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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居民——驻军下层——监管官——知识者阶层。
士兵被称为萨哈林的“先锋”，因为他们在设立苦役场之前就驻扎在这里了。自1850年代占领萨哈林起，差不多直到1880年代，除了承担条例规定的任务外，他们还要完成现在由苦役犯做的一切工作。萨哈林那时是荒岛，没有居民，没有道路，没有牲畜，士兵们必须盖营房和住房，开辟林间通道，自己搬运物资。如果萨哈林有工程师或学者出差来，就会派几个士兵给他当马使。矿业工程师写道：“我在萨哈林的原始森林深处走着，骑马和驮运物资想都别想。即便步行，萨哈林那些布满倒伏的树木和长满当地竹子的陡峭山峦，我也是艰难地爬过去的，就这样我步行了1600多俄里。”而士兵们跟在他后面，还背着他的辎重。
数量不多的士兵分布在西海岸、南部海岸和东南部海岸，他们的驻地叫哨所，现在已经被废弃和遗忘了，当时这些哨所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村落，被看作是给未来移民区下的定金。在穆拉维约夫哨所驻扎了1个步兵连，在科尔萨科夫斯克驻扎着西伯利亚第4营的3个连，其余的哨所，如马努或索尔杜奈，每处仅6个士兵。6个人，距离自己的连队数百俄里之遥，由一个士官甚至老百姓指挥，完全过着鲁滨逊式的生活。荒野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夏天，如果哨所是在海岸边，会有船来给士兵们送给养，冬天会有神职人员来给他们“斋戒”，他穿着裘皮袄和裘皮裤子，样子更像吉利亚克人，而不像神甫。[1]能让生活不一样的唯有不幸：要么士兵乘草筏子溺海了，要么被狗熊侵扰了，要么被雪埋了、被逃犯袭击、染上坏血病……要么待在雪封的棚屋里百无聊赖，要么在原始森林里行走，开始“滋事妄为、发酒疯”，要么小偷小摸、盗用军需物资，要么因为不尊重女苦役犯受审。[2]因为打杂士兵无暇学习军事，学过的也忘记了，军官也跟他们一样疏于此道，战斗力让人哭笑不得，每回检阅都混乱不堪，引起长官方面的不满。[3]职责繁重，下岗之后立即去押解，押解完再上岗，或者去刈草，或者去给公家卸货，白天黑夜没得休息。住宿的地方拥挤、潮湿、肮脏，跟监狱没什么两样。到1875年，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的警卫就住在流放苦役监狱里，军事警卫室也在这里，像又脏又暗的狗窝。辛佐夫斯基医生写道，“也许对流放苦役犯而言这种简陋的环境或可视之为惩罚手段，可是警卫士兵何辜之有，凭什么他就该不清不白地遭受同样的惩罚呢”。他们吃得也很差，跟囚犯吃的一样，衣着破旧，因为像他们那样干活，衣服不够穿了。士兵们在原始森林里追捕逃犯，特别费衣服和鞋袜，有一回在南萨哈林他们自己被人家当成逃犯，招来射击。
目前，守岛的军事力量有4支部队：分别驻扎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杜埃、特姆斯克和科尔萨科夫斯克。到1890年1月，所有部队共有士兵1548名。士兵们仍旧担负着超过他们体力智力负荷，军事条例中没有的繁重劳动。不错，他们是已经不再去森林里开路，不盖营房，然而，跟过去一样，下岗或下操之后，士兵们还是不得休息：他马上被派去押解、或刈草、或追捕逃犯。从事生产也需要大量士兵，因此押解人手老是嫌不够用，警戒岗无法三班倒。8月初我在杜埃时，杜埃部队派60人去刈草，其中一半人是步行109俄里去的。
