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1868年，著名的委员会指出，萨哈林主要的和特别重要的优势之一，是其岛屿所处地理位置。在被波涛汹涌的大海与大陆隔开的岛上，按计划设立一个巨大的海上监狱并不难：“四面环水，画地为牢”，罗马式流放在岛上成为现实，在这里逃跑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自萨哈林苦役场建立之初，岛屿似乎就是一个quasiinsula。^[1]分隔岛屿和大陆的海峡在冬季的月份里完全结冰，夏天起着监狱高墙作用的海水，冬天则平坦光滑，如田野一般，任何有意愿的人都能步行或坐狗拉橇穿越。甚至夏天海峡也靠不住：在最狭窄的地方，从波戈比角到拉扎列夫角，宽不过六七俄里，而在平静、晴朗的天气，哪怕乘简陋的吉利亚克小船也能划出100俄里。即使在海峡很阔的地方，萨哈林人看大陆亦看得相当清楚，隐隐约约的大陆线，它那起起伏伏的美丽山峦，日复一日诱惑着，考验着流放犯，许诺给他自由和故乡。除了这些自然条件，委员会不曾预见或忽略掉的，是不往大陆逃跑，而是去岛屿腹地，这引起的麻烦不比往大陆逃跑的少，如此一来，萨哈林的岛屿位置倒是辜负了委员会的期望。

然而这个地理位置毕竟有其优势。要跑出萨哈林不容易。逃犯们在这方面本是专家，他们也坦承跑出萨哈林，比逃出诸如喀拉或涅尔琴斯克苦役场难得多。萨哈林的监狱完全是马虎草率和姑息纵容的旧式管理，但照样人满为患，囚犯们并不像典狱长们希望的那样经常逃跑，对典狱长来说，囚犯逃跑是他们最有油水的收入来源之一。现在的官员们也承认，假如不是惧怕自然的障碍，那么，像苦役劳动这么分散，看守如此涣散，岛上就只剩下愿意待在这里的人了，也就是说没人了。

但是，阻止人们逃跑的障碍中，最可怕的不是大海。无法穿越的萨哈林原始森林、群山、经久不散的潮湿、浓雾、人迹杳然、熊、饥饿、小咬、冬季骇人的严寒和暴风雪才是看守真正的朋友。在萨哈林原始森林里，每一步都得跨过堆积如山的枯木、坚硬缠脚的灌木丛和竹子，没腰的泥沼和溪流，赶不完那叮死人的小咬，就算是吃饱喝足的自由人一昼夜也走不到8俄里路，而被监狱折磨得羸弱不堪的人，在原始森林里吃的是烂东西蘸咸盐，分不清东南西北，一般走不到3-5俄里，况且他不能走大路，还得绕远，避开哨卡。逃跑1个乃至2个礼拜，很少有1个月的，他就会被饥饿、腹泻、疟疾折腾都几近衰竭，被小咬叮得体无完肤，双腿浮肿，湿淋淋脏乎乎地一下子就死在原始森林里了，要么拼命往回爬，祈求上帝大发慈悲让他碰上士兵或吉利亚克人，好把他送回监狱。

罪犯想通过逃跑而非劳动和悔悟获救的原因，主要源于他内心尚存的生命意识，因为他不是哲学家，无法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生活得一样好，否则他就不可能也不必要逃跑了。

首先，促使流放犯逃出萨哈林的是他对故乡狂热的爱。听听苦役犯说的，就知道他在老家过得何其幸福，何其快乐！谈起萨哈林，这里的土地、人、树、气候，则是鄙薄的嘲笑、反感和懊恼，反过来在俄国样样美好，事事称心，随便怎么样也想不到在俄国会有苦命人，在图拉或库尔斯克省住着，每天看着俄罗斯木屋，呼吸着俄国的空气，自己当家做主，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上帝，让我们受穷、生病、失明、失聪、丢人现眼，但求让我们死在家里。有个老太太，女苦役犯，曾经给我帮过几天佣，总夸我的箱子、书籍、被子，就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萨哈林的，而是我从这边带去的；每每神职人员到我这里做客，她并不上前祈福，而是看着他们讪笑，萨哈林哪来真正的神甫。对故乡的牵挂表现为时时刻刻伤心动情的回忆，伴和着苦涩的哭诉；要么就表现为无法实现的希望，荒唐到令人震惊，近似发疯；要么就表现为明白无误的癫狂。^[2]

