ⅩⅨ
流放犯的饮食——囚犯吃什么怎么吃——衣着——教堂——学校——识字。
萨哈林的囚犯由官方供应饮食，每日可得3磅面包、40佐洛特尼克[1]肉、大约15佐洛特尼克的米粮和1戈比的各种杂粮，斋戒日肉换成1磅鱼。要确定这份伙食多大程度上满足流放犯的真实需求，大家采用的不切实际的比较方法压根不管用，更何况用的是国外和俄国各类居民饮食纯表面的数字来评估。即便撒克逊和普鲁士监狱的囚犯每礼拜仅吃3次肉，每次不到1/5磅，即便坦波夫省农民每天吃4磅面包，那也并非就是说，萨哈林流放犯吃肉多，吃面包少，而只是说，日耳曼的典狱长们害怕被怀疑是伪善者，坦波夫农夫的饮食面包量大。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对某一类居民饮食的评估不能始于数量，而应从质量分析，据此再研究该类居民所处的自然和日常生活环境，如果不是严格具体地解决问题，结论将是片面的，信以为真的仅仅是些形式主义者罢了。
有一次，我和农业视察官冯·弗利肯先生从红河谷村回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我坐四轮马车，他骑马。天气很热，原始森林里很闷。在哨所和红河谷村之间的道路上干活的犯人们，光着头，汗湿衣衫，当我驶近他们时，突然，大概是把我当成官员了，他们拦住我的马，跟我告状，说发给他们的面包没法吃。待我跟他们说，最好是去找长官时，回答我的是：“我们跟看守长达维多夫说了，可他说我们造反。”
面包的确吓人，切开后在太阳下闪着水珠，直黏手，像脏乎乎滑溜溜的面团，拿在手里就不舒服。给我看了几份，面包都没烤熟，面粉很差，明摆着掺水极多。监制面包的就是新米哈伊洛夫卡的看守长达维多夫。
做口粮的3磅面包，经常因为恶意掺假，其面粉分量大大低于定量。[2]前面刚刚提过的新米哈伊洛夫卡的一个苦役犯面包师，把自己那份面包卖掉，他本人就吃靠掺假多出来的面包。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里搭伙的那些人，吃得到正常的面包，而住在外面的人发到的面包差一点，在哨所外面干活人的面包则更差，换言之，唯有在区长或典狱长眼皮底下的面包才是好的。为了掺更多的假，管伙食的面包师和看守们用尽在西伯利亚耍过的花招，譬如，用开水把面烫熟，这是最没有害处的一种，为了增加面包的分量，特姆斯克区的面粉里曾经被掺进筛过的细土。类似的营私舞弊搞起来如此容易，是因为长官不可能整天坐在面包房里督工，或者检查每份面包，况且囚犯的状几乎从来也告不到长官那里。[3]
无论面包好坏，一般不会把口粮吃完。囚犯是算着吃的，因为，按照国内的监狱和流放地早已形成的惯例，公家发的面包已经成为某种流通货币。囚犯用面包雇人打扫牢房，雇人代工，雇人供他过瘾；他用面包换针线、肥皂，为了换换寡味、一成不变、永远是腌制的食物，他攒面包拿到卖堂去换牛奶、小白面包、糖、伏特加……高加索人大多讨厌黑面包，所以千方百计换掉它。这样一来，原本完全够吃的3磅定额由于已知的面包质量和监狱的生活条件，这份够吃的口粮形同虚设，数字已然失去其意义。食物中的肉只有咸肉，鱼也一样，[4]都用来烧汤。监狱的菜汤，像半稠的粥，里面放些杂粮和土豆，漂着几片红色的肉或鱼，有些官员夸它不错，他们自己可不吃。菜汤，包括给病号吃的，口味非常咸。要么等监狱有人参观，要么看到海平线上轮船冒的烟，要么等厨房里看守和厨子吵起来，所有这些状况，都影响到菜汤的色香味，最后的这个味往往让人不堪，就算放胡椒和香叶亦无济于事，用鱼做的汤尤其难吃，原因不难理解：首先，这种食物极容易变质，故往往急于先烧已经开始变质的鱼；其次，锅里还放进苦役流放犯从上游抓来的病鱼。有一段时间，科尔萨科夫斯克监狱给囚犯吃咸鲱鱼汤，据医疗部门的负责人说，这种菜汤食之无味，鲱鱼一煮就碎，小鱼刺很难挑出来，引发胃肠道黏膜炎。不知道囚犯们是否因为食不下咽经常把汤倒掉，不过肯定有的。[5]