萨哈林的士兵身材矮小，沉默寡言，服从命令，头脑清醒；醉酒熏熏的士兵在大街上吵闹，我只在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看到过。士兵很少唱歌，永远都是那首：“十个少女，我只要一个，少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少女们进林子，我就在后面追”，欢快的歌儿，他却唱得那么落寞，听着他的歌声，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对萨哈林的角色愈发不忍目睹。他驯顺地承受一切艰难困苦，漠视时常威胁他生命和健康的危险。但他粗鲁、愚昧、头脑简单，由于不得空闲，无法深刻体会军人的义务和荣誉，因此常常犯错误，使他成为秩序的敌人，他原本监守和抓捕的那种人。[4]一旦他被委以力所不及的职务，如监狱看守，这些欠缺更加暴露无遗。
根据《流放犯管理条例》第27条，在萨哈林，“监狱监守人员由看守长和看守组成，每40个苦役犯配一个看守长，每20个苦役犯配一个看守，人选每年由监狱管理总局确定”。3个看守，1个看守长和2个看守，负责40人，即每人监管13人。设想一下，13个人干活、吃饭、待在监狱里等等，如果监管者是个善良和称职的人，排在他上面的是典狱长，典狱长上面有区长等等，那就可以放心，一切都非常顺利。而实际上监狱的监守至今仍然是萨哈林苦役场问题最大的地方。
目前，萨哈林有看守长将近150人，看守多一倍。看守长由识字的当地驻军退役的士官、列兵和平民担任，不过平民极少。看守长中的现役士兵占6%，但是担任看守的差不多都是当地驻军派遣的列兵。在现有看守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条例》准许任用当地驻军士兵补充看守职位，结果是原本连押解都不能胜任的年轻的西伯利亚人，却被委以监守之责，不错，只是“临时”和“急需”，然而这个“临时”已经持续了10年，“急需”却越需越多，因此当地驻军的士兵已经占到看守总数的73%，谁都不能担保，过两三年这个数字达不到100%。必须指出的是，派去做看守的不是最好的士兵，因为驻军长官鉴于军情需要，打发来监狱的都不是强兵，好兵都留在部队了。[5]
监狱里看守很多，却没有制度，看守们就是行政当局的麻烦，对此岛长官本人就可以证明。他几乎每天都在下达处罚看守的命令，降职或干脆开除：这个是因为不靠谱和玩忽职守，另一个是因为品行不端、搞邪门歪道和智能低下，第三个是因为盗窃和藏匿国家军需食粮，第四个窝赃，第五个是因为派他去驳船，他非但不维持秩序，反而带头偷驳船上的核桃，第六个偷卖公家的斧头钉子，第七个是因为一再侵吞公家的牲畜饲料，第八个是因为乱搞女苦役犯。从命令中我们得知，一个列兵看守长在监狱执勤时，拔掉钉子爬进女监的窗户，企图行苟且之事，还有一个看守长，执勤时半夜三更把一个列兵看守放进单人女牢房。看守们的放浪形骸不仅限于拥挤的女监和单人牢房，我在看守们的寓所里就看到过一些半大的女孩子，问她们是什么人时，都回答：“我是同居的。”你若走进看守的寓所，往往是又壮又肥的看守，敞着背心坐在桌旁“吃”茶，脚上崭新的皮靴咔咔作响，窗边站着个14岁的小姑娘，面容憔悴，萎靡不振。通常他会自称是士官、看守长，说她是苦役犯的女儿，16岁，他的同居女伴。
看守们在监狱执勤时，听任囚犯们赌牌，自己也跟着一起赌，他们伙同流放犯酗酒，倒卖食用酒精。在命令中我们能看到当着苦役犯的面滋事、抗命、跟长官狂发酒疯这类事件，还有的用棍棒暴打苦役犯的头，致其受伤。
这些人粗鲁，智能低下，跟苦役犯酗酒赌牌，乐于跟女苦役犯耍酒疯，无组织无纪律，玩忽职守，真真是威风扫地。流放犯不尊重他们，对他们爱答不理的。在流放犯眼里他们是“面包匠”，跟他们说话都称“你”。行政当局也从不过问，或设法提高其威信，大概是人为过问亦无济于事吧。官员们跟他们说话也“你”、“你”的，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一点不避讳苦役犯。时不时就听到：“你个傻瓜，看什么看？”要么是：“什么你都不懂，笨蛋！”此地对看守的不尊重还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委以“与其职位不相称的职务”，说白了就是给官员当仆从。特权阶层出身的看守似乎羞于自己的职务，想方设法在自己那一伙中出人头地，譬如，有人将肩上的绶带加宽，有人带军官的帽徽，还有人，身为十四等文官，在文件中不称自己为看守，而称“劳务和劳工负责人”。