促使流放犯逃离萨哈林，还因为追求自由，在正常条件下，这是人人具备的高尚品质之一。只要流放犯年轻体壮，他就会竭尽全力能跑多远跑多远，逃到西伯利亚或俄国去。通常他会被抓住，受审，发回苦役场，不过这并不那么可怕，慢慢地、一步一步穿越西伯利亚，频频地换监狱、难友和押解人员，在路上的种种历险，这一切自有特别的诗意，毕竟比蹲沃耶沃达监狱或筑路干活更像投奔自由。岁月消磨，信不过自己的双腿，他就跑得近点，逃到阿穆尔省或者哪怕是深山老林，只要远离监狱，看不到可恶的高墙和身陷囹圄的人，听不到镣铐叮当响和苦役犯的说话声。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的流放苦役犯阿尔杜霍夫，一个年届花甲的老头，他的逃跑就是拿上一块面包，把自己的木屋一锁，跑到离哨所不超过半俄里的山上，望着原始森林、望着大海、望着天空，一坐3天，然后回家，拿上食物再上山……以前为此抽打过他，现在他这种逃跑法只是招人笑话。有些人就是想自由自在地逛上1个月、1个礼拜，有些人1天就够。就一天，属于自己的一天。对自由的挂念犹如周期性的暴饮症和癫痫病，把有些人控制住了，听说，每到一定的季节和月份就会发作。有那老实本分的苦役犯每次感觉到要发作了，就将自己逃跑的想法提前报告长官。凡逃跑者不论缘由一般都要处以鞭刑和树条抽打，但是也有人经常由始至终都是不管不顾、没头没脑地突然就跑；有些理智稳重，拖家带口的人，也会不带衣物、不带食物，没有目的、不做计划地逃跑，而且明知会被抓住，冒着失去健康、长官信任、自己相对的自由，有时还有失去薪水的危险，冒着冻死或被枪打死的危险，这种荒谬应该提醒萨哈林的医生们，是他们决定惩罚与否，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罪犯，而是病人。

各式各样逃跑的一个共同原因是终身惩罚。众所周知，在我国流放定居西伯利亚就得永事苦役劳动，被判服苦役，他就被剔除出正常的人群，永无希望重回人间，对于生他养他的那个社会而言，他就好比是个死人了。苦役犯们如此形容自己：“死人爬不出坟墓。”正是这种了无希望和绝望促使流放犯做出决定：走，改变命运，还能坏到哪里去！如果他逃跑，就会说他“转运去了”，如果他被抓回来了，就会这么说：不走运。只要有终身流放，逃跑和流窜就是不可避免的恶习，甚至就像安全阀似的不可或缺。假如有什么东西能剥夺流放犯逃跑的希望——他改变命运、从坟墓里回来的唯一方法，那么他走投无路的绝望，就有可能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肯定是比逃跑更残忍更可怕的形式。

