ⅩⅥ
流放人口的性别——妇女问题——女流放犯和女性移民——男同居者和女同居者——女自由民。
流放移民区的男女比例是100∶53。[1]这仅仅是自由居住人的比例。还有在监狱夜宿的男人和士兵，对于这些人而言，正如当地一个长官所说，“满足自然需求的必然对象”，就由那些流放的、与流放有牵连的妇女充当。但是，若要确定移民区人口的性别及家庭状况的构成，应该将此类人计算在内，并加以补充说明。他们住在监狱或兵营期间，仅仅从需求出发看待移民区，给移民区带去的是外界的有害影响，降低出生率，提高患病率，其影响力的大小，视村落距离监狱或兵营的远近而定，这与在铁路上干活的流浪汉对附近村庄里生活的影响一样。如果将所有男人，包括监狱和兵营里的，都计算在内，那么53的比数将下降近一半，我们得到的比例将是100∶25。
尽管53和25这两个数字都不高，可是对在如此之不良条件下成长的年轻移民区而言，不应该视为过低。在西伯利亚苦役犯和流放犯中妇女比例低于10%，再看看国外放逐地的实际情况，当地人有的已经是农场主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无计可施，他们欣喜若狂地迎接来自大城市的妓女，为每个妓女付给船长1百磅烟草。所谓的妇女问题虽然在萨哈林混乱不堪，但却不像西欧流放地发展初期那么卑劣。上岛的不单是妓女和女犯，借监狱总局和志愿商船队之力，在欧洲、俄国和萨哈林之间完全建立起快速便捷的交通，妻子、女儿想要随父从夫到流放地的难题变得简单容易了。就在不久之前，每30个犯人中只有一位妻子自愿随行，现在自由民妇女随行在移民区已经司空见惯了，已经很难想象出，看不到这些“舍身前来照顾丈夫生活”的悲剧性身影的雷科夫斯科耶村和新米哈伊洛夫卡村了。或许这是使我们的萨哈林在流放史中不至排名最后的唯一关键点。
先说说女苦役犯。截至1890年1月1日，三个区的女犯占总数的11.5%。[2]从移民的观点看，这些妇女有一点非常宝贵：她们来移民区时相当年轻，大多数妇女情欲旺盛，因为风流和家庭事件被判刑，都是“因为丈夫”，“因为婆婆”……她们大部分是杀人犯，情爱和家庭专制的牺牲品。她们有的甚至是因为纵火和造假币而判刑，其实质也是为情爱受惩罚，因为唆使其犯罪的往往是其情夫。
情爱因素在其悲哀的存在中扮演着要命的角色，无论是被抓前，还是受审后。当她们被带上船运往萨哈林时，她们互相传说，在萨哈林会强迫她们嫁人。这令她们不安，有一次她们竟求船长替她们讲情，不要强迫她们嫁人。
15-20年前，女苦役犯一到萨哈林就马上被送进妓院。“在萨哈林南部，”弗拉索夫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没有专门的住所，妇女被安置在面包房内……岛长官杰普列拉多维奇下令将监狱女监改为妓院”。无须干活，因为“只有犯错和不讨男人喜欢的”才被打发去厨房干活，其余的就为“需求”服务，醉生梦死，到头来女人们，按弗拉索夫的话说，堕落到“为一升酒出卖自己孩子”的惊人地步。
现在，每当一群妇女来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总是先煞有介事地把她们从码头带往监狱，女人们被沉重的行李压弯了腰，在公路上挪动，萎靡不振，还没从晕船中缓过来，她们身后像集市似的，跟着一大堆农妇农夫孩崽子和办事机构的人。那情景好似鲱鱼来时的阿尼瓦湾，鲱鱼后来尾随着成批的鲸鱼、海豹和海豚，都想来大吃一顿带卵的鲱鱼。种地的移民流放犯尾随其后，想法实在而简单：他们需要女主人。娘们看的是新来的人里有没有老乡，文书和看守需要的是“小姑娘”。这往往都是在傍晚时分，女人们被锁在事先准备好的牢房里过夜，接着在监狱里，哨所里整夜都在谈论着新来的女人，谈论着家庭生活的乐趣，谈论没有娘们就没法置业等等。在轮船开往科尔萨科夫斯克之前，还有一昼夜时间再把到来的女人们分派给各区。