囚犯如何就餐？没有桌子。一到中午，就会像在铁路售票处那样，囚犯们一个个在做厨房的工棚或营房前排起队，每人手里拿着个罐子，此时菜汤一般已经做好了，在锅里“闷着”。厨子用长勺子给每个过来的人从锅里舀“一勺”汤，而且在他舀的那一勺汤里，可以一下子有两份肉，也可以一份都没有，看他高兴。等轮到排在末尾的人时，菜汤已经不是菜汤，锅底都是温乎的稠粥，就再兑水。[6]拿到自己的一份，囚犯就走开了，有的边走边吃，有的席地而坐，还有的回自己的铺位上去吃。至于是否所有人都吃上了，卖没卖，换没换自己那一份，则无人监管。没人问都吃了没有，谁落掉了，假如有人去跟厨房说，在苦役场，在抑郁的精神错乱的人中间，有不少人必须有人陪着，让他们吃饭，甚至强迫地喂他们吃饭，那么这个说法只会让他们脸上现出莫名其妙的表情，答应一句：“我不晓得，大人。”
领公家口粮的人中间，在监狱搭伙的仅占25%-40%，[7]其余人都是领去自己开伙。这一大部分人分两类：一类人是在住处跟自己的家人或对半分合伙业主共食口粮，另一类人被发派到远离监狱的地方干活，口粮在干活的地方就吃掉了。如果不下雨，繁重的劳动结束后没困到瞌睡，后一类人个个都用一个小铁罐单独做饭，犯人又累又饿，不想忙活太久，咸肉和鱼就生吃了。如果犯人错过了吃饭时间，卖掉或赌博输掉自己的口粮，或者吃的东西变质了，面包被雨水泡了，这一切跟监管都没关系。有时候一些犯人一餐吃掉三四份口粮，然后就只吃面包，要么饿着，据医务主任说，在海边和河上干活的犯人连冲到岸上的小海贝和鱼都吃，原始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根茎，有些是有毒的。矿业工程师克片证实，在矿井里干活的犯人吃脂油做的蜡烛。[8]
移民流放犯解除苦役后的头两年，少数情况下头三年，可以领公家口粮，之后自己养活自己。关于他们的饮食状况，在文献和办事机构里都没有统计数字或任何文件资料，但是如果凭个人印象和在当地收集的零星材料判断，移民区的主要食物是土豆。土豆和其他块茎作物如萝卜，另外还有大头菜，往往也是每家一年中很长时间里的唯一吃食。鲜鱼只在洄游时有的吃，咸鱼则只有富裕点的人才吃得起。[9]至于肉免谈。那些养奶牛的人只为卖牛奶，而不是为了喝，他们用来盛牛奶的不是泥罐，而是瓶子，这是卖的标志。一般来说，移民流放犯非常愿意卖自产食品，甚至牺牲自身的健康，因为，在他看来，比起健康他更需要钱：攒不到钱，就回不了大陆，等自由了，再吃得饱饱的，健康就会慢慢恢复了。常常食用的野生植物有熊葱和各种浆果，如云莓、水越橘等。可以说，住在移民区的移民流放犯吃的全是植物类食品，起码对大多数人来说此言不虚。总之，他们的食物脂肪含量极少，因此难说他们比在监狱搭伙的人有多幸福。[10]
囚犯领到的服装鞋袜想必够穿。苦役犯无论男女，每年都发一件厚呢上衣和短皮袄，反而是在萨哈林干活不比苦役犯少的士兵，3年才发一套制服，军大衣2年一发；而鞋子，囚犯1年4双便鞋，2双雨靴，士兵则是1副长皮靴筒和2双鞋底。但是士兵的卫生条件不错，有铺盖和阴雨天烘衣服的地方，苦役犯则只得任由衣服鞋子沤烂，由于没有铺盖，只能和衣而卧，睡在自己发霉的，散发着臭气的旧衣服上，没地方烘衣服，时不时地穿着湿衣服睡觉，因此，在苦役犯不具备人道些的条件时，究竟多少服装鞋袜够穿的问题仍将是未知数。说到质量，面包的故事又在这里重复：谁在长官的眼皮底下，谁领到的衣服就好一点，在外面的人，则差一点。[11]