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相信逃跑不难，相信不受惩罚，甚至相信逃跑是合法的，尽管实际上逃跑并不容易，惩罚起来很残忍，并被当作最严重的刑事犯罪。这个奇怪的信念是由几代人培育出来的，早以前逃跑确实非常容易，甚至得到长官的鼓励。如果犯人都不逃跑，那么制衣厂的长官和典狱长就会认为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而犯人们成群结队逃跑时，他们就高兴了。如果在10月1日发冬装之前跑个三四十人，则意味着这三四十件短皮袄就落入典狱长的腰包了。据雅德林采夫说，每次来新人时，制衣厂的长官总会大声嚷嚷：“想留下的来拿衣服，想跑的就算了！”长官本人的所作所为似乎使逃跑合法化了，他的心思影响到西伯利亚所有居民，至今他们都不认为逃跑是罪恶。流放犯们自己说到自己的逃跑也没别的，不过是哈哈大笑，要么就是遗憾没跑成，想要他们悔过或良心不安是白费工夫。在我谈过话的逃犯当中，唯有一个有病的老头，他因为多次逃跑被锁上连车重镣，痛苦地责备自己逃跑，可是谈话中他也不说自己的逃跑是犯罪，而是愚蠢：“年轻时干蠢事，现在该倒霉了。”

逃跑的个别原因不胜枚举：对监狱秩序和伙食恶劣的不满，由于某个长官的残忍，因为懒惰、不会干活、疾病、意志薄弱、被人唆使、喜欢冒险……曾经有苦役犯成批逃跑，就为了“逛逛”海岛，而逛起来就杀人捣乱、制造恐慌、作恶乡里到极点。我要讲的是一个为了复仇而逃跑的故事。列兵别洛夫在抓捕苦役逃犯克利缅科时打伤了他，把他押解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克利缅科康复后又逃跑了，这一次只有一个目的，向别洛夫复仇。他径直跑到哨卡，在那里又落网了。“还是你的人，你真好运。”同伴对别洛夫说。别洛夫把克利缅科押走了。一路上，押解的人和犯人还说着话。时值秋天，刮着风，很冷……他们歇下来，抽口烟。趁当兵的竖起领子点烟的工夫，克利缅科抢过他的枪，将他一枪毙命，然后若无其事地返回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在那里被捕，很快就被绞死了。

还有爱情。流放苦役犯阿尔焦姆，他姓什么我不记得了，20岁的年轻人，在奈布奇给公家看门。他爱上了一个虾夷女子，她住在奈巴河畔一个窝棚里的，听说是两情相悦。不知怎么地他被怀疑偷窃，作为惩罚他被转到科尔萨科夫斯克监狱，那里离虾夷人村庄90俄里，于是他就从哨所逃跑，要去奈布奇跟情人幽会，他不停地跑，直到被枪射中了腿。

还有的逃跑目的是欺诈赚黑心钱。方式一，可谓是对金钱的贪婪与最卑鄙的出卖之结合体，一个逃跑和流窜的老手，在新来的人中间物色谁比较有钱（新来的人差不多都带着钱），然后勾引他一起逃跑。要说服并不难，新来的人跑了，逃犯在原始森林里杀掉他，就回监狱了方。式二，更为普遍，就是为了3个卢布，那是公家给抓捕逃犯的奖励。事先跟士兵和吉利亚克人讲好，几个苦役犯就跑出监狱，在约好的原始森林或海岸边与押解人员碰头，让他们把自己带回监狱，算是抓捕归案，每抓一个逃犯领3卢布奖金，之后，当然是赏钱共享。经常会有一个瘦小枯干的吉利亚克人，全副武装就是根木棍，押着一溜六七个膀大腰圆的逃犯，此情此景看着就可乐。有一次我也看见一个平平常常的士兵押送11个人。

到目前为止，监狱的统计资料里几乎没有逃犯数字。暂且只能说逃跑最多的，是对萨哈林与故乡之间的气候差异最为敏感的流放犯。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高加索人、克里米亚人、比萨拉比亚人和小俄罗斯人。在逃跑或抓捕回来的人员名单上，有时达五六十人，却看不到一个俄罗斯姓氏，总是奥格雷、苏莱曼和哈桑什么的。而且不容置疑的是，无期和长期徒刑的囚犯逃跑的比第三类的苦役犯多；关在监狱里的比散住在外的多；年轻的和新来的比老的多。妇女逃跑的比男人少得多，这也说明对妇女而言逃跑有多困难，此外，在苦役场她很快就有了牢固的依恋，妻子的责任和对孩子的责任阻止她逃跑，不过也有一家人逃跑的。合法夫妻逃跑的比非法的少。在走访木屋时，我问那些女苦役犯，她的同居男人在哪里，给我的回答往往是：“谁晓得他？跑了，没影了。”

