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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人口的患病率与死亡率——医疗机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区医院。

1889年，萨哈林岛三个区羸弱和无劳动能力的男女苦役犯共632人，占总数的10.6%。而那些干得动活的人看上去也不完全健康。在流放犯中，看不到营养良好、身体壮实和面色红润的男人，即便什么活儿都不干的移民流放犯也都消瘦苍白。1889年夏天，在塔赖卡筑路的113个苦役犯当中，生病的有37人，其余的人在岛长官看来“样子相当吓人：他们衣衫褴褛，很多人光着上身，被蚊子咬、树枝划得伤痕斑斑，但是谁都没抱怨。”（1889年第318号令）。

1889年的就诊数为11309人次，我从医疗报告里里得到的这个统计数字，并未将流放犯和自由民分开统计，但是报告者注明，大部分病患是流放苦役犯。因为士兵都在区医院就诊，官员及其家属在家治疗，应该想得到，11309这个数字里只包含流放犯和他们的家人，其中苦役犯占大多数，如此看来每个流放犯及其家属每年平均就诊不少于一次。^[1]

流放人口的患病率，我只能根据1889年的报告判断，但遗憾的是，该报告的依据，医院的“实打实的就诊簿”极其马虎草率，故此我只得求助于教堂出生和婚丧登记册，从中抄录近10年的死亡原因。所有死亡原因差不多每次都是神职人员按照医生和医士的证明登记的，有不少纯属瞎编乱造。^[2]但大体上这份材料跟那本“实打实的就诊簿”一样，不比它更好，也不比它更坏。显而易见，两份资料都极不充分，因此，读者下面看到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不是清晰的写照，而只是大致轮廓而已。

报告中被分成传染病和流行病两类的疾病，至今在萨哈林并未蔓延。以麻疹为例，1889年登记到的仅3例，而猩红热、白喉和格鲁布症没有一例。死于这些疾病的往往是儿童，在教堂登记簿里，近10年仅记录下45例，这个数字里包括具有传染病和流行病性质的“腮腺炎”和“喉炎”，我注意到这两种疾病每次都在短时间内致使大批儿童死亡。流行病一般都在9月或10月肆虐，就是那个时候，志愿商船给移民区运来患病的儿童，流行病往往持续很久，但不严重。譬如，1880年，科尔萨科夫斯克10月开始流行“腮腺炎”，到次年4月结束，总共死亡10名儿童，1888年流行白喉，秋天从雷科夫斯科耶村开始，持续了整个冬天，之后传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和杜埃，到1889年11月才消歇，亦即持续了整整一年，致死20名儿童。报告中记载过一次天花，而10年中因它死亡的有18人，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流行过两次，一次是1886年12月至次年6月，另一次是1889年秋季。曾经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群岛直至堪察加肆虐的天花，使那里的部落，譬如虾夷人，整个整个地灭绝，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天花流行了，或者至少再没有听说过。经常看到满脸麻子的吉利亚克人，不过是由水痘造成的，很可能在异族人那里水痘尚未绝迹。^[3]

报告中共记载肠伤寒23次，死亡率30%，回归热和斑疹伤寒各3次，没有致死病例。教堂登记簿记载死于伤寒和热病的有50例，不过这些都是单个病例，分别发生在10年间的4个教区内。我没有看到过一篇关于伤寒流行的报道，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过。报告里说肠伤寒也只出现在北部二区，原因是那里的饮用水不够干净，污染了的土地靠近监狱和河流，再加上居住拥挤和人口密集。我个人在北萨哈林没见到过一例肠伤寒，虽然我走访了那里所有木屋，去过区医院：一些医生要我相信，这种伤寒在岛上压根就没有，对此我怀有极大的怀疑。至于回归热和斑疹伤寒，迄今为止萨哈林岛上的所有病例，我认为都跟猩红热和白喉一样，是从外面带进来的，应该认识到，岛屿的环境并不利于急性传染病的传播。