分派工作由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官员做，因此他们区得到女囚的往往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多最好的一份，略少略为逊色的一份由最近的特姆斯克区获得。北部区精挑细选，仿佛筛子似的，留下的都是最年轻最漂亮的，故而有幸发派到南部生活的那一份里几乎都是老女人和那些“不讨男人喜欢”的女人。分配时压根不考虑农业移民区的因素，因为在萨哈林，如我所言，女人在各区的分配特别不公平，愈差的区，移民成功的希望愈渺茫的区，得到的女人反而愈多：最差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每100个男人合到69个女人，中等的特姆斯克区合到47个，最好的科尔萨科夫斯克区，仅36个。[3]
给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挑出来的女人中，有部分人被分派去官员家里帮佣。经历过监狱、囚犯闷罐车和轮船底舱，官员们干净明亮的房间，一下子让女人们感觉好像神奇的城堡，可是老爷本人，无论善良还是恶魔，对她都拥有无限的权力，她倒是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新处境，只不过说话还会长时间地带着轮船底舱和监狱腔：“说不上来”，“请吃，大人”，“正是”。另外一部分做了文书和看守的姘妇，还有一部分，占大多数，进了移民流放犯的木屋，得到女人的仅仅是那些比较富裕，有长官庇护的人。苦役犯也能得到女人，甚至还有考验类的苦役犯，只要他是有钱人，在监狱的小天地里就有势力。
在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刚到的妇女也是被关进专门的简易房里。区长和移民流放犯监管官一起决定，移民流放犯和农民中谁配得到女人。优先考虑那些已经有房、善于持家和品行良好的人。命令送达这些为数不多的入选者，让他们某日某时前往哨所，去监狱领女人。于是在指定的日子里，从奈布奇到哨所的驿道上往南去的人络绎不绝，在这里不无嘲讽地称他们为未婚夫或新郎官。他们的样子有点特别，还真是未婚夫的打扮，有的穿着通红的衬衫，有的戴着非同寻常的种植园主的帽子，还有的穿着不知道从哪里，在什么经济状况下买来的崭新锃亮的靴子。待他们全体到达哨所，就放他们进女监，跟女人们呆在一道。新郎们一开始肯定难为情，感觉笨手笨脚的，在通铺前转来转去，一言不发，严肃地打量着垂头坐在那里的女人们。人人都在挑，没有不满的鬼脸，没有冷笑，完全是认真的，“人性地”看待不漂亮、年老和那种囚犯相，新郎官仔细端详着，想根据面相猜出来她们当中谁是好女主人。有个年轻女人或中年妇女他觉得蛮“合意”，便挨着坐下来，跟她推心置腹地交谈。她问他，有没有茶炊，木屋是什么顶，薄板的还是草的。他回答，他有茶炊、马、两岁的小母犊，木屋的顶是薄板。只有在家庭状况考试结束后，等两人都觉得事情差不多了，她才决定发问：“您不会欺负我吧？”
谈话结束。女人登记去某某移民流放犯家，某某村落，于是事实婚姻成立。移民流放犯带上自己的同居女伴回家，而且为了门面，不给脸上抹黑，经常会花光最后一个铜板租辆大马车。到家女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上茶炊，邻居们打量着炊烟，羡慕地嘀咕，谁谁谁已经有娘们了。