既然萨哈林看守从来说不上对监守宗旨有理解，时光荏苒，根据事物的自然规律，监守本身就会慢慢收缩到今天这种状态。现在，监守的全部工作是：列兵坐在牢房里，看着他们，“不许喧哗”，以及给长官打小报告。在干活的地方，他佩着手枪，幸运的是他不会开枪，还佩着战刀，刀也很难拔出刀鞘，他站在那里，事不关己地看人干活，抽着烟，百无聊赖。在监狱里他就是个开门关门的仆役，在干活的地方则是个多余人。尽管每40个苦役犯就配3个看守，1个看守长和2个看守，但看到的则永远是四五十人在干活，却只有一人在监守，甚至根本没有监守。如果3个看守中有一个在岗，那么另一个就站在公家的店铺旁边，向过往的官员们致敬，第三个则在谁家的门厅里厮混，要么没来由地在区医院门诊室的门口立正站着。[6]
简略谈谈知识阶层。他们出于职责感和忠诚感而训示他人，能够时时刻刻强迫自己克制住由职务带来的厌恶和恐惧，如微薄的薪俸、寂寞、经年累月近距离接触光头、镣铐、刽子手、算计、斗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在对周围恶势力斗争上的无能为力，这一切，总是与极其沉重与厌烦的苦役流放管理的职务相伴而生。过去，在苦役场服务的人，多半浑浑噩噩，不求上进，头脑迟钝，他们无所谓在哪里服务，只要有饭吃有酒喝，有觉睡有牌打就行了；正派的人来这里则是情非得已，之后一有可能便弃职而去，否则就酗酒，发疯，自杀，要不就慢慢地被环境拖进其吸血鬼般的泥淖，于是他们也开始偷盗，残忍地挥舞着鞭子……
如若根据官方的报告和报道来看，那么在1860、1870年代，萨哈林的知识阶层毫无道德可言。在当时的官员统治下，监狱成了妓院赌馆，它使人荒淫腐化，让人血冷心硬，也令人在鞭子下丧命。个中最扎眼的官员是某少校尼古拉耶夫，任职7年的杜埃哨所前长官。他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他是农奴出身，这个粗鲁、没教养的人何才何能以至得到少校军衔，无稽可查。曾经有个记者问过他，是否去过岛屿中部，在那里看到些什么，那少校答道：“山与河谷一起，河谷还是和山一道，都知道土火山喷出来的。”问他熊葱是什么东西时，他回答：“首先那不是东西，而是植物，其次是非常有益的、好吃的植物，肚子吃了会胀，真的，可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太太不住身边。”他用木桶换掉运煤的推车，在木台上滚动起来更方便，他把犯错的苦役犯塞进这些桶里，命令人在河岸上滚。“把这可怜的滚上一个小时，你看着吧，他就听话了。”他用赌博教士兵数数，“不会数数的士兵必须付一个10戈比银币，付了一回，再付一回，就明白不合算了。看着吧，就会大力学数数，而且一个礼拜就学会了。”类似的荒唐事在杜埃的士兵中间影响很坏：他们曾经卖枪给苦役犯。有个苦役犯被惩罚之前，少校就先跟他说，你活不了了，结果，罪犯一被惩罚完马上就死了。尼古拉耶夫少校在这件事之后被送上法庭，被判服苦役。
如果找哪个老移民流放犯问问，他在岛上见没见过好人，他会先沉默片刻，好像是在回想，然后才回答：“什么都有。”哪儿都不像萨哈林这儿，将旧事遗忘得如此之快，也是因为流放犯人口流动太快，每5年这里就大换一次，再就是多少也因为本地行政机关里没有正规的档案。20-25年前的事情就算很久以前了，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得以保全的仅有一些建筑物，安然无恙的唯独米克柳科夫一人，记忆犹新的是那十几二十条趣谈，以及当不得事的一堆数字，因为当时没一个行政机关知道岛上有多少囚犯，跑了多少，死了多少等等。