“没确诊的疟疾”共17例。报告中对其描述如下：“多发于冬季月份，症状为发冷发热，有时伴有roseola^[4]和普遍头痛，5-7天的短时间后寒热症状消失，很快痊愈”。这种伤寒在这里非常普遍，尤其在北部二区，但报告里记录的百不及一，因为这种病的病人一般都不去就诊，起不来了，就在炉灶上躺着。根据我在岛上短期逗留时的观察，这种病的诱因主要是感冒，都是因为在寒冷潮湿的天气去原始森林干活和在露天里过夜生病所致。这种病最多发于筑路工地和新移民村落。这是不折不扣的febrissachaliniensis。^[5]

1889年，格鲁布肺炎发病27例，死亡1/3。看起来这种疾病的危害程度对流放犯和对自由民一个样，10年间教堂登记簿里因它致死共125例，其中28%发生在5、6月份，这时的萨哈林往往天气恶劣，变幻无常，囚犯们开始去远离监狱的地方干活；46%发生在12月、1月、2月和3月，即冬季月份。^[6]格鲁布肺炎在这里的主要病因是冬季的严寒，天气的骤变和在恶劣天气里干重活儿。我手边有一份1888年3月24日区医院医生佩尔林先生的报告抄件，上面写道：“干活的流放苦役犯的急性肺炎的高发病率一直令我非常害怕”，以佩尔林医生之见，其原因是：“3个苦役犯要抬着6-8俄寸粗、4俄尺长的原木走8俄里，木头大概有25-35普特重，走在积雪的路上，穿着保暖的衣服，呼吸和血液循环变得很快”等等。^[7]

痢疾，或曰赤痢，仅记录了5例。1880年在杜埃，1887年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看来流行过赤痢，10年间教堂登记簿中的死亡有8例。在过去的报道和报告中经常提到赤痢，极有可能它当时在岛上跟坏血病一样常见，得这种病的有流放犯、士兵和异族人，而且材料指出，致病的原因是恶劣的食物和艰苦的生活条件。^[8]

萨哈林从未发生过亚洲霍乱。丹毒和坏疽病我本人看到过，而且这两者显然在本地的区医院里没断过。1889年没有发生过百日咳。间歇性疟疾428例，其中一大半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报告中称其原因是居住拥挤，新鲜空气流通不够，住房周围土地被污染，在定期发洪水的地方干活，以及在这种地点建村落。所有这些不健康因素都凑齐了，然而无论如何，岛屿终究算不上疟疾病区。走访木屋时，我没碰到过疟疾病人，也不记得哪个村落里说到过此病。很可能许多记载下来的疟疾病例，在老家就已经患上了，上岛时脾脏就已经肿大了。

教堂登记簿里死于西伯利亚坏疽病的仅1例。无论鼻疽，还是恐水病，岛上均尚未发现。

死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占总数的1/3，其中结核病占15%。教堂登记簿里记录的人都是基督教徒，如果再加上死于肺结核的回教徒，这个比例还要上升。总之，萨哈林的成年人患肺结核的非常之多，在这里这是最常见和最危险的疾病。死亡最多的是在12月份，那是萨哈林最寒冷的时候，3月和4月次之，最少的是9、10月份。死于肺结核的年龄统计如下：

如是，在萨哈林死于肺结核最危险的年龄段在25-35和35-45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9]死于肺结核的人大部分是苦役犯（66%）。而其中劳动年龄和苦役犯的占多数，使人有权得出结论，流放移民区肺结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集体牢房恶劣的生活条件，超负荷的苦役劳动，监狱伙食不足以弥补干活的消耗。寒冷的气候，苦役劳动、逃跑和单间里的囚禁经受的一切艰辛，食物中脂肪不足，思乡之情，这些都是萨哈林肺结核的重要病因。

1889年共计246例梅毒，死亡5例。如报告所言，这些都是2、3期的梅毒患者，他们的境遇堪怜，疏于治疗和病入膏肓的情形证明完全没有卫生监督，原本以为数不多的流放人口而言，卫生监督是可以做得蛮理想的。譬如，在雷科夫斯科耶村，我见过一个犹太人，他是染上梅毒的肺结核患者，早已不治疗了，病情在慢慢恶化，家人等不及地希望他死，而他们住的地方离医院仅半俄里！教堂登记簿里死于梅毒的有13例。^[10]

