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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发去南部——爱笑的女士——西海岸——海流——毛卡——克里利翁角——阿尼瓦角——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新相识——东北风——南萨哈林的气候——科尔萨科夫斯克监狱——消防车队。
9月10日，我又上了读者已经熟知的“贝加尔号”，这次是驶往南萨哈林。我走得高高兴兴，因为北部我已经呆厌了，渴望新的感受。“贝加尔号”晚上10点起锚，四周暮色沉沉，我独自站在船尾，望着后面，与这片昏暗的小天地告别，在海上守卫着它的三兄弟，此刻隐约可见，黑暗中像是三个黑衣修士，尽管轮船轰鸣，我听得到海浪拍打礁岩的声音，不过这会儿容基耶尔角和兄弟们已经远远地被落在后面，消失在黑暗中，对于我来说它们永远地消失了。海浪的拍击声中，听得出无力的、恨恨的忧伤，渐渐沉寂了……行驶了8俄里左右，岸上灯火闪烁：那是恐怖的沃耶沃达监狱，再过去不远，又看到杜埃的灯火，不过这些很快都看不见了，剩下的唯有黑暗和可怕的感觉，仿佛刚刚做了场噩梦。
下到船舱里，我碰上一群快乐的人。除了船长和他的助手们，在统舱里还有几位乘客：一个年轻的日本人，一位太太，一位军需官和伊拉克利修士祭司，他是萨哈林传教士，跟我一道去南部，好从那里一起出发回俄国。我们的女旅伴是海军军官的妻子，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逃出来的，被霍乱吓坏了，现在略微安定了些，正往回返。她性格外向，一点点小事，她就真心实意地开怀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到泪水都流出来，她口齿不大不清楚，话说不久，就猛然哈哈大笑，快乐如泉涌，看着这位太太，我也笑起来，跟着是伊拉克利，然后是日本人。“诺！”终于船长挥挥手发话了，也被感染得哈哈大笑。在总是怒气冲冲的鞑靼海峡，恐怕从未听到过如此之多的哈哈大笑声。第二天早晨，修士祭司、太太、日本人和我聚到甲板上聊天，于是又大笑，就连从水里探出脸来看我们的鲸鱼，差点也要哈哈大笑了。
仿佛是有意的，天气暖和、安谧、怡人。左舷近傍绿色葱茏的萨哈林，就是苦役场尚未触动的蛮荒处女地；右舷透过清朗澄澈的空气，鞑靼海岸若隐若现。这里的海峡已如同大海一般，海水亦不像在杜埃附近那么喧腾，这里宽阔、透气多了。以其地理位置而言，萨哈林的南三分之一与法国平行，假如没有寒流的话，我们就拥有了一块美丽的土地，现在生活在这里的，当然就不仅仅是跛脚的和不信神的那类人了。来自夏末甚至尚有流冰的北部岛屿的寒流，冲刷着萨哈林岛两岸，尤以赤裸面对寒流和寒风的东海岸，经受的磨难更大，这里大自然不可理喻地严酷，植物区系具有不折不扣的极地特性。西海岸要幸运得多，寒流对这里的影响，由于以“黑潮”闻名的日本暖流减弱了许多，毋庸置疑，越往南就越暖和，而且在西海岸的南部看得到相对丰富的植物群，不过再怎么着，离法国或日本还远着呢。[1]
有意思的是，当时萨哈林的移民者已经在冻土地带种了35年小麦，蛮好的道路都是朝通往只有最低级软体动物蠕动的地方修建，岛上最暖和的部分，即西海岸南部却被完全置之不理，从轮船上，用望远镜和肉眼看得见良好的建材林和长满肥美青草的翠崖绿岸，然而却看不见一座住房，一个活物。倒是有过一次，那是在我们行驶到第三天，船长示意我看一小群木屋和棚户说：“这是毛卡。”毛卡这里早就在采捞中国人很爱买的海带，因为此事实打实地已经带给很多俄国人和外国人不错的收益，所以这地方在萨哈林很有名气。它位于杜埃以南400俄里，北纬47。，气候相对较好。海带采捞业曾经被日本人把持，米楚利在毛卡时，有30多幢日本人的楼房，常住的有40个男女，春天还会从日本过来300人左右，跟当时是这里主要劳动力的虾夷人一起干活，现在海带采捞业属于俄国商人谢苗诺夫，他儿子常住毛卡，业务由苏格兰人坚比打理，此人已经不年轻了，看得出来是内行，他在日本长崎有自己的房子，跟他认识后，我告诉他大概秋天去日本，他客气地请我住他家。