萨哈林的“史前”时期持续到1878年，当时滨海省流放苦役负责人一职任命给了尼古拉·沙霍夫斯基公爵，一个出色的行政官员，聪明诚实的人。[7]他身后留下来的《萨哈林岛体制论》，在很多方面具有样本意义，现藏于岛长官府。他更是一个书斋式的工作者。在他主事期间，囚犯的处境跟他之前的一样恶劣，不过，他与上下级交流的观察，他特立独行和开诚布公的《体制论》，毋庸置疑开了新的、良好的风气之先。
1879年志愿商船队开始运行，萨哈林的职务渐渐地由欧洲部分的俄国人担任。1884年，萨哈林实行新政，导致人潮汹涌，或按当地人说的，新人云集。[8]现在，萨哈林有3个县级市，居住着官员和军官及家属，社交圈里各色人等一应俱全，且都有文化，譬如，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1888年由业余爱好者演出《结婚》一剧，也是在这里，官员和军官们相约将盛大节日时礼尚往来的钱用于捐助贫穷的苦役犯家属和孩子们，在名单上签字的达40人之多。萨哈林的社交圈给外来者的印象很好。他们热心好客，方方面面都不输于国内的县城，在东部海岸一带，他们最为活跃和有趣，至少官员们都不愿意调走，譬如说，调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或德卡斯特里去。然而，犹如每每鞑靼海湾刮起强风暴，水手们就说那是中国海和日本海上风暴的回声一样，这个社交圈的生活里不时回应西伯利亚刚刚过去的和新近发生的。那么1884年改革后，都有哪些好佬来这里任职的呢？从撤职、送审，以及关于扰乱职责到“无耻淫秽”地步的官方通报（1890年第87号令）里就看出来了，或者从趣闻轶事里面亦有所得知，譬如苦役犯佐洛塔廖夫的故事。他是个有钱人，跟官员们拉帮结伙，纵酒作乐、赌牌耍钱，这个苦役犯的妻子撞见他与官员鬼混，就大骂他，说那是一帮会让他道德败坏的人。即便现在也看得到官员们无缘无故伸手就打人，用拳头打苦役犯的脸，[9]哪怕他是特权阶层出身；他们还命令匆忙中没脱帽的人：“去典狱长那里告诉他，让他给你30鞭。”在监狱里，迄今为止仍旧这么混乱，两个犯人将近一年被当作失踪，与此同时他们就在监狱搭伙吃饭，甚至还被派去干活（1890年第87号令），并非每个典狱长都确切知道，当时当地在他管辖的监狱里有多少囚犯，多少是实实在在搭伙吃饭的，多少逃跑了，等等。岛长官本人认为，“就所有管理部门而言，感觉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的体制状况问题严重，需要做许多严肃认真的优化”，至于个人政务，则文书的权限过大，他们“发号施令却无人监管，在某些事情上弄虚作假”（1888年第314号令）。[10]关于此地刑侦部门的糟糕状况我将另行撰述。邮电所待人粗鲁，黎民百姓要在电报到达三四天后才能拿到，报务员没有文化修养，电报内容无秘密可言。我没收到过一封电报不是错得离谱的，有一次我的电报里居然夹进来一段别人的电报，我为了还原两封电报的内容，要求检查一下错误，结果被告知，这么做可以，但是我得付钱。
在萨哈林新史中，引人注目的角色是最新人物的代表，台尔日莫尔达和伊阿古[11]的混合体，这些先生们对下，除了拳头、鞭子和谩骂，不知有其他方式；对上则文质彬彬，甚至自由主义化。