1889年的坏血病患者共计271人，死亡6人。教堂登记簿里为19例。20-25年前该疾病在岛上相当常见，比近10年间多得多，致使不少士兵和囚犯死亡。有些赞成在岛上建立移民区的老记者根本不承认有坏血病，同时猛夸熊葱是最好的抗坏血病植物，他们写道，居民们要储存上百普特的熊葱过冬。在鞑靼海峡肆虐的坏血病，未必就会饶过萨哈林，这里哨所的生活条件不晓得要坏多少。目前这种疾病在志愿商船上的囚犯里面最多见。这一点也得到医务报告证实。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区长和狱医告诉我，1890年5月2号，“彼得堡号”运来5百名囚犯，其中不下1百人患有坏血病，51人被医生送进区医院和医务所。一个坏血病患者，波尔塔瓦的霍霍尔，此人是我在区医院碰到的，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尔科夫中心监狱得上坏血病的。^[11]由于饮食失调引发的疾病，除了坏血病，还有消瘦症，在萨哈林死于该症的远非老年人，而是壮年人。死者的年龄有27岁的，也有30岁的，还有35、43、46、47、48…岁的。而且这未必是医士或神职人员的笔误，因为教堂登记簿里的45例死于“老年性消瘦症”的这些人既不老，也未满60岁。俄国流放人口的平均年龄尚不明了，可是凭所见所闻判断，萨哈林人都未老先衰，40岁的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大部分看上去已然是老头了。

患有神经性疾病的流放犯很少就医。例如，1889年记录得神经痛和痉挛抽搐的仅16例。^[12]显然只有那些被强行送去医院的人才得到医治。脑炎、中风和麻痹24起，死亡10例；癫痫病31例，智障25例。心理疾病患者，正如我所说，在萨哈林没有专设居所，我逗留期间，在科尔萨科夫斯克村，一些病人跟梅毒病人待在一起，我听说其中一个人甚至染上了梅毒，另外一些人依然故我，跟健康人一样干活、同居、逃跑、受审。我本人在各个哨所和村落里就遇到过不少疯子。记得杜埃有个当过兵的，总是念叨空中和天上的海洋，念叨自己的女儿纳杰日达和波斯沙赫，^[13]念叨是他杀死了十字架节日执事。我在弗拉基米洛夫卡时，一次，有个维特利亚科夫，已服满5年苦役期，他表情呆傻地去找移民流放犯监管官Я先生，像熟人那样去拉他的手。“怎么跟我打招呼呢你？”Я先生不胜惊讶。原来维特利亚科夫是来请求，从公家那里领一把木工斧头。“我要搭个棚子，然后盖木屋。”他说。此人早就被当作疯子了，医生诊断是偏执狂患者。我问他父亲叫什么，他回答：“不晓得。”不过还是给了他斧头。姑且不论精神失常、早期进行性麻痹等，都需要或多或少的细致诊断，所有这些人还在干活，视同健康人。有些人来时就已经是病人，或本就带着病源，所以，教堂登记簿记载，苦役犯戈罗多夫死于进行性麻痹，他因预谋杀人被判刑，像他这样，已经是未来病人的人，是有可能完成这一罪行的。其他那些在岛上得病的人，在这里每日每时都有足够的原因，令一个不坚强、精神脆弱的人发疯。^[14]

1889年肠胃病病例共计1760例，10年间死亡338例，其中66%是儿童。对儿童来说最危险的月份是7月，特别是8月，死亡的1/3是儿童。成年人死于肠胃病的也是8月最多，可能是因为这个月有洄游鱼，吃多了引起的。胃卡他症是此地的常见病。高加索人老是抱怨“心痛”，吃了黑麦面包和监狱的菜汤，他们就反胃。

1889年去区医院就诊的妇女病患者不多，共计105例。与此同时移民区内几乎没有健康妇女。在有医务主任参与的苦役犯食物供应委员会出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近70%的女苦役犯患有慢性妇女病”。有时候在来岛的成批女囚中没有一个是健康的。