岛上没有女人干的苦役活。没错，女人们有时给办公室擦地板，在菜园里干活，缝口袋，但是没有什么经常性的和固定的，那种繁重的强制劳动，大概永远都不会有。监狱将女苦役犯全都让给移民区。每当她们被运抵岛屿，对她们的考虑的不是惩罚或改造，而是其生育能力和务农能力。女苦役犯是分给移民流放犯的女工，《流放犯管理条例》第345条准许，未出嫁的女流放犯“就近在村里的老住户家做女佣过活，直到出嫁为止”。然而此条规定不过是禁止淫乱和通奸的法律的掩饰罢了，因为住在移民流放犯家里的女苦役犯或女流放犯首先不是什么长工，而是他的同居者，行政当局认可的非法妻子，她与移民流放犯在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在官方的统计表和命令中被称为“共同置业”或“共同持家”，[4]他和她一起被称为“自由组合家庭”。可以说，除少数特权阶层的和随夫上岛的妇女以外，所有女苦役犯都与人同居。这被视为惯例。人们跟我说，当弗拉基米洛夫卡村有个妇女不愿意同居，声言她来这里是服苦役干活的，而不是为什么别的，她的话似乎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5]
地方上对女苦役犯形成的特殊看法，可能各区都有：不知她是人，主妇，还是比家畜更低级的活物。西斯卡村的移民流放犯们向区长递过呈请：“恳请大人拨给我们奶牛以满足上述地点的牛奶需求，及女性以主持家务。”岛长官当着我的面与乌斯科夫村的移民流放犯讨论，许给他们各种承诺，顺便说了一句：“女人的事情我不会把你们漏掉的。”
一个官员告诉我，“妇女从俄国运来不是春天，而是秋天，这不好。冬天里娘们什么都不做，帮不到男人，只是多出来的一张嘴而已。所以好业主都不愿意秋天把她们领走。”
想到冬天草料贵，人们就是这么说拉车的马的。女苦役犯人的尊严，以及女人的本性和羞涩感完全不在其考虑之内，似乎这一切都被她的耻辱烧得一干二净，抑或被她遗落在羁押的监狱里和遣送的路上了，至少体罚她时，毫不顾忌她会难为情。不过对她的人格侮辱毕竟从未达到强迫她嫁人或同居的地步。所谓在此类事情上使用过暴力的传闻，与什么海边有绞刑架和在地下室里劳动一样，都是无稽之谈。[6]
无论是妇女的年老，还是宗教信仰的不同，或是漂泊不定的状态都不是同居的障碍。50岁或更老的同居女伴，我不仅在年轻移民流放犯那里，甚至在刚满25岁的看守家里遇到过。往往是年老的母亲和成年的女儿一起来到苦役场，两人都被发去与移民流放犯同居，开始竞赛似的生孩子。天主教徒、路德教徒，甚至鞑靼人和犹太人与俄罗斯人同居的也不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一个木屋内，我碰上一个俄罗斯女人给一大群吉尔吉斯人和高加索人做饭，登记到她的同居者是个鞑靼人，或者照她叫的，车臣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有个当地人尽皆知的鞑靼人克尔巴莱跟俄罗斯的洛普申娜住在一起，跟她有3个孩子。[7]逃犯也有家室，有个逃犯伊万，35岁，在杰尔宾村，甚至微笑着对我声言，他有两个同居女伴：“一个在这儿，另一个登记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村。”还有一个移民流放犯跟来历不明的女人同居已经10年了，跟妻子一般无二，仍然不知道她的真名和是哪里人。
如问他们过得怎么样，移民流放犯和他的同居女伴总是回答：“过得不错。”有些女苦役犯则告诉我，在俄国的家里她们一味忍受丈夫的胡闹、毒打和一块面包招来的数落，可是在这里，在苦役场，她们第一次看到了光明。“上帝保佑，现在跟一个好人过日子，他疼我。”流放犯都疼自己的女伴，珍惜她们。
“在这里，由于妇女少，男人们自己又种地，又做饭，又挤牛奶，又补衣服，”科尔夫男爵对我说，“如果他有了女人，就把她抓得紧紧的。您看看，他是怎么打扮她的。流放犯都尊重女人。”
“那她也免不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在场的科诺诺维奇将军插了一句。