现在来谈谈精神生活，最高层次需求的满足。移民区是用来改造的，然而在萨哈林，却没有这类专门从事改造罪犯的机构和人员，在《流放犯管理条例》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细则和条款，只有一些指令，针对的情况是押解军官或士官可以使用武器对付囚犯，或者神甫有“传播信仰和道德的职责”，必须向流放犯讲解“宽恕和给予的重要性”等等；条例中没有任何确定的看法；不过通常认为，在改造事业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教堂和学校，其次是居民中的自由民，他们自身的威望、举止和个人的典范能够极大地促进软化囚犯的性情。
在宗教方面，萨哈林属于堪察加、千岛群岛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主教的管辖区。[12]主教们不止一次造访萨哈林，行止简单，忍受着旅途的不便和艰苦，像普通神职人员，所到之处，为教堂奠基，为各类建筑物祈祷，[13]巡视监狱，安抚囚犯，给予希望。古里主教曾对其中一次活动所做的评语，现保存于科尔萨科夫斯克教堂，其活动性质，根据摘录的一段评语便可判定，“即便不是他们全体（即流放犯）都有信仰和忏悔之意，但我个人仍认为很多人有；我1887年和1888年给他们布道时，不是别的，正是忏悔感和信仰使他们痛苦地哭泣。监狱的使命，除了惩罚犯罪，还应该是唤醒罪犯心里道德上的善良感，特别是要让身陷囹圄的他们不陷入彻底的绝望。”教会的下层神职人员亦持此观点，萨哈林的神职人员从来都回避惩罚，不把流放犯当罪犯看待，而视之为普通老百姓，在此方面，比起那些常常不尽职的医生或农学家，他们对自己的职责表现得更有分寸和更为理解。
在萨哈林教会历史上，迄今为止占据显著位置的是西梅翁·卡赞斯基神甫，或者像居民们叫的那样，谢苗神甫，1870年代他曾是阿尼瓦或科尔萨科夫斯克教会的神职人员。他工作的时候尚属“史前”时期，当时在南萨哈林还没有道路，俄国居民，特别是军人，零星分散在整个南部。谢苗神甫几乎是永远奔波在荒原上，乘着狗拉橇或鹿拉橇从一群人这里赶到另一群人那里，夏天乘帆船走海路，或步行穿越原始森林。他冻僵过，被雪掩埋过，病倒在路上过；蚊子的折磨，熊的威胁，他乘的小船被湍急的河流冲翻，他只得在冰凉的水里挣扎；然而这一切他异常轻松地克服了，他管荒原叫亲爱的，不抱怨生活之艰难。在与官员和军官的私人交往中，他绝对是个出色的伙伴，很合群，善于在愉快的谈话中植入宗教内容。对苦役犯他这样评论：“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写进了正式文件。[14]在他当时，萨哈林的教堂都很寒酸。有一次，向阿尼瓦教堂的圣像壁祈祷时，关于这种简陋他如此表述：“我们没有钟，没有祈祷书，但对我们而言要紧的是，主在这里。”我在描写神甫窝棚时已经提到过他了。关于他的传言通过士兵和流放犯之口遍及全西伯利亚，现在在萨哈林及更远的范围内，谢苗神甫已然是个传奇人物。
萨哈林当下有4座教区教堂，分别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杜埃、雷科夫斯科耶和科尔萨科夫斯克。[15]教堂一点不寒酸，神职人员的薪俸一年1千卢布，每个教区都有穿双排扣典礼长外衣的唱诗班。只有在盛大节日和礼拜天做祷告，前一天晚上彻夜祈祷，第二天早上9点钟做日祷，一般不做晚祷。当地的教士不对特殊居民担负什么特别责任，他们的活动与国内的乡村神职人员一般无二，也就是逢节假日举办宗教仪式、圣事和在学校授课。我没听说过有什么面谈、劝导诸如此类的事。[16]