眼疾中最多的是结膜炎，流行于异族人中。^[15]更严重的眼疾我说不上，因为报告中全部眼疾总共就一个统计数字：211。在木屋里我看到过独眼的、有白内障的、瞎眼的，还看到过盲孩子。

1889年，因创伤、脱臼、骨折、硬伤和各种外伤寻求医疗救助的共计1217人。这些都是因干活、各种事故、逃跑（枪伤）、斗殴所致。其中有4例，送到区医院的女流放苦役犯，是被她们的同居男人打伤的。^[16]冻伤的有290例。

10年间东正教徒中非自然死亡的人达170人。其中20人被处绞刑，2人不知被何人吊死，自杀者27人，在北萨哈林是用枪（有个人是站岗时开枪自杀），在南萨哈林则是吞乌头草，很多人淹死、冻死、被树木砸死，有个人被熊分尸。除了心脏麻痹、心力衰竭、中风、全身麻痹等原因外，教堂登记簿上还有“猝死”者17人，其中大半的年龄在22-40岁之间，只有一个人超过50岁。

关于流放移民区的发病率，我言尽于此。虽然传染病的水平相当低下，但仅凭所引用的这些统计数字，我不能不承认发病率很高，1889年就医病人共计11309人，可是由于大部分苦役犯夏季都住在远离监狱的地方干活，那里只有人数多的地方才配备医士，因而大部分移民流放犯，由于距离遥远，和天气恶劣致使无法步行和赶车去医院，所以这个统计数字覆盖的主要是住在哨所，靠近医疗点的那部分居民。根据报告，1889年死亡194例，或12.5‰，按这个死亡率看，会产生了不起的幻觉，认为我们萨哈林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地方，但是，设若考虑到在平常条件下儿童的死亡占到全部死亡人口一半强，老年人占1/4不到一点；而萨哈林儿童很少，老年人几乎没有，因此12.5‰的比例实际上仅仅是壮年人，更何况这个数字的真实度低，因为该指标的人口基数为15000，比实际的人口数量最起码多出50%。

目前萨哈林有3个医疗点，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雷科夫斯科耶区和科尔萨科夫斯克区各一个。诊所仍旧称区医院，而那些设备简单，接受病人留住的木屋和病房就叫医疗站。每个区配一名医生，全部事务由医务主任，即医学博士负责。驻军有自己的军医院和医生，经常有军医暂时代为行使狱医的职责：譬如在我逗留期间，因为医务主任去参加监狱展览不在，狱医递了辞呈，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医院就由军医负责，我在杜埃赶上惩罚犯人时，也是军医代狱医的。这里的区医院执行地方医疗机构条例，运营资金由监狱出。

接下来我要谈谈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医院。它有几幢病房楼，^[17]180个床位。当我走近区医院时，新建病房滚粗的原木在太阳下闪闪发亮，散发着针叶味。药房里的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崭崭发亮，甚至还有包特金^[18]的半身塑像，由一个苦役犯按照片雕塑的。“不大像”，医士打量着塑像说道。一个个的大抽屉装着树皮和树根，一大半早就不做药用了。再走过去就是病房。两排病床中间的过道铺着云杉木地板。病床是木制的。一张上躺着杜埃来的苦役犯，喉咙割开了，伤口有半俄寸长，干巴巴地咧着，听得到咝咝的呼吸声。病人抱怨，干活时倒塌的东西砸坏了他的肋骨，他要求去医疗站，可是医士不收他，他咽不下这口气，就要自杀——想割喉。脖子上没有绷带，伤口随他去。这个病人的右边，离他三四俄尺的地方，是个长坏疽的中国人，左边是患丹毒的苦役犯……角落里又一个患丹毒的……外科病人的绷带肮脏不堪，吊带样子很可疑，像是被踩过。医士和护工自由散漫，一问三不知，给人感觉很糟糕。唯有苦役犯索津，以前做过医士，看来很知道俄国的规矩，他可能是这帮医务人员中唯一一个做事不让埃斯库拉普^[19]蒙羞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在门诊看病人。门诊室挨着药房，也是新的，散发着新鲜木头和油漆的味道。医生坐的桌子围着木栏杆，像银行里一样，这样一来病人就诊时不能靠近，医生的大部分身体在检查病人的时候是有距离的。医生旁边坐着医士，他一言不发，摆弄着铅笔，感觉像是主考的助手。门诊室总有男女进进出出，门口还站着带枪的看守，这怪状让病人别扭，我想，不会有一个梅毒患者和一个妇女当着挎枪看守和男人的面说出自己的病情的。病人不多。所有人，不论是患萨哈林疟疾、湿疹，还是“心痛”的、装病的，生病的苦役犯全都苦求让他们不干活。送来一个脖子上生脓疮的男孩，需要切开。我要手术刀。医士和两个男人跳将起来，跑出去，不一会儿就返回，递我一把手术刀。手术刀很钝，不过他们告诉我这不可能，因为钳工刚刚磨过。医士和两个男人又跳将起来，两三分钟后又拿来一把手术刀。我切下去，仍旧是把钝刀。我要石灰酸溶液，给是给了，但等了一会儿，看来这种液体这里并不常用。没有盆、没有棉球、没有探管探针、没有像样的剪刀，甚至连水都不够量。