常常会吵架、动手，打到鼻青脸肿，可是移民流放犯在教训自己的同居女伴时毕竟有所顾忌，因为她有实力：他晓得她在自己这里是不合法的，随时都可能抛弃他找别人去。当然，流放犯心疼自己的女人并非全是因为这一顾虑。无论在萨哈林不合法家庭组成得多么草率，纯粹的，诱人的爱情未必与之格格不入。在杜埃，我见到过一个疯疯癫癫，患癫痫病的女苦役犯，她住在也是苦役犯的同居者的木屋里，他照顾她，就像是尽心竭力的看护，当我跟他提到，跟这样的女人同居一室日子肯定很难过，他乐呵呵地回答我：“没事的啦，大人，做人嘛！”在新米哈伊洛夫卡，有一个移民流放犯的女伴早就没了双腿，白天黑夜地躺在房间里的破衣服堆上，也是男人照顾她。当我要他相信，如果她去住院，他会方便得多，他也谈起了人性。
有良好和一般的家庭，就有另一种组合家庭，在某种程度上它要为流放犯的“妇女问题”的恶名负责。从最初一刻起这些人造家庭的假模假式让人讨厌，给人的感觉是家里氛围被监狱和强制毁了，家庭早已腐烂，它那里长出来的是恶。很多男人女人住在一起，因为必须这样，流放地就这样，同居成为移民区传统的惯例，这些人，作为没有自由的弱势群体，屈从于这一惯例，尽管没人强迫他们这么做。新米哈伊洛夫卡有个年已50的女霍霍尔，跟儿子来的，他也是苦役犯，原因是媳妇被发现死在并里。她撇下老头子和孩子们在家里，在这里与人同居，显然她觉得这样很丢脸，不好意思跟不搭界的人说。她看不起自己同居的人，可还是跟他住跟他睡：在流放地必须这样。这类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陌生到如此地步，好像他们很久没住在一起了，就算他们在一起已经5年、8年了，却不知道，彼此多大年龄了，是哪里人，父称叫什么……问她同居者的年纪，她漠不关心地、懒懒地看着一边，一如既往地回答：“鬼才晓得！”同居者去干活或赌牌的当儿，同居女伴就委在床上，什么都不干，饿着肚子，如果有邻居来木屋，她不乐意地欠起身子，哈欠连天，说些什么她是“因为丈夫被判刑的”，无辜受罪：“见活鬼，他被小伙子们杀了，反倒是我流放。”同居者回到家，无事可做，跟女人无话可说，茶炊若是生上，糖和茶却没有……看到委在床上的娘们只觉得烦闷和无聊，虽然又饿又窝火，唯长叹一声，也扑通一下倒在床上。如果这种家庭的女人卖淫，那么同居男人一般都鼓励她这么做。卖淫谋生，同居男人就当她是有用的家畜，给她面子，自己给她生茶炊，她撒泼也默不作声。她经常换同居男人，挑钱多一点的，或有伏特加的，或干脆就是因为厌了，换换口味。
女苦役犯可以领囚犯口粮，她拿来与同居男人共享，有时候这份女犯口粮就是家庭唯一的食物来源。由于同居女伴形式上被视为帮工，移民流放犯要为她，为她的劳动付公家钱，他必须从这个区往另一个区运20普特的货物，或者给哨所拉10根原木。这是例行公事，不过只有务农的移民流放犯必须这样做，对住在哨所的流放犯则不做要求，他们什么都不用做。服满刑期，女苦役犯转成移民流放犯身份后，便不再领取衣食给养，这样一来，在萨哈林转为移民流放犯完全无济于境遇的改善：领取官方口粮的女苦役犯比女移民流放犯日子好过，苦役期越长，对妇女们就越好，如若她是无期的，那就意味着她的食物也是无限期的。女移民流放犯获得农民资格一般有优惠，过6年就可以。
现在，移民区自愿随夫的自由民妇女比女苦役犯多，但与女流放犯的总数相比是2∶3。我登记到679名自由民妇女，女苦役犯和流放犯1041人，就是说，自由民妇女占移民区成年女性总数的40%。[8]促使女人们背井离乡随夫流放的原因各种各样。一部分人是出于爱情和怜悯；另一部分人坚信能够将丈夫和妻子分开的唯有上帝；还有一部分人离家是因为难为情；在愚昧的农村，丈夫的耻辱总是烙在妻子身上，譬如，罪犯的妻子在河里洗衣服，别的娘们就叫她苦役犯的老婆；第四种人是被丈夫们用欺骗诱惑到萨哈林的，好像掉进了陷阱。还是在轮船底舱里，许多囚犯就给家里写信，说萨哈林暖和，地多，面包便宜，长官善良，在监狱里他们写的还是那一套，有时一连数年，不断想出新的诱惑，算准了妻子们的无知和轻信，事实证明，这往往奏效；[9]最后，第五种人来是因为她们始终处在丈夫强烈的道德影响之下，这样的人，可能自己也参与了犯罪或得到过好处，没被审判纯属偶然，因为证据不足而已。最常见的是第一、二种人，原因在于她们同情和怜悯到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定不移的信仰的力量，在自愿随夫的妻子中间，除了俄罗斯人，还有鞑靼人、犹太人、茨冈人、波兰人和德国人。[10]
