酿中。所以，我们认为至少《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先生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学术成果的另一种体现。正如虞云国先生所说：“史学大师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比起吕思勉那样著作等身、创见迭出的大师，我等只有汗颜的份儿。”张耕华指出：“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品，融入了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吕先生的这本《三国史话》，看似平常无奇，其背后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订的功夫，尤其是要纠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观念，揭示了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

浅出。在撰写《三国史话》时，吕思勉先生也意识到专业学术著作并非是所有读者能够接受和适应的，所以他在《历史与文学》中讲道：“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乎此。”吕思勉先生之前在撰写《白话本国史》时积累了丰富的白话文撰写经验，因此他有足够的自信讲这样的话。他的遣词造句非常注重口语化、生活化，甚至使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打比方进行说理。比如他反对人们认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往往情感深厚是自然而然的，他更多注重社会化的过程，他讲道：“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他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他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别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他，他一样会把乳给他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他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

《三国史话》的写作缘起于20世纪30年代苏北地区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吕思勉先生的弟子杨宽便邀请先生为其撰写一本《三国史话》。于是，1939年，《三国史话》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知识与趣味》上连续发表，成为抗战时期人们了解祖国历史的重要精神食粮。1943年，开明书店将16篇文章以《三国史话》为名发行，这就是《三国史话》最基本的内容，其中包括《楔子》《宦官》《外戚》《黄巾》《历史和文学》《后汉的地理》《董卓的扰乱》《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袁绍和曹操的战争》《赤壁之战的真相》《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替魏武帝辨诬》《从曹操到司马懿》《替魏延辨诬》《姜维和钟会》，短短三年后，又刊印了第二版。

1946年，吕思勉先生又为《正言报》撰写了《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后来又称《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刊载于1946年5月3日。1947年，又先后为《现实周报》前两期撰写了《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两篇文章；同时还为《现实新闻》撰写了《晋代豪门斗富》。后来，此四篇以《三国史话之余》为名编在《三国史话》之后。而我们发现《三国史话之余》的四篇文章，其实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如《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以《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为名刊发时，开篇便谈：“都邑的选择，我是以为人事的关系，重于地理的。南京会成为六朝和明初的旧都，这一点，怕能言其真相者颇少。读史之家，往往把史事看得太深了，以为建都之时，必有深谋远虑，作一番地理上的选择，而不知其实处于人事的推移，可谓求深而反失之。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说几句话，以证明我的主张，而再附述一些我对于建都问题的意见。”《司马懿如何人》的副标题是“驾驭武人还是被武人牵着走？”，《司马氏之兴亡》的副标题是“恐怖政策对之手下人是成功的，用以对付政敌是失败了”，《晋代豪门斗富》的副标题是“从汽油的限制到五胡乱华”。从《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原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另外三篇的副标题都可以看出吕思勉先生非常关注当下的重大政治问题、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