区医院日均就诊患者11人，年均（近5年）2581人，日均住院病人138个。医院有主治医生^[20]和医生各1名，2名医士，1名助产士（负责两个区）和护工，说出来吓人，68人：48个男护工和20个女护工。

1889年该院的开销为27832.96卢布。^[21]据1889年的报告称，法医验尸和尸体解剖3个区共计21起，验伤7起，验孕58起，为法庭判决出具体罚承受力证明67份。

我从上述报告中做了份医疗设备和器材摘录。3个区医院共有：妇科器材1套、喉科器材1套、最高限度体温表2个（均已破碎）、体温表9个（2个破碎）、“高烧”体温表1个，穿刺用套针1只、普拉瓦茨注射器3个（其中1个针头已断）、锡制喷嘴29个、剪刀9把（2把已断）、灌肠管34根、导流管1根、大研钵1只（有裂纹）、磨刀带1条、拔罐14只。

从《萨哈林岛地方政府医疗单位收支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出，3个区在本报告年内的消耗量为：盐酸36普特、氯化石灰26普特、石灰酸溶液18俄磅、Aluminumcrudum56磅、樟脑1普特多、除虫菊粉1普特9俄磅、奎宁皮1普特8俄磅、红辣椒5俄磅、（酒精消耗多少，《统计报告》中未提）、橡树皮1普特、薄荷1普特、山金车1普特、蜀葵根3普特、松节油3普特、橄榄油3普特、橄榄壳油1普特10俄磅、碘仿1普特……除了石灰、盐酸、酒精、消毒和包扎用品，根据《统计报告》，药品消耗总计63.5普特，萨哈林居民倒是可以吹嘘，1889年他们服用了大量药品。

涉及流放犯健康情况的法律条文有两条：1.即使囚犯自愿，亦不予准许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1886年1月6日御批国务会议议案）。2.妇女自怀孕起至生产后40天免于劳动。40天后的哺乳妇女，其劳动强度以不伤害母亲和婴儿为准。女囚的哺乳期为1年半。参见1890年版《流放犯管理条例》第297条。

[1]1874年科尔萨科夫斯克区患病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为227.2∶100。辛佐夫斯基医生《流放苦役犯的保健状况》，载《健康》1875年第16期。

[2]顺便提一句，我在这里看到过这类诊断：诸如哺乳过度、发育不全、心脏的精神疾病、身体发炎、内虚、奇怪的肺炎等等。

[3]关于1868年萨哈林全岛水痘大流行和1858年为异族人种水痘的事都有过记载。吉利亚克人用熬出来的海豹油涂满全身止痒，因为吉利亚克人从来不洗澡，出水痘时就会发痒，俄国人则从来不会这样，麻子就是水痘溃疡留下的。1858年萨哈林出现真正的天花，后果极其严重：一个吉利亚克老人告诉瓦西里耶夫医生，那次死掉了2/3的人。