给谢苗诺夫干活的有蛮子、朝鲜人和俄国人。国内的移民流放犯自1886年起才开始到这里打工赚钱，显然是自发前往，因为典狱长们更感兴趣的始终是酸海带。最初的试工并不完全成功：俄国人不大懂这一行的技术，现在他们习惯了，虽然坚比对他们不像对中国人那样，还不怎么满意，可毕竟可以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百的移民流放犯将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计。毛卡属科尔萨科夫斯克地区，现在这里有居民38人：男33人，女5人，33个男人都有产业。其中3人已经拥有农民身份。女人都是苦役犯，全都与人同居。没有孩子，没有教堂，日子过得肯定极其无聊，特别是冬天，那时候干活的人就都走了，这里的民政长官只有一个看守，军事长官——一名上等兵和三名列兵。[2]
将萨哈林比作鲟鱼，尤其贴合其南部，它活脱脱像条鱼尾巴。左边的尾鳍叫克里利翁角，右边的——可尼瓦角，两者之间半圆形的海湾就是阿尼瓦湾。克里利翁角，轮船驶过它都要往东北方向打个大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迷人，孤零零站在上面的红色灯塔像座地主的别墅，这个探入海里的大海角，碧绿而平坦，犹如一片浸水草地。放眼原野布满柔软的青草，感伤主义的景色中就只差在林荫边溜达的羊群了。然而，听说青草在这里无关紧要，几乎长不了农作物，因为克里利翁角夏季大多时候都笼罩着咸海雾，它对植物是致命的。[3]
我们于9月12日中午前绕过克里利翁角，驶入阿尼瓦湾，虽然海湾直径将近80-90俄里，[4]但从这个海角到另一个海角的整个海岸都看得见。差不多在半圆形海岸的中点形成一个小凹口，人称鲑鱼小湾或鲑鱼嘴，就在嘴巴里，坐落着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南部地区的行政中心。一次开心的巧遇在等着我们的女旅伴，喜洋洋太太：在科尔萨科夫斯克锚地泊着志愿商船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号”，它刚刚从堪察加过来，她的军官丈夫就在上面。这引来多少惊叹、多少憋不住的大笑、多么地手忙脚乱啊！
从海上看，哨所颇有舒适小城的样子，不是西伯利亚式的，而是某种我叫不出名的风格，大约建于40年前，当时沿南海岸到处散落着日本人的房子和棚屋，极有可能是邻近的日式建筑影响到它的外观，赋予它特殊的风格。科尔萨科夫斯克建成的年份被认为是1869年，然而这仅仅在将它当作流放移民区一个点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事实上鲑鱼湾海岸上，第一个俄国哨所建于1853-1854年间，那里地处山沟，现在仍叫日本名字“大沟”，在海上只能看到它的一条主要街道，从远处只觉得马路和两排房屋顺着海岸猛扎下去，但这不过是远景罢了，其实没那么陡。新建的木头房子在阳光下亮堂堂的，白晃晃的老教堂是座简单而漂亮的建筑，所有的房顶上都有高高的木杆，大概是挂旗子用的，这让小城有一种不愉快的表情，好像它扎煞着毛发怒了。这里与北部的锚地一样，轮船泊在离岸一两俄里的海上，码头只能停靠汽艇和驳船，起先一只载着官员们的汽艇开到我们轮船，旋即响起快乐的声音：“伙计，来点啤酒！伙计，来杯白兰地！”接着过来一只快艇，划桨的苦役犯都穿着水手服，船舵旁坐着区长别雷，快艇靠近船舷时，他命令：“收桨！”
过了几分钟，我和别雷先生已经认识了，之后我们一起上了岸，我还在他那里吃了饭。从跟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也是乘“符拉迪沃斯托克号”刚刚从鄂霍次克海岸的塔赖卡回来，苦役犯现在那里筑路。