除了平民出身的流放犯，逃跑的还有特权阶层出身的流放犯。我在科尔萨科夫斯克警察局翻阅名单时，发现有个过去是贵族的犯人逃跑，这期间又杀了人，被判了80还是90下鞭刑。因杀害梯比里斯文科中学校长而闻名的拉吉耶夫，流放后在科尔萨科夫斯克担任教师，于1890年的复活节当夜逃跑，一起逃跑的还有苦役犯尼科利尼科夫，神甫之子，和3个惯逃犯。复活节之后不久就有传言，好像有人看到3个惯逃犯穿着“家常”衣服沿海岸往穆拉维约夫哨所方向跑，可是拉吉耶夫和尼科利尼科夫已经不跟他们一道了，很明显，惯逃犯们怂恿年轻的拉吉耶夫和他的同伴一起逃跑，在路上杀掉他们，拿走他们的钱和衣物。某大司祭之子^[3]因为谋杀被流放，逃到俄国，在那里又杀人，被遣送回萨哈林。有一天清晨我在矿井旁边苦役犯的人群里看到他，出奇地瘦，拱肩缩背，双目无神，穿着旧薄大衣和破裤子，瞌睡懵懂，被早晨的寒气冻得发抖，他走到跟我站在一起的典狱长面前，脱下囚犯帽，露出了秃头，请求起来。

为了判断什么时间逃跑最多，我借助于找到并记录下来的一些统计数据。1877、1878、1885、1887、1888和1889这些年里，逃跑的流放苦役犯共计1501人。这个数字在各个月份的分布如下：1月117人，2月64人，3月20人，4月20人，5月147人，6月290人，7月283人，8月231人，9月150人，10月44人，11月35人，12月100人。如果画一条曲线，其高点在夏季月份和冬季的严寒月份。显然，逃跑的最佳时机是天气暖和，在监狱外面干活，鱼洄游期，可以在原始森林里采浆果；而对移民流放犯来说则是收完土豆，接着大海结冰，萨哈林不再是岛屿的时候。夏季和冬季逃跑人数增多是因为春秋航班运来了新犯人。三四月份逃跑的人最少，因为这两个月河流解冻，无论在原始森林，还是在移民流放犯那里都搞不到食物，移民流放犯在春天也已经吃不上面包了1889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逃跑的犯人占到其年平均收监人数的15.33%，既有看守，又有武装警卫把守的杜埃和沃耶沃达监狱占6.4%，特姆斯克区监狱占9%。这些统计数据是一年期的，而倘若从现有苦役犯在岛上逗留的全部时间计算，那么逃跑的人所占总数的比例将不少于60%，即您在监狱里或大街上看到的每5人中，可能就有3人逃跑过。与流放犯们的谈话留给我的印象是：所有人都逃跑过。绝少有谁在自己的苦役刑期内没给自己放过假。^[4]

苦役犯一般是在被遣送萨哈林的轮船底舱、监狱里或阿穆尔河的驳船上，就已经在动脑筋逃跑了，已经逃出苦役场的逃窜老手，一路上都在给新人们介绍岛屿的地理状况，萨哈林的体制，监狱管理，以及从萨哈林逃跑带来的甜头和苦头。假如在监狱转押及后面乘船的过程中，逃犯与新犯人是分开关押的，那么新犯人可能就不会那么急于逃跑了。新犯人通常会很快，甚至一下船就刻不容缓地逃跑。1879年，在轮船到达的第一天，一下子就有60人杀了押解士兵跑了。