[6]1889年的7、8、9月，没发生过一例。最近10年间的10月里死于格鲁布肺炎的仅一例，这个月份在萨哈林可以说是最健康的。

[7]顺便提一句，在这份报告里我看到这样的细节：“苦役犯们被处以残酷的树条抽打的惩罚，常常是惩罚之后不省人事地被直接抬到区医院来了。”

[10]梅毒病例最多的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报告解释这是因为此地是相当数量人群的聚集地，包括流放来的囚犯和他们的家属、驻军、各种从业者，以及所有乘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和杜埃的轮船航班来夏季渔猎的人。报告中也列出防治梅毒的措施：1.每月1号和15号苦役犯体检；2.给再次上岛的人体检；3.每周给疑似卖淫的妇女体检；4.跟踪老梅毒患者。然而即便有这些体检和跟踪，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梅毒患者躲过登记。1869年受命在萨哈林给异族人医疗援助的瓦西里耶夫医生在吉利亚克人中没发现梅毒病人。虾夷人称梅毒为日本病。来捕鱼的日本人必须向领事提交他们没染上梅毒的诊断书。

[11]长时间呆在中心监狱和轮船底舱的人容易罹患此病，曾经就有囚犯刚刚上岛就成批得上坏血病。一个作者写道，“‘科斯特罗马号’最近一次运的囚犯到达时都是好好的，现在全部得了坏血病”。《符拉迪沃斯托克

[12]患偏头痛或坐骨神经痛的苦役犯容易被怀疑装病，不会放他去区医院。有一次我看到，一大群苦役犯请求典狱长放他们去区医院，他把他们都拒绝了，并不想区别谁是病人，谁是健康的。

[14]例如，良心谴责、思乡、自尊心持续受挫、孤独和五花八门的苦役犯纠纷……

[15]瓦西里耶夫医生：“吉利亚克人长时间注视雪野的行为，是患眼疾最大的原因……我凭经验知道，连续数天盯牢雪野看会引起眼睛粘膜发炎。”苦役犯们很容易患夜盲。有时候它“空降”给整群人，所以，苦役犯们彼此手拉着手，摸索着走路。

[16]报告者对这些病例的解释是，“派发女流放苦役犯与男流放苦役犯同居，对前者是强迫性的”。有些苦役犯为了不被派去干活而自残，譬如，剁掉自己右手的几根手指。他们装起病来格外聪明，用烧过的硬币烫身体，故意冻伤双脚，将高加索的什么粉末撒在小伤口或抓破的伤口上，让它溃烂、流脓，有一个人还往自己的尿道塞鼻烟等等。最爱装病的是从滨海省流放来的蛮子。

[17]区医院占地面积8574平方俄丈，共有11幢建筑，分为3部分：1.行政楼，内设药房、外科和太平间、4间病房、厨房与妇科在一起，及礼拜堂，这里被称为区医院；2.两幢专收男女梅毒病人的病房，厨房和看守室；3.两幢传染病房。

[18]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包特金（1833-1889），俄国内科学家，俄国内科临床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推测了所谓卡他性黄疸（包特金氏病）的传染性质。——译者

[21]病号服和寝具1795.26卢布，伙食12832.94卢布，药品、外科手术器材2309卢布，委员会和办事处等2500.16卢布，医务人员8300卢布。房屋维修由监狱开支，护工是无偿的。现在请比较一下。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城的地方医院设备极佳，完全合乎科学要求，1893年住院病人日均43人，门诊36.2人（1年13278人），医生几乎每天都做大手术，观察流行病，接待繁杂的挂号等等，这所最好的县医院1893年花掉地方机关12803.17卢布，其中还包括房屋保险和维修的1298卢布，和护工工资1260卢布。（参见《谢尔普霍夫地方卫生医疗组织1892-1893年总结》）。萨哈林的医疗非常昂贵，而区医院用“熏氯”消毒，却没有通风设施，而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医院给病人做的汤非常咸，因为煮汤的原料是腌制品。到现在，似乎“由于餐具不足和未设厨房”，病人的伙食是由监狱大锅饭提供的。（1890年岛长官第66号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