每逢大斋苦役犯都持斋戒，为此给他们放假3天。沃耶沃达和杜埃监狱的镣铐犯和囚犯斋戒时，教堂四周站满哨兵，听说那场面产生使人感到压抑。干重活的苦役犯一般不去教堂，因为人人都要趁节日休息休息，缝缝补补、采采浆果，况且这里的教堂都很拥挤，去教堂只能穿家常衣服，即只有衣着整洁的人才能去。在我逗留期间，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每次日祷教堂的前半部都被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占了，他们后面是形形色色的士兵、看守的妻子们和带着孩子的自由民妇女，最后面已经靠到墙根了，才是城里人打扮的移民流放犯和苦役犯文书。有谁能想象出剃光头的苦役犯，背上缝着一个或两个红色的方块爱司，戴着镣铐或拖着铁链车走进教堂的情景吗？我向一个神职人员提出此问时，他回答我：“不晓得。”
如果住得近，移民流放犯就在教堂里主持斋戒和婚礼，给孩子洗礼。路远的村落神职人员亲自去那里给流放犯持斋，顺便做些别的圣事。伊拉克利神甫在上阿尔穆丹村和小特姆村都有“助理主教”，他们是苦役犯沃罗宁和雅科文科，每逢礼拜天由他们念经文。每当伊拉克利神甫去哪个村落做礼拜，就有庄稼汉走街串巷放开喉咙喊：“做祷告喽！”没有教堂和小小礼拜堂的地方，就在营房或木屋里做祷告。
我住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有一天晚上，这里的神职人员叶戈尔神甫来看我，略坐了一会儿，就去教堂主持婚礼。我也同去。教堂里已经燃起枝形烛台，唱诗班的人表情冷漠地在歌台上等候新人。来了很多妇女、苦役犯和自由民，全都迫不及待地望着门口。响起一阵低语声。有人在门口把手一挥，兴奋地低声说：“来了！”歌手们就开始清嗓子。门口人如潮涌，有人尖声喊了一下，终于，新人进来了：新郎是苦役犯排字工，25岁，身穿西服，浆过的领尖翻着，打着白色领带，新娘也是苦役犯，年龄大上三四岁，穿着蓝色镶白色花边的布拉吉，头上戴着花。把头巾铺在地毯上，新郎先踩。男伴郎们，都是排字工，也打着白色领带。叶戈尔神甫走出祭坛，翻了好久的经书。“上帝保佑我们……”他高声宣祷，于是婚礼开始了。当神甫将花冠戴到新郎新娘头上，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幸福和荣耀，在场妇女们的脸上现出温柔亲切和快乐的表情，仿佛忘了这是在监狱教堂，在远离故土的苦役场。神甫对新郎说：“新郎，要像阿夫拉姆那样获得荣誉……”婚礼过后，教堂里人去屋空，弥漫着被更夫急急忙忙熄灭的蜡烛散发的油焦味，惹人伤感。我们走出来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下雨了。教堂前的黑暗中，簇拥着人群，有两辆四轮马车：一辆坐着新人，另一辆是空的。
“神甫，您请！”说话声起，黑暗中向叶戈尔神甫伸出好几十只手，仿佛要把他抱起来。“您请！请赏光！”
叶戈尔神甫被请上马车，拉去新人家。
9月8日是节日，日祷之后我跟一个年轻官员一道走出教堂，就在这时四个苦役犯用担架抬来一个死人，苦役犯们衣衫褴褛，粗野的面孔疲惫不堪，像国内城市里的乞丐，后面跟着两个轮班的人，样子跟他们一样，还有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和皮肤黧黑的格鲁吉亚人克尔博基阿尼，穿着家常大褂（他在做文书，都叫他公爵），看上去所有的人都很着急，生怕在教堂碰不上神甫。从克尔博基阿尼那里我们得知，死者是自由民妇女利亚利科娃，她丈夫是移民流放犯，去尼古拉耶夫卡了，她身后留下两个孩子，现在他，克尔博基阿尼住在这个利亚利科娃家里，不晓得该拿孩子怎么办。