不过，无论如何，“死屋”不再。[12]在萨哈林，我在机关里管理和工作的知识者中间，就遇到过理智、善良和高尚的人们，有他们在，就保证昔日不会重来。现在已经不会把苦役犯装到木桶里去滚，不许鞭挞人或致人自杀，否则就会引起当地社会的强烈反响，会在阿穆尔、在西伯利亚引发非议。每一起恶行迟早都会曝光，暗箱中的奥诺尔案件被公开就是证明，该案件曾被千方百计捂着，引来訾议纷纷，最后还是由萨哈林的知识者诉诸报端。好人好事已不鲜见。不久前雷科夫斯科耶的一位女医士去世了，她在萨哈林服务多年，只是为了一个信念——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受苦受难的人们。我在科尔萨科夫斯克时，一天有个苦役犯乘着草筏子被大海卷走了，典狱长Ш少校冒着风暴驾快艇冲到海上，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从傍晚到深夜2点逡巡在黑暗的大海上，直到将苦役犯从草筏子上救起来。[13]
1884年的改革显示，流放移民区的行政人员越多越好。复杂而分散的政务需要庞杂的机构和大量的人手。不能让鸡毛蒜皮的事情耽误了官员们的大事，现在即便岛长官也没有秘书和随时听他调遣的官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签署命令和文件，这种繁杂、细碎的文牍工作几乎占用了他必须视察监狱和村落的全部时间。区长们除了主管警察局，还得自己给女人们发口粮，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视察等。典狱长及其助理负责刑侦和警务。在这种条件下，萨哈林的官员要么如人所说，工作过量到头脑发昏，要么就把手一挥，将自己分内的文字工作交给苦役犯文书，更多时候就是这么做的。在地方机关里，苦役犯文书不仅抄抄写写，而且自己起草重要公文。因为他们往往比官员，尤其是新手更有经验更有活力，结果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承担了全部的文档工作，汇报工作甚至刑侦工作。多年以来，由于无知无礼或敷衍塞责，文书将文档工作搞得乱七八糟，因为唯有他一人能厘清，那他就变得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故而长官们，甚至最严厉的长官离开他的侍奉，业已无所适从了。要甩掉这么个全能的文书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他的位置安排一到两个真正的官员。
哪里的知识者多，那里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舆论，形成道德监督，对每个人提出道德要求，离开这些要求，谁都无法不受惩罚，哪怕他是尼古拉耶夫少校。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里的职务会逐渐褪去其令人难过的特点，发疯、酗酒和自杀的比例也会降低。[14]
【注释】
[1]这指的是西梅翁·卡赞斯基神甫。（П.叶廖明注）
[2]在科尔萨科夫斯克警察局，我看到下面这份1870年的“索尔图奈河普佳京斯基采煤场哨所驻军名单”：
瓦西里·韦杰尔尼科夫——代理上士，鞋匠兼面包师和伙夫。
鲁卡·佩尔科夫——因为玩忽职守被撤销上士军衔，因为酗酒闹事被逮捕。
哈里顿·梅利尼科夫——从未犯错误，但是懒惰。
叶夫格拉夫·拉斯波波夫——白痴，什么都不会。
格里高利·伊万诺夫和费多尔丘克·洛科夫——偷钱，在我管辖期间滋事，发酒疯和不服从命令。
萨哈林岛普佳京斯基采煤场哨所负责人，省秘书Ф·利特克。
[3]1885年将军掌管萨哈林部队期间，曾向一个狱警发问：
“你的手枪是干吗用的？”
“制服（驯服）流放苦役犯的，大人！”
“射击这个木桩。”将军命令。
这时出现一阵大大的慌乱。士兵无论如何都没法把枪从枪套里拔出来，靠旁人帮忙才搞定，拔出来后他又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于是命令取消，否则他的子弹可能不是射向木桩，而是随便射向人群了。《喀琅施塔得通报》1890年第23期。