当自由民妇女到达萨哈林时，这里对她们的接待并不特别客气。有件事情很有代表性。1889年10月19日，志愿商船“符拉迪沃斯托克号”给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载来300名自由民妇女，少年和孩子。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在寒冷中航行了三四个昼夜，没有热的食物，就像医生告诉我的，在她们中间发现了26个猩红热、天花和麻疹病人。轮船抵达时已是深夜。可能是船长担心天气变坏，要求旅客连夜下船和卸货。卸船从夜里12点进行到2点，妇女和儿童们被关在快艇棚和货仓里，病人被隔离在检疫站的棚子里。旅客的行李被乱扔到驳船上。到早晨听说驳船被海浪卷到海里去了，哭声顿起。一个妇女与东西一起丢掉的还有300卢布。撰写事故经过时把罪责都算到暴风雨头上，然而第二天却在监狱的苦役犯那里发现了丢失的物品。
自由民妇女一到萨哈林就懵了。岛屿和苦役犯的环境让她大吃一惊。她绝望地说，来投奔丈夫时，并没骗自己，知道不会好，可现实却比所有想象更可怕。跟比她早来的妇女一攀谈，看一眼她们的住处，她就已经相信，她和她的孩子们毁了。尽管离期满还有10-15年，可她已经在朝思暮想着大陆，不愿意听到谈这里的家业，那在她看来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日日夜夜地边哭边数落，好像追忆去世的人那样怀念自己撇下的亲人，丈夫呢，意识到自己对她犯下的滔天大罪，沉着脸不出声，但终究忍不住，开始打她骂她，说她不该到这儿来。
如果自由民妻子没带着钱来，或者太少，只够买一座木屋，如果她和丈夫得不到老家的任何接济，那么很快就挨饿了没。有收入，求告无门，她和孩子们只能吃苦役犯丈夫从监狱里领来的那份囚犯口粮，而这份口粮勉强只够一个成年人吃的。[11]日复一日总是往一处想：吃什么，拿什么喂孩子。由于经常挨饿，由于总为吃的吵嘴，由于相信好不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心肠冷酷起来，女人认定在萨哈林温文尔雅填不饱肚子，便像一个妇女所说的，“用自己的身体”挣几个小钱。丈夫的心肠也硬了，顾不上清白，反正这也不重要。女儿们刚刚长到十四五岁，便也放她们出去赚钱，母亲拿她们在家里做生意，或者让她们跟有钱的移民流放犯和看守同居。而且这一切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自由民妇女在这里镇日价优哉游哉，哨所里完全无事可做，村落里，特别是北部二区的，家业其实微不足道。
除了贫困和无所事事，自由民妇女还有第三个痛苦的渊源，这就是丈夫。他会喝光或者赌光自己的口粮、妻子，甚至孩子们的衣服，他可能再犯罪或者逃跑。在我逗留期间，特姆斯克区的移民流放犯贝舍维茨被指控谋财害命羁押在杜埃的镣铐室，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附近的家属营里，房子和家业都扔了在。小特姆村，移民流放犯库切连科跑了，撇下妻子和孩子。即使丈夫不是这类非杀即跑的人，每天妻子仍然会担惊受怕，可千万别罚他，可千万别冤枉他，可千万别累伤身子，别得病，别死了。