我和我的同路人什么都做不了，没等安魂祷告结束就先去墓地了墓。地离教堂1俄里，在郊外，傍着大海，在陡峭的高山上。待我们爬到山上时，出殡的队伍已经赶上我们：显然，安魂祷告只做了两三分钟。我们从上往下看到担架上的棺材一路颠着，小男孩被女人领着，拽着她的手落在后面。
一边是哨所一带的景观，另一边是大海，静静的，太阳下波光粼粼。山上有很多坟墓和十字架。有两个高高的十字架并排立着，那是米楚利和被囚犯杀死的典狱长谢利瓦诺夫的墓。苦役犯坟墓上的十字架都很小，全都一个式样，毫不起眼。米楚利还有会被记起的时候，而所有这些躺在小小十字架下面的人，杀人犯、逃犯、镣铐犯，不会有谁记得的。充其量不过是在俄国大草原上或森林里的什么地方，围着篝火，闲来无事的老车夫讲起村庄被抢劫一空的故事，听的人瞄一眼漆黑的四周，吓得瑟瑟发抖，就在这时传出猫头鹰的尖号，这就是全部的追忆。在一座流放犯医士坟墓的十字架上，刻着诗句：
过客啊，就让这诗句提醒你
世间万物有时尽，
……
最后一句是：
别了，我的伙伴，在这欢快的晨曦里！
叶·费多罗夫
新挖的墓坑里有1/4的水。苦役犯们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大声谈论着与葬礼一点不搭界的事情，终于把棺材抬到了，搁在墓坑牙子边。木板钉的棺材毛毛糙糙的，没上漆。
“来吧？”一个人说。
棺材被扑通一声很快地放到水里。一块块黏土敲打着顶盖，棺材直摇晃，泥水乱溅，苦役犯们一边挥动着铁锹干活，一边继续着自己的话题，克尔博基阿尼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摊开双手，抱怨道：“现在我往哪儿放孩子们？跟他们可有事做了！我去找过典狱长，求他给个娘们来，没给！”
女人牵着的小男孩阿廖什卡三四岁，站在那里往坟墓底下看。他的外套不合身，袖子太长，蓝色的裤子褪了色，膝盖上打着两个浅蓝色的补
“阿廖什卡，妈妈在哪里？”我的同路人问。
“埋——埋了！”阿廖什卡说完，笑了，用手指指墓坑。[17]
萨哈林有5所学校，不包括杰尔宾村的，那里由于没有教师，没开课。1889-1890年间，学校共培养了222人：144个男孩和78个女孩，每所学校平均44人。我在岛上时正值放假，不上课，这里的学校生活肯定别开生面，极为有趣，可惜我不得而知。整体的反映是，萨哈林的学校很穷，设施简陋，既无所谓有无，又无甚地位，谁都不清楚，它们生存不生存得下去。负责学校的是岛长官公署的一个年轻官员，他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然而他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国王，实质上管理学校的是区长和典狱长，由他们来挑选和任用教师。在学校里授课的是流放犯，他们在故乡没做过教师，根本不懂行，也没受过任何培训。每月他们可得10卢布劳动报酬，行政当局认为不能付得更高，也不聘请自由民，因为付给这些人的报酬不能少于25卢布。显然，学校的教学没人看重，因为流放犯充当的看守往往没有固定的职责，不过是给官员跑跑腿传传话，每月就能挣到40到50卢布。[18]
男性居民中识字的成年人和儿童占比29%，女性居民中——9%，且这9%都是学龄儿童，因此可以说，萨哈林的成年女性都是文盲，教育与她们无缘，她们的粗鲁和没教养令人震惊，我觉得，我在哪里都没见过像此地这些犯罪的和被奴役的女性这样，如此地愚昧和迟钝。来自俄国的儿童中间识字的占25%，萨哈林出生的仅占9%。[19]
【注释】
[1]1佐洛特尼克大约等于4.26克。——译者
[2]《男女流放苦役犯伙食定额》根据1871年7月31日沙皇批准的军队伙食章程制定。