要逃跑完全无需像柯罗连科在他优秀短篇小说《库页岛上的人》^[5]中描写的那样，做什么准备和预防措施。逃跑被严令禁止，长官已不再鼓励，但是，当地监狱生活、监狱管理和苦役劳动的条件，乃至地域本身的特点，导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杜绝逃跑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今天不能从敞开的大门跑出监狱，那么明天还可以从二三十人只有一个士兵监管的原始森林干活的地方跑掉，在原始森林里没跑的人，会等上两三个月，等到去给哪个官员做仆人，或者给移民流放犯帮工的时候，再跑也不迟。五花八门的预谋、蒙骗长官、撬锁挖洞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只是那些为数不多的镣铐犯、坐单人监的和沃耶沃达监狱的人才需要做，或许还有在矿场干活的那些人，因为从沃耶沃达监狱到杜埃矿场差不多全线都有卫兵站岗和巡逻。在这里逃跑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不过可乘之机总归天天有。乔装、易容和搞乱七八糟花招把戏逃跑往往多此一举，只有像金小手那样的冒险家和爱好历险的人才会做，她逃跑时就化装成了士兵。

逃犯大部分都向北跑，去海峡波戈比角和拉扎列夫角之间最窄的地方，要不再往北一点：那里荒无人烟，容易躲过边境哨兵队，可以从吉利亚克人那里搞到小船，或自己扎筏子划到对岸，如果是冬天，天好的时候走过去两个小时足够了越。往北渡海，就越靠近阿穆尔河口，就意味着死于饥饿和寒冷的危险越小，阿穆尔河口附近有很多吉利亚克人的村子，离尼古拉耶夫斯克不远，再过去是马林斯克、索菲斯克和哥萨克兵站，那边每到冬季都要雇工，听说那里甚至在官员中也有人会留宿可怜的人，给他们一口饭吃。有的逃犯不知道哪边是北，转来转去的又回到原地。^[6]

有不少逃犯试图在监狱附近横渡海峡。为此需要非凡的勇气和特别的运气，重要的是需要无数次地累积经验，知晓向北穿越原始森林有多困难和玩命。从沃耶沃达和杜埃监狱逃跑的惯逃犯，往往是逃跑的第一天或第二天就赶紧下海了。这里面不带任何风暴和危险的考虑，唯有对追捕本能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求：哪怕淹死，总归是自由的。一般他们在杜埃以南5-10俄里的地方下海，往阿格涅沃方向去，他们在这里扎筏子，急忙划向雾锁的海岸，那里跟他们之间隔着六七十海里狂风大浪、寒冷刺骨的大海。在我逗留期间，沃耶沃达监狱的逃犯普罗霍罗夫就是这么跑的，他就是梅利尼科夫，我在上一章里说到过他。^[7]还有乘小型平底驳船和干草筏子渡海的，可是大海每一次都无情地将这些渡海工具不是打碎，就是抛回岸上。

有过一次，苦役犯坐上矿业部门的快艇出逃。^[8]苦役犯们还乘他们装卸的轮船逃跑。1883年，弗兰兹·济兹躲进“凯旋号”轮船的煤仓逃跑，当他被发现，从煤仓里拖出来时，他对所有的发问只回答一句话：“请给我水，我5天没喝水了。”