岁月流逝，老之将至，丈夫已经苦役和移民流放期满，就要得到农民资格了忘。记过去，与昔日永别，踏上去大陆的归程，远方有新的、理想的、幸福的生活隐约在等他们。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妻子患肺病去世，丈夫回到大陆，年老孤独；或者她变成寡妇，不知道该做什么，去哪里。在杰尔宾村，自由民妇女亚历山德拉·季莫非耶夫娜离开自己莫罗勘教教徒的丈夫，跟了牧羊人阿基姆，住在逼仄、肮脏的小简易房里，已经给牧羊人生下女儿，丈夫则给自己另找了女人，同居女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自由民妇女舒利金娜和费定娜也离开丈夫跟人同居去了。涅尼拉·卡尔片科成了寡妇，现在与一个移民流放犯同居。苦役犯阿尔图霍夫逃跑了，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自由民，与人非法同居。[12]
【注释】
[1]根据第10次（1857-1860）俄国各省的人口普查，男女平均比例为100∶104.8。
[2]这个统计数字可以用来确定苦役犯的性别构成，对于男女的道德评价则不可靠。妇女较少服苦役不是因为她们比男人更道德，而是因为生活结构本身和身体结构的某些特性使其较男人受外界影响小一些，犯重大刑事罪的风险亦小一些。她们不任公职，也不在军队服役，不住森林、矿场，不从事狩猎、海上工作，故不会因渎职和破坏军纪犯罪，参与这些活动需要男性的体力，譬如抢劫邮包，拦路抢劫等等，其犯罪种类清一色都是与男人有关的不贞、强奸、奸污幼女、超级放荡。然而她们谋杀、虐待、严重致残和隐瞒谋杀却比男人多得多，占最近杀人犯的47%，罪犯的57%。至于因下毒被判刑的，不仅大部分是女性，而且绝对是女性。1889年，3个区里下毒女性的绝对数量几乎比男性多2倍，相对数量则是22倍。无论如何，移民区的女性比男性少，但即便每年都有大批自由民妇女到来，男人总归占优势。性别如此不平衡，在流放移民区不可避免，而要达到平衡只有关闭苦役场才能达到，或者移民开始上岛，与流放犯结合，或者我们有了自己的弗赖太太（E.弗赖（1789-1845），英国博爱主义者，致力于改善监狱环境。П.叶廖明注），她将大力宣传把贫困家庭诚实的姑娘们送往萨哈林，发展家庭观念的思想。
[3]谢尔巴克医生在他的一篇杂文里写道：“第二天早上船才卸完。剩下的就是接手发配到科尔萨科夫斯克的流放苦役犯上船，领取各种收据。第一批50个男人和20个女人立刻送到了。从名册看出男人都没手艺，女人都已经很老了。放走的都是比较差的。”（《与流放苦役犯同行》，《新时代》第5381期）
[4]如此条命令：“同意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区长于1月5日在第75个报告中提出的请求，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的女流放苦役犯阿库琳娜·库兹涅佐娃转派特姆斯克区与移民流放犯阿列克谢·沙拉波夫共同持家。”（第25号令，1889年）
[5]难以搞懂，假如她拒绝同居，她住在哪里。在苦役场没有她们专门的住处。医务主任在1889年的报告中写道：“到达萨哈林之后，她们必须自己张罗住处……为了支付住处的费用，她们有的人只得不择手段谋生。”
[6]我个人对这些传言始终有怀疑，但还是做了实地调查，搜集到所有可能成为流言由头的事例。人们说，大约三四年前，当时的岛长官是金采将军，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有个女苦役犯，是外国人，被强迫拨给前警察所长。在科尔萨科夫斯克区，女苦役犯亚格利斯卡娅因为企图从同居的移民流放犯科特利亚科夫家里逃跑，被处30下鞭刑。那里的移民流放犯亚罗瓦特也抱怨他的女人拒绝跟他生活，于是命令：“某某，抽她。”“几下？”“70。”那女人挨完打，仍不屈服，另找了移民流放犯马洛维奇金，这个人对她赞不绝口。移民流放犯列兹维佐夫，老头，将他的同居女伴与移民流放犯罗金捉奸在床，便去告状，于是命令：“叫她过来！”女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不想跟列兹维佐夫？抽她！”命令列兹维佐夫自己惩罚同居女伴，他照办了。最终还是女人占了上风，我登记到的，她不是列兹维佐夫的同居女伴，而是罗金的。这就是居民们所说的全部事例。如果女苦役犯生性泼蛮或淫荡，更换同居者过于频繁，也会被惩罚，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往往是移民流放犯告状后才发生。