[3]掺假，这是魔鬼的诱惑，在其魔法面前原本很难坚定不移。为了它许多人丧失了良知乃至丢了性命。我提到过的典狱长谢里瓦诺夫，就是掺假的牺牲品，他因为责骂苦役犯面包师掺假少而被后者所杀。事实上，这里面很有油水。比方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为2870人烤面包，哪怕从每份里面只扣出10佐洛特尼克，每天就能得到将近300磅面粉。本来烤面包赢利就很大。比如贪污了1万普特面粉，然后再从犯人口粮里一点点地克扣，2-3年就能轧平了。波利亚科夫写道：“小特姆斯克村移民流放犯的面包差到狗都不吃的地步，面包里有大量的没磨碎的东西，整个的麦粒、糠、草；一个跟我一起查看面包的同事很公道地说：‘是啊，这面包很容易把牙都糊住，倒也很容易从里面找到牙签剔牙。’”
[4]有时候，监狱里用鲜肉煮汤，这就是说有熊咬死了奶牛，要么是公家的公牛或奶牛遭了殃。不过囚犯往往当那是尸体拒绝吃。波利亚科夫还有一段写道：“当地的咸肉非常不好，拿来腌制的公牛都是干活干得不行了，走不动了，多是临死前才宰的，即便不割断它们的喉咙，也是半死的了。”有洄游鱼的时候囚犯们都吃鲜鱼，平均每人1磅。
[5]这一切行政当局心知肚明。至少岛长官本人在此事上有过考虑：“当地因苦役犯的伙食引起的外科手术的情况，不由使人怀疑到这件事上。”（1888年第314号令）如果有官员说，他整个礼拜或整月都在监狱吃饭，却感觉很好的话，那就是说，监狱给他单独做饭。
[6]厨子那么容易搞错，做的份数时多时少，跟下锅的数量有关。1890年5月3日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搭伙的有1279人，菜汤里应该放13普特肉、5普特米、1普特勾芡用的面粉、1普特盐、24普特土豆、1/3磅香叶、2/3磅胡椒；9月29日搭伙的有675人：17普特鱼、3普特杂粮、1普特面粉、1普特盐、12普特土豆、1/6磅香叶和1/3磅胡椒。
[7]15月3日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的2870人中，搭伙的有1279人，而9月29日的2432人中，搭伙的仅675人。
[8]行政当局和当地医生发现囚犯领到的给养分量不足。根据我从医疗报告中了解到，每份口粮的分量是：蛋白质142.9克，脂肪37.4克，碳水化合物659.9克，据艾利斯曼说，我国工人的荤食中的脂肪79.3克，而素食为67.4克。一个人干活越多，劳动强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根据卫生条例，他就应该得到更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而这在面包和菜汤里能指望有多少，读者可根据上述文字判断。矿场的囚犯在夏季的4个月中，领取加量的给养，计4俄磅面包、1俄磅肉和24佐洛特尼克米，根据当地行政当局的申请，筑路的人也开始领取这个定量。1887年，按照监狱管理总局局长的想法，提出关于“萨哈林岛生存现状改变的可行性”问题，“目的是在不影响身体原有的情况下，降低流放苦役犯伙食供应的成本”，并按照杜勃罗斯拉文的建议进行伙食供应试验。从已故教授的报告中可以见出，他发现“安排发给流放苦役犯已经多年的食物量”不妥当，“未经仔细研究囚犯所处的劳动条件和所从事的劳动内容，因此未必能确切知道当地提供的肉和面包的质量”，然而他仍然找到可能安排一年中都吃得上昂贵的肉，他提交了3份伙食表：2份荤食的，1份素食的。在萨哈林这些伙食表被交给医务主任领导的委员会审查。委员会里萨哈林的医生们都具有崇高的使命感。