好不容易跑到大陆，逃犯们一路向西，乞讨糊口，能帮工就帮，有得偷就偷，他们偷牲畜、蔬菜、衣服，一句话，凡是能吃能穿能卖的都偷。他们被抓住后，在监狱先要关很久，判决完带上骇人的判决书被遣送回去。不过正如读者通过法律程序所知道的，还是有许多人跑到了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甚至跑回老家。巴列沃村的面包师傅戈里亚奇傻头傻脑的，有什么说什么，看得出来人蛮善良，他给我讲过，他怎么回到家乡，见到了妻子和孩子们，又怎么再次被流放萨哈林，在这里第二次刑期都快服满了。据说，报纸上也登过，好像有美国的捕鲸船在收留苦役逃犯，将他们带往美国。^[9]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不过我并未听说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在鄂霍茨克海作业的美国捕鲸船，很少驶近萨哈林，而就在他们驶近的时候，在人迹杳然的东海岸找到逃犯的可能性更少。按照库尔布斯基先生所说（《呼声》1875年第312期），在密西西比河右岸的印第安区，来自萨哈林的苦役犯成群结伙的。这些人即便真的存在，也不会是乘捕鲸船去的美国，而可能是经日本过去的。不管怎么说，不往俄国跑，而是去国外，尽管少，但还是有的，这毫无疑问。早在1820年代，我国的苦役犯从鄂霍茨克盐场逃去的“温暖地方”，就是南美洲的南三明治群岛。^[10]

对苦役逃犯的极度恐惧，也说明为什么惩罚逃跑如此严酷。每逢有某个出名的逃犯从沃耶沃达监狱或镣铐室里逃跑了，关于此事的传言不仅给萨哈林人，也给大陆居民带来恐慌，据说，有一次布洛哈^[11]跑了，传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引起如此大的恐慌，以至于当地警察局长认为有必要拍电报询问：属实否，布洛哈逃跑？^[12]越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主要在于：其一，助长逃跑之风；其二，几乎置每个逃犯于非法处境，此时的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不再犯罪。惯犯中最多的是逃犯，迄今为止，发生在萨哈林的最恐怖最凶残的罪行都是逃犯所为。

当前，防止逃跑的主要手段是惩罚。该方法使逃跑数量减少，但效果有限，而惩罚即便达到其理想的完美状态，终究不能杜绝逃跑，惩罚是有限度的，一旦过度惩罚便不再有效。众所周知，苦役犯在哨兵向他瞄准时，仍然会跑，无论是九级风暴，还是相信自己会葬身大海，都挡不住他逃跑。而过度使惩罚方法本身成为逃跑的原因。譬如，对逃跑更吓人的惩罚是在原有的刑期上再加几年苦役，使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犯人增加，因此使逃跑的数量有所增加。总而言之，惩罚的方法在与逃跑的斗争中没有前途，它与我们的法律宗旨大相径庭，法律视惩罚首先为改造手段。一旦监狱管理人员的全部精力日复一日仅仅消耗在设置如此复杂的规则防止逃跑，那么何谈改造，这只能让囚犯变成野兽，监狱变成兽笼。况且惩罚方法并不合乎实际：首先它给无辜者以压迫感；第二，囚禁在密不透风的监狱、各种各样的单人牢房、黑牢里，戴镣铐和连车重镣，使人丧失劳动能力。

所谓人道的方法，是改善囚犯的生活，不管是多给一块面包，还是给予美好未来的希望，都会减少逃跑。有例为证：1885年移民流放犯逃跑25人，而1887年，1886年丰收之后，仅逃跑7人。移民流放犯逃跑的比苦役犯少很多，流放犯出身的农民根本没有逃跑的。科尔萨科夫斯克区逃跑的最少，因为这里的收成比较好，囚犯中短期徒刑的占多数，气候温暖些，比北萨哈林更容易取得农民身份，苦役期满之后，不必为挣口面包再下矿井。囚犯越容易过活，他逃跑的危险就越小，由此可以认定，类似改良监狱秩序、修建教堂、兴办学校和医院、保障流放犯的家庭生活和工钱等等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如我所说，士兵、吉利亚克人及任何人每抓捕一名逃犯可得公家3卢布奖金，这笔奖金对饥饿之人无疑是挡不住的诱惑，有助于增加“活捉、找到死的和打死”逃犯的人数，然而这一帮助根本不能抵偿3卢布唤醒的岛民心里的恶本能所造成的危害。像士兵或遭劫的移民流放犯那样的人，没有3卢布照样得抓逃犯，而没有义务或需要的人抓逃犯，却是出于私利，抓捕因此成为一种下流的行当，而这3卢布恰恰纵容了这种卑鄙的特性。