[4]在沃耶沃达监狱，有人让我看一个苦役犯，他原来是狱警，在哈巴罗夫斯克帮囚犯逃跑，自己也跟他们一起逃跑了。1890年夏天雷科夫斯科耶监狱里关押一个自由民妇女，被控纵火，她隔壁单人牢房里的囚犯安德烈耶夫打小报告说，他夜里常常被狱警们搞得睡不着觉，他们时不时地来找这个女人，动静很大。区长命令将她的单人牢房加锁，钥匙放她本人那里。可是，狱警们配了钥匙，区长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于是午夜狂欢继续。
[5]这样做的结果是显失公平：好兵留在部队，只得到一份口粮，而在监狱里的差兵，既有口粮又有薪俸。沙霍夫斯基公爵在自己的《萨哈林岛体制论》中发牢骚，“看守主要来源于当地驻军的列兵（66%），每月领取官费开支的12.5卢布。他们不识字、智力水平低下，姑息迁就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受贿行为，过去没受过严格的军纪约束，行动上相当自由，少数人除外，他们要么对罪犯实行非法虐待，要么不恰当地对他们低三下四。”现在的岛长官的看法则是，“多年经验证明，当地驻军派的看守完全不靠谱”。
[6]看守长的年薪480卢布，普通看守260卢布一年。一段时间过后薪俸会增加1/3、2/3，甚至翻番。这样的薪俸对小公务员来说相当不错，颇有诱惑，譬如电报员只要有可能就去做看守。有人担心，如果将小学教师派来萨哈林，每月付他们通行的20-25卢布，那他们肯定会去当看守的。由于在当地找不到自由民做看守，或者当地驻军为了不削弱军力亦无兵可派，1888年，岛长官决定任用品行可靠，且已经改造好的移民流放犯和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充当看守。然而该措施未产生良好结果。
[7]到1875年，管理北萨哈林苦役场的是杜埃哨所所长，一个军官，他的领导机构设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自1875年起，萨哈林分成两个区：北萨哈林区和南萨哈林区。两个区隶属滨海省，民政归军事总督领导，军政服从滨海省军队指挥。地方管理权归区长，同时北萨哈林区区长由萨哈林岛和滨海省流放苦役负责人兼任，机关设在杜埃；南萨哈林区区长则由东西伯利亚正规军第4营营长兼任，机关设在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区长兼管地方的军事和民政。行政机关内清一色是军人。
[8]根据新规，萨哈林的总管理权归阿穆尔总督，地方的——归区长，由军队的将军担任。岛屿分成三个区。每个区的监狱和村落由区长统一管辖，区长相当于国内的警察局长，他们主持警察局。区内的每个监狱和村落由典狱长负责，如果村落专有官员负责，此人便是移民流放犯监管长，这两个职位相当于国内的警察分局局长。岛长官下面有机关主任、会计师和财务主任、农业视察官、土地测量员、建筑师、虾夷语和吉利亚克语翻译、中心仓库主任和卫生部门负责人。4支驻军部队各设1名校官、2名尉官和1名医生；此外，还有1名管理萨哈林岛军队的副官，1名副官助理和审计员。还有4名神职人员及与监狱没有直接关系的职员，如邮电所长、所长助理、报务员及两个灯塔的护塔员若干。
[9]显然，契诃夫这里指的是官员卡缅希科夫和帕特林侮辱政治犯沃尔诺夫和东布罗夫斯基一事，作为对侮辱的反应，东布罗夫斯基两次尝试自杀。（П.叶廖明注）
[10]足足一天在机关的资料里翻找，想着不至于被彼此类似的副典狱长、看守长和文书“凭空臆想”的混乱的数字和不靠谱的结论搞得绝望，可我怎么都找不到1886年的统计报表。偶然翻到的统计报表，题目下面有铅笔划的道，写着：“明显不对。”在有关流放犯家庭状况、子女、罪犯的性别结构的报告中尤其谎话连篇。岛长官告诉我，有一次当他必须知道自1879年起每年乘志愿商船从俄国来的囚犯人数时，不得不找监狱总局要资料，因为当地机关里没有任何有用的统计数字。“就为这个1886年，虽然不止一次要求，还是什么统计报告都没有”，区长在一份他的报告里抱怨。我的条件更糟糕，不可能准确还原所需资料，过去那些年的资料压根就没有收集过。犹如现在长官们就很难搞清楚到1887年1月1日起止移民流放犯和农民的情况。