他们毫不犹豫地声言，以萨哈林的劳动条件、严寒气候、全年和各种天气下的高强度劳动，现在发放的给养不足，而按照杜勃罗斯拉文教授的伙食表，即便减少肉量，伙食供应仍然比现行的贵太多。作为对问题的关键，让口粮降价的回应，他们都提交了个人的伙食表，只不过他们答应的不是监狱管理机关期望节省食物。“不会节省食物的”，他们写道，“取而代之的是可以期待囚犯劳动数量和质量的改善，病弱数量的减少，囚犯整体健康状况的提高，给萨哈林移民事业产生良好影响，为了这项事业移民流放犯献出了全部力量和健康”。萨哈林岛长官以降低价格为目的变更伙食表这项事务包括20份各种可行性报告、公函和决定，值得那些对监狱卫生状况有兴趣的人的注意。
[9]商铺里卖的熏大马哈鱼30戈比一条。
[10]正如我所说，当地异族人吃的食物中脂肪量非常大，这无疑帮助他们抗低温和过度潮湿。我听说，在东海岸或邻近岛屿的某些地方，俄国从业人员也渐渐开始吃鲸鱼脂肪了。
[11]马申斯基上尉在沿着波罗奈河架电报线时，给他的苦役犯帮工送来的衬衫短得只能给儿童穿。囚服的式样老旧、难看，剪裁得让干活的人行动不便，所以您看不到在卸船或筑路的苦役犯穿长襟厚呢外衣或长褂，不过不方便实际上很容易消除，把囚服卖掉和换掉就可以了。干活和生活中最方便的是普通的农民的装束，大部分流放犯穿的都是自由民的衣服。
[12]由于千岛群岛已归属日本，所以现在应该称萨哈林主教。
[13]《符拉迪沃斯托克》报道过马尔季米安主教为克里利翁灯塔祈祷一事。
[14]他的文风颇有个性。他向长官请求给自己配一个苦役犯担任教堂小教士职务时，他写道，“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在职教堂小教士，其解释是宗教事务所里没人，即便有，以本地的日常生活条件，也不可能有诵经士神职人员在。过去的过去了。大概很快，我将离开科尔萨科夫去我心爱的荒漠，对您说：‘我留给您的屋子空空荡荡。’
[15]雷科夫斯科耶教区内还有1座教堂在小特姆村，它只在教会的圣安东日才做祈祷；科尔萨科夫斯克区内有3座小礼拜堂，分别在弗拉基米洛夫卡村、十字架村和加尔金诺-弗拉斯科耶村。萨哈林所有的教堂和小礼拜堂都由监狱出资，流放犯出力建造的，唯独科尔萨科夫斯克的那座是由“骑士号”和“东方号”全体船员、驻扎在哨所的军人出资捐助的。
[16]弗拉基米洛夫教授在他的刑事犯罪教科书中讲到：宣布苦役犯转成改正类必须隆重，显然，他指的是《流放犯管理条例》第301条，根据该项条例，宣布苦役犯转为改正类须得有监狱最高长官在场，并请神职人员出席等。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一条款难以执行，因为那样就得每天都请神职人员，况且这种隆重与苦役劳动环境根本不相符。现实中解除囚犯苦役劳动也不按照规章称之为节日，改正级囚犯比考验类囚犯解除的更多，这样的分享每一次会花很长时间，会很麻烦。
当地神职人员的活动非同寻常，只是因为他们有的人负有传教的义务。在我逗留期间，萨哈林还有修士司祭伊拉克利，他是布里亚特人，没有胡须，来自外贝加尔使节修道院，他在萨哈林8年，最近几年担任雷科夫斯科耶教区的神职人员，身为传教士，他每年一两次前往内斯基湾和波罗奈河流域给异族人施洗、帮助了解，主持婚礼。他使300个鄂罗奇人皈依东正教。当然，在原始森林里行走，还是在冬季，其条件之恶劣简直连想都想不到。夜里，伊拉克利神甫通常睡在一个羊皮口袋里，口袋里有他的烟草和钟表。他的旅伴夜里再三起来，烧锅子热茶，他却在口袋里一觉睡到天亮。