根据我现有的资料，1501个逃犯中被抓捕和自首的苦役犯有1010人，发现时已死亡和被打死的40人，下落不明者451人。如是，萨哈林尽管有其岛屿优势，所有逃犯中失踪的达1/3。在我摘录这些统计数字的《公报》里，自首者和被抓捕者的数字是一样的，发现时死亡的和被打死者的数字是合在一起的，故而给抓捕者发放的奖金数目，以及死于士兵枪下逃犯的比例，就不得而知了。^[13]

[2]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官员和水手当中乡愁很普遍，我本人就在那里看到过两个发疯的官员，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军乐队队长。如果这种事在自由人和生活在相对健康环境里的人中间都不鲜见，那么在萨哈林，可想而知该有多常见了。

[3]指的是流放苦役犯科马罗夫斯基。博得杜埃矿业工程师同居女伴的信赖，科马罗夫斯基乘一艘英国船逃到英国，从那边偷偷潜回祖国，重新被抓进监狱，又逃跑两次和杀人，被再判服苦役。（П.叶廖明注）

[4]记得我有一次乘快艇上轮船，正赶上一只驳船驶离船舷，上面坐满逃犯，有些人阴沉着脸，有些人哈哈笑着，其中一个人没有了双腿，冻掉了。他们是从尼古拉耶夫斯克遣送回来的。看着驳船上挤挤挨挨的人群，我就想象得到，还有多少苦役犯在大陆和岛上流窜！

[5]该短篇小说柯罗连科作于1885年，俄文名为《索科林人》，为方便阅读，此处仍沿用中国的旧译。——译者

[6]有一次逃犯们在杜埃偷了一个指南针，以便找得到北和避开波戈比角旁边的哨卡，指南针偏偏把他们指到哨卡去了。我听说，最近苦役犯们为了不走警卫森严的西海岸，已经开始尝试另一条路，即往东方，去内斯基湾，从那里沿鄂霍茨克海岸向北去马德利特和伊丽莎白角，再往南横渡到海峡对面的普龙格角。据说这条线路就是赫赫有名的波戈丹诺夫选定的，他在我到达前不久逃跑了。不过这未必是真的。不错，在整条特姆河沿岸都有吉利亚克人的小路和窝棚，可是绕开内斯基湾，道路更长更难走。应该记得，波利亚科夫从内斯基湾南下时遭了多少罪，就认清了从这个海湾向北旅行的全部危险。关于逃犯们有多可怕，我已经说过。逃犯们，尤其的惯逃犯，慢慢习惯了原始森林和冻土地带，他们的脚适应了，有些人甚至边走边睡，也都不稀奇了。人家跟我说，从滨海省流放到萨哈林的中国流窜犯“红胡子”逃跑时间最长，因为他们可以整月只吃根茎和草。

[7]1886年6月29日，军舰“通古斯号”行驶至距杜埃不到20海里时，发现海面上有个黑点，靠近后看到，4根原木扎起来的筏子上面坐着两个人，正往哪里划着，身边的筏子上放着一桶淡水、一块半大圆面包、斧头、大约一普特面粉、一点大米、两根油脂蜡烛、一块肥皂和两块砖。等把他们弄到甲板上一问，原来他们是杜埃监狱的囚犯，17日跑出来的（就是说已经逃跑12天了），他们正往“那里，俄国划去”。两个小时后刮起九级风暴，军舰无法靠岸。试问，假如逃犯们没被弄到船上，在这种天气他们又将如何呢？