他的寓所不大，但蛮好，阔气。他喜欢舒适和美食，这一点在他的辖区也很明显，在区里转悠时，我在监管所和驿站里不仅看到刀叉、酒杯，甚至还有干净的餐巾和会煲汤的看门人，主要是这里的臭虫和蟑螂不像在北部，多到那么不像话的地步。据别雷说，在塔赖卡修路工地他住一个大帐篷，样样俱全，有自己的厨师，抽空看看法国小说。[5]按族系说他是小俄罗斯人，论受教育程度他是法律专业大学生，他年轻，不超过40岁，而这个年纪，捎带说一句，是萨哈林官员的中等年龄。时代变了，现在对俄国苦役场来说，年轻官员比年纪大的更常见，假设有画家画过鞭挞逃犯的场景，那么，在他画面中原来画着酒鬼上尉，一个鼻头紫红的老头的地方，就该换上一个穿着簇新的文官制服，有学问的年轻人了。
我们聊着聊着，天黑了，灯火初上。我告别了好客的别雷先生，去找警察局秘书，为我准备的寓所在他家里。夜黑城静，大海低吟，星空黯淡，仿佛看到大自然正酝酿着某种不祥的东西。当我走过整条主要街道快到海边时，轮船都还泊在锚地，等我拐到右边，传来阵阵说话声和大笑声，黑暗中透出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子，我像是置身于秋夜边城，正赶着去俱乐部。这是秘书的寓所。我踏着嘎吱作响的旧楼梯上了露台，走进房屋。厅里就像酒馆和潮湿的居室，烟熏火燎，几个军人和文职官员走来走去，好似腾云驾雾的神仙。他们中间的农业视察官Ф先生，我已经认识了，之前我们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见过，其余的我眼下是初次见面，他们大家对我的出现反倒乐呵呵的，仿佛早就跟我认识了。我被让到桌边，我也得喝伏特加，不过是兑了一半水的酒精，和极差的白兰地，还有很硬的肉，那是流放苦役犯霍缅科，一个留着黑胡子的霍霍尔煎好送上来的。除了我，晚宴上外来的还有伊尔库茨克地磁气象站站长施特林克，他在堪察加和鄂霍次克商议设立气象站，乘“符拉迪沃斯托克号”来到这里。在这里我还认识了科尔萨科夫斯克流放苦役监狱典狱长Ш少校，他以前在彼得堡警察局的格列谢尔手下任职，他是个又高又胖的男人，举止庄重威严，那种派头我至今只在区警察所长身上看到过。少校跟我聊到彼得堡许多与他有一面之缘的名作家，直呼他们米沙、瓦尼亚，还邀请我去他那里用早餐和午餐，无意间有一两次叫我“你”。[6]
两点钟客人走后，我躺到床上，听到呼啸声，刮东北风了。这就是说，傍晚起就阴天是有道理的。霍缅科从院外进来，报告轮船开走了，可是海上偏偏刮起强烈的风暴，“喏，怕是得回来呢！”他说完笑了。“他们哪能对付得了啊！”房间里变得寒冷潮湿，大概不高于六七摄氏度。可怜的警察局Ф秘书，这年轻人被伤风和咳嗽搞得怎么都睡不着，跟他住一个房间的K船长也没睡，他从自己那边敲墙对我说：“我收到《周报》了，您想看吗？”
到早晨是床铺冷，房间冷，外面冷。我走到外面时，正下着冰冷的雨，劲风卷着树木，大海咆哮，风夹着雨滴，像细密的雪霰，一阵阵猛烈抽打着面孔，敲击着屋顶，“符拉迪沃斯托克号”和“贝加尔号”的确对付不了海上风暴，回来了，眼下泊在锚地，被雨幕笼罩着。我在街上，沿码头附近的海岸四处溜达，草都湿了，树木在淌水。
码头上的值勤室附近摆着一副小鲸鱼骨架，它曾经幸福欢快地徜徉在辽阔的北部海域，如今勇士的累累白骨却陷于泥污，任由风吹雨打……主要街道铺着石子，仍旧整洁，有人行道，路灯和树木，每天有个带烙印的老头打扫。这里都是行政机关所在地和官员寓所，没有一幢房子住的是流放犯。房屋大半是新的，式样赏心悦目，不像杜埃那种压抑的官衙，一般说来，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的4条街道上，老房子比新房子多，20-30年前造的房子也不少，而且科尔萨科夫斯克的老房子和老公务员也比北部多，这或可能说明，南部这边较北部二区更适宜安居乐业。我注意到，这里更墨守成规，人们也更守旧，甚至恶习都更顽固。因此，与北部相比，这里更频繁地判罚鞭刑，常常是一次鞭笞50人，还有一个恶习唯独南部保留了下来，它是由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上校以前弄出来的，即当您一个自由人在街上或岸上遇到一群囚犯时，相隔50步远，您就听到看守大喊：“立——正！脱帽！”而这些表情阴沉的人光着脑袋从您身边走过，皱起眉头打量您，好像假如他们不是离开50步，而是20-30步才摘掉帽子，您就会像Z先生或N先生那样，用手杖打他们似的。