[17]我登记的所有人中，东正教徒占86.5%，天主教徒和路德教派信徒共占9%，默罕默德教徒占2.7%，其余的是犹太教徒和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信徒。天主教教士一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一次，天主教徒流放犯从北部二区就被“赶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届时恰好赶上春季汛期。天主教徒跟我发牢骚，天主教教士很少来，孩子们很久不能受洗，许多父母为了婴儿不至于没受洗就死了，只得去找东正教神职人员。我也的确碰到过父母是天主教徒的东正教孩子。有时天主教徒快死了，由于没有本教的神职人员，就请俄国神甫来唱“神圣的上帝”。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有个因为纵火在彼得堡判刑的路德教派信徒来找我，（这里说的应该是维特贝格，关于此人契诃夫曾提起过：“维特贝格，纵火帮的头领，他对我说，他非常高兴来苦役场，因为在这里只有他‘知道上帝’”。П.叶廖明注）他说，萨哈林的路德教派信徒成立了社团，作为证明他给我看了印章，上面刻着“萨哈林路德教派社团之印”，在他的房子里路德教派信徒聚会，一起做弥撒，交流思想。鞑靼人在自己人中选阿訇，犹太人选拉比，但都是非正式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在建清真寺，阿訇瓦斯-哈桑-马梅特个人出资，他是个美男子，38岁，达吉斯坦省人。他问我，刑期服满后是否会放他去麦加朝圣。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佩伊西科夫斯克郊区村有一架风车磨坊，已经完全废弃，听说，好像也是某个鞑靼人和他的妻子建造的。夫妇二人自己伐木，搬运、开板，没有人帮助他们，这个活他们一干就是3年，获得农民身份后，鞑靼人转去大陆，将磨坊送给公家，而不是送给鞑靼同胞，就因为不满他们没选他做阿訇。
[18]执行岛长官关于聘请靠谱的自由民或移民流放犯替代流放苦役犯担任现阶段乡村教师命令一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区长在1890年2月27日的报告中提出，在他管辖的区里，不论在自由民中间，还是在移民流放犯中间都没有人能胜任教师一职。他写道，“因此，根据本人的教育程度选择适合学校工作的人，其困难难以克服，我说不出在我管辖的区里，在移民流放犯或流放犯出身的农民中间，有谁能担负学校工作”。尽管区长先生也不愿让流放犯担任教学工作，可是他们仍在继续做教师，经他批准由他聘用。为了避免类似的矛盾现象，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从俄国或西伯利亚聘请真正的教师来，让他们拿看守们拿的薪俸，但是要这样做，必须彻底改变对教学工作的看法，不要将其看得低看守一等。
[19]如果根据一些零散的资料和迹象判断，识字的人比不识字的人更容易服满刑期，看得出来，后者中更多惯犯，而前者更容易取得农民资格。我在西扬恰村登记到18个识字男人，其中13人，差不多都是成年人，具有农民身份。监狱里尚未有教育成年人的惯例，虽然冬季由于天气恶劣，囚犯们都呆在监狱里出不去，闲得难过，这种日子里他们会很愿意学习识字的。因为流放犯不识字，家信一般由文书代笔。他们描述这里悲惨的生活，贫困和痛苦，请求与妻子离婚等等，可是语调却好像在述说着昨天的狂饮：“那，我终于给你写几个字……请让我从婚约中解脱为盼”等等，要么就是高谈阔论，让收信人摸不着头脑。特姆斯克区的一个文书因为咬文嚼字，被其他文书叫作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