[8]1887年7月，“季拉号”轮船在杜埃锚地装煤，平时煤都是由汽艇拖曳的驳船运到轮船，傍晚时风变大了，刮起九级风暴，“季拉号”无法抛锚，并驶往德-卡斯特利湾。驳船被拖到杜埃附近的岸边，快艇则开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躲进那里的河汊里。夜里，天气稍微平静一些时，快艇上的苦役犯仆役交给看守一封伪造的杜埃拍来的电报，命令快艇马上出发抢救载人的驳船，好像驳船已经被风暴卷离海岸了。看守没怀疑到这是骗局，放快艇离开码头。不过，快艇没有向南去杜埃，而驶向北方。快艇上有7个男人和3个女人。临近早晨天气变得更坏。在霍埃角附近快艇的机器进了水，9人被淹死，尸体卷上岸，唯独快艇的舵手抱着一块木板得救。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姓库兹涅佐夫，现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的一个矿场给矿山工程师做仆役，他给我上过茶。这个40岁左右的男人强壮，皮肤黝黑，相当英俊，看得出来，还高傲野蛮，他让我想起《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中的汤姆·艾尔顿。

[10]顺便说一个有趣的事件。1885年在日本报刊上登载新闻，说札幌附近有9个外国人遭遇失事。政府派官员前往札幌帮助他们。外国人尽力向来人解释，他们是德国人，他们的纵帆船失事了，他们被救到一条小船上。之后他们从札幌被带到函馆，在那里分别用英语和俄语跟他们交谈，但是他们一种都不懂，只是一个劲地回答“日耳曼、日耳曼”。不知怎么找出了船长，给他地图，请他指出失事地点，他用手指在地图上划拉了好久都没找到札幌。他们的回答根本弄不明白。当时在那里停泊着我国的巡洋舰，总督向舰长求助，给一个德语翻译。舰长派大副去了。怀疑到他们就是不久前逃到克里利翁灯塔的萨哈林苦役犯，大副使了一技：他让他们排成一队，用俄语命令：“向左向后转——走！”其中一个外国人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立刻就执行了命令，就这样弄明白了这些聪明绝顶的奥德修斯的民族。

[11]关于绰号叫布洛哈的苦役犯，监狱的长官费尔德慢回忆到：“他阴森、孤僻、残忍、狡猾，可是他在跟契诃夫交谈时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当时在他的话音中，我们听到了在这个衣冠禽兽身上料想不到的语调。”（《契诃夫在萨哈林》，《文学遗产》第68卷第596页）。（П.叶廖明注）

[12]这个布洛哈由其数次逃跑和逃跑期间杀害了许多吉利亚克人家庭出名。目前他被戴上手铐脚镣囚禁。总督与岛长官巡视镣铐犯时，岛长官下令打开布洛哈的手铐，并让他承诺不再逃跑。有趣的是，这个布洛哈居然被当作诚信之人。每每鞭挞他时，他高呼：“使劲打，大人！使劲打！我活该！”很有可能他会遵守自己的诺言。苦役犯们都喜欢诚信的名声。

[13]根据《流放犯管理条例》规定，逃跑和暂时离开、逃跑出西伯利亚和没跑出西伯利亚、包括是第一次逃跑，还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以此类推，惩罚的程度各个不同。如果苦役犯是在3天内被抓住或在7天内自首，就认定他是暂时离开而非逃跑。对移民流放犯这个期限前者增加到7天，后者增加到14天。逃出西伯利亚比在西伯利亚境内逃跑是较重的犯罪，惩罚更严厉，做此区分大概是考虑到，在欧洲部分的俄国逃亡，比在西伯利亚省内会招致更多的恶念。对逃跑的苦役犯最轻的惩罚是40下鞭笞和增加苦役劳动刑期4年，最重的是100下鞭笞，无期苦役，3年连车重镣，20年考验期。参见1890年出版的《流放犯管理条例》第445、44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