[7]在上阿尔穆丹村的鞑靼人图赫瓦图列家里，我登记到女同居者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娃，她跟他生了几个孩子，这家的帮工是默罕默德教信徒，寄住者也是。雷科夫斯克耶村的移民流放犯默罕默德·乌斯捷-诺尔跟俄罗斯女人同居。下阿尔穆丹村的路德教教徒，移民流放犯佩列兹基的同居女伴是犹太人列娅·佩尔穆特·博罗哈，而在但塔科伊村，与移民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卡列夫斯基同居的是个虾夷女人。
[8]自1879-1889年，开始海运的头10年里，志愿商船共运送男女苦役犯8430人，和自愿随他们前往的家属1146人。
[9]有个囚犯在信中居然吹牛说他有一枚外国银币。此类信件的口气都乐观，轻佻。
[10]也有丈夫陪妻子流放的。在萨哈林这样的丈夫仅3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退役士兵安德烈·奈杜什和安德烈·加宁，杰尔宾村的农民日古林。后者是个老头，陪妻子和孩子们来的，样子怪怪的，像个酒鬼，是街坊邻居笑话的对象。一个德国人带着妻子来找儿子戈特利布。他一句俄语不会说，我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用德语说：“我出生于1832年。”接着用粉笔在桌子上写下1890，再减去1832。有个苦役犯，原本是商人，陪他来的是他的伙计，不过伙计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只呆了一个月就回俄国了。根据《流放犯管理条例》第264条，犹太人丈夫不能陪被判刑的妻子流放，后者只能带走正在哺乳的孩子，且得到丈夫同意。
[11]这个自由民妇女，合法妻子的处境与她的女苦役犯邻居，处境之间的差距触目惊心，后者是同居者，每天从官方领取3磅面包。在弗拉基米洛夫卡村，有个自由民妇女被怀疑谋杀丈夫，如果判她服苦役，那么她就开始领口粮了，这就是说，她的处境会比犯罪前有所改善。
[12]《流放犯管理条例》也涉及到自由民妇女。根据第85条，“自愿前来的妇女随行期间不得使之与丈夫分开，不受监管。”在欧洲部分的俄国或在志愿商船上她们是自由的，不受监管，在西伯利亚，当所有人混在一起步行和乘大车时，押解人员无暇区别对待流放犯和自由民。在外贝加尔我曾看到过，男人、女人和孩子一起在河里洗澡，押解人员站成半圆，不允许任何人越过，甚至孩子也不行。根据第173条和253条，自愿随夫的妇女，“在到达惩罚地之前一路上都可以领取食物、衣物和钱”，与囚犯等量。然而在《条例》里并未提及，过了西伯利亚，步行或乘大车时应该如何对待自由民妇女。根据第406条，她们经政府同意，可以暂时离开流放地，回帝国内地小住。如果丈夫在流放地去世，或因其再犯罪而解除婚姻，那么，根据第408条，她可以官费返乡。流放苦役犯的妻子和孩子的错就在于命运让她们跟罪犯是一家人。弗拉索夫在报告中描述她们的处境时，写道，这“差不多是国内放逐制度中最阴暗的一个方面”。关于各区各村自由民妇女分布不均，及地方行政当局很少关爱她们，我已经说过了。请读者回忆一下杜埃的家属营。自由民妇女和孩子们待的大房间跟蹲监狱一样，在让人恶心的环境里，与监狱的赌博犯人、他们的情妇和他们的猪在一起，羁押在杜埃，即是在岛屿最恶劣最无望的地方，足以显示出当地政府的移民开拓和农业开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