[11]台尔日莫尔达，果戈理《钦差大臣》里的人物，一个残暴的警士；伊阿古，莎士比亚《奥瑟罗》里的人物，一个奸诈小人。——译者
[12]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西伯利亚苦役场的作品《死屋手记》，契诃夫用来象征“史前时期”的苦役场。（П.叶廖明）
[13]本地的官员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经常要冒极大的威胁。特姆斯克区区长布塔科夫先生曾经步行往返整个波罗奈河，患上痢疾差点死掉。科尔萨科夫斯克区区长别雷先生有一次划着舢板从科尔萨科夫斯克去毛卡，途中遇上风暴，只得远离海岸，在大海的波涛中颠簸了近两个昼夜，别雷本人、划桨的苦役犯和一个搭便船的士兵，都以为自己活到头了。然而他们被推到克里利翁灯塔附近的岸上。当别雷先生走到灯塔护卫那里，照镜子时，发现头上有了白发，之前是没有的。士兵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一连睡了40个小时。
[14]现在总算已经有些娱乐活动，如戏剧爱好者的演出、野营、小型晚会；过去连打一桌牌的人都很难凑齐。精神需求也很容易满足。订阅报刊杂志和书籍，每天收到部分通讯社的电讯，很多人家里有钢琴。本地的诗人们各自都有读者和听众，有一段时期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出版过手抄杂志《小蓓蕾》，不过，出到第7期就停刊了。上级官员住着很好的公房，宽敞温暖，有厨师和马，下级官员则向移民流放犯租房住，有的租整幢房有的租带家具和全部设施的整套房间。我一开始提过的那个年轻官员、诗人，他租的房间里挂着许多圣像，床上挂着帷幕，墙上还有壁毯，上面的图案是射虎的骑士。
岛长官年薪7000卢布，医务主任——4000卢布，农业视察官——3500卢布，建筑师——3100卢布，区长——3500卢布。每3年官员有半年带薪假期。5年后加薪25％。10年后可以领退休金，2年按3年算。差旅费也不少。副典狱长，没有级别，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到彼得堡的差旅费是1945.68卢布，用这笔钱足够舒舒服服进行环球旅行了（1889年第302和305号令）。退休人员的差旅费自任职之日起5-10年后给付，不出差也有，因此差旅费也起到补助和奖励的作用。神职人员全家都有差旅费。退休的官员一般要的是冬季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13000俄里，或到霍尔莫戈雷县——11000俄里的差旅费，同时，递交退休申请后，他就给监狱总局拍电报要求全家乘志愿商船去敖德萨的免费旅行， 还有一点补充，官员在萨哈林任职期间，其子女的教育费用由公家出。然而这里的官员始终对生活不满意。出于空虚和无聊，他们动不动就发火，彼此争他们的家属也现出痨病、神经质和心理疾病的征兆。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一个年轻官员，最善良不过的人，大白天始终挎着一把大手枪走来走去，我问他为什么在兜里揣个这么大的武器，他认真地回答：
“这里的旅馆官员要杀我，已经动过一次手了。”
“您能用枪干什么呢？”
“很简单，我杀了他，像杀狗一样，毫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