我很遗憾，没碰上活着的萨哈林最老的军官希什马廖夫船长，其高龄和居住之久与帕列沃村的米克留科夫都有一拼。他在我来的几个月之前去世，我只看到了他住的独栋住宅。他在萨哈林定居时，还是在苦役场尚未开始的“史前时代”，甚至早到人们为此编了个神话“萨哈林的起源”的地步，神话将这个军官的名字与地质变迁紧密相连：曾几何时，在遥远的年代，根本就没有萨哈林，可是突然，火山爆发，从水底升起一座山崖，高出海面，上面坐着两个生物——北海狮和希什马廖夫船长。据说，他总是穿佩戴着肩章的大礼服，在公文里这样称呼异族人：“森林野人”。他曾参加过几次探险，还跟波利亚科夫一同在特姆河上航行，从探险记述里可以看到，他们争吵过。
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有居民163人，男93人，女70人，加上自由民、士兵、他们的妻儿，及在监狱住宿的囚犯，总数1千人多一点。
业主56人，但都是非农产业，都是城镇的、市民的产业，农业微不足道。耕地总共3俄亩，草场18俄亩，且与监狱共用。眼见宅院一个紧挨一个，密密匝匝布满山沟的斜坡和沟底，就会明白，为哨所选址的人根本没考虑到这里除了士兵，还将有务农的人居住。对做什么行当，靠什么生活的问题，业主们回答：干活，做生意……至于其他收入，读者之后会看到，南萨哈林人远没到像北边人那样走投无路的地步，只要愿意，起码在春夏几个月他能为自己赚到钱，然而这几乎与科尔萨科夫斯克人无关，因为他们极少外出挣钱，作为纯粹的城里人，他们的生活来源不固定，不固定的意思是来源的偶然性和非经常性。有些人靠他们从俄国带来的钱过活，这样的人占大多数，另外一部分去做文书，第三部分人做教堂执事，第四部分人开小商铺，虽然依法无权这么做，第五部分人拿犯人的旧衣服换日本酒来卖，等等。妇女，乃至自由民妇女，都从事卖淫业，甚至还有一个特权阶层出身的妇女，听说她是学院毕业的，也不例外。这里不似北部那么饥寒交迫，苦役犯都抽50戈比0.25磅的土耳其烟草，他们的妻子则出卖自己，所以这里的卖淫业比北部的更罪恶，尽管，还不是一样？
家庭41个，其中21对夫妻不是合法婚姻。自由民妇女仅10人，即约是雷科夫斯科耶的1/16，甚至只有同样坐落在山沟里的杜埃的1/4。
科尔萨科夫斯克的流放犯中间，颇有些有趣之人。例如无期徒刑的苦役犯皮希科夫，他的罪行给乌斯宾斯基的特写《一比一》提供了素材。这个皮希科夫用鞭子抽死了自己的妻子，她是个有学问的妇女，怀有8个月的身孕，折磨持续了6个小时，他这么做是因为嫉妒妻子婚前的生活：在最近一次战争期间，[7]她被一个土耳其俘虏迷住了，皮希科夫自己给这个土耳其人送过信，说服他去幽会，每每帮助双方。后来，土耳其人走了，姑娘因为皮希科夫的善良爱上了他，皮希科夫跟她结婚，生了4个孩子，却突然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嫉妒……
这个人身材高挑消瘦，相貌堂堂，留着大胡子。他在警察局做文书，故而是自由民装束。他勤谨，彬彬有礼，从表情上看内向，寡言。我到过他的住处，但他不在家。他在一所木屋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床干净整齐，铺着一条红色毛毯，床头的墙上挂着一位太太镶框的画像，大概是妻子的。
扎科明一家也有意思：父亲，曾经在黑海做商船船长，妻子和儿子。1878年，他们三人一起因谋杀被交尼古拉耶夫城军事法庭审判，照他们自己说是冤枉的。老太婆和儿子已经服满苦役，老头子尼古拉耶维奇，66岁，还是苦役犯。他们开了爿小商铺，他们家的房间非常不错，甚至好过新米哈伊洛夫斯克的富人波将金。扎科明老两口是走陆路穿过西伯利亚来萨哈林的，儿子走海路，早3年到达目的地。区别太大了。如果听听老头讲的，还要吓人。他受审、转监、之后在西伯利亚挣扎着走了3年，他女儿，自愿跟随父母服苦役的姑娘，活活累死在路上，载着他和老太婆来科尔萨科夫斯克的船在毛卡附近又遭遇海难，这期间碰上多少惨事，什么罪没受过啊。老头这边厢讲着，老太婆那边厢哭着。“喏，说这干吗！”老头说，摆摆手。“这是上帝的安排。”
文化方面，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明显落后于自己的北部同道。譬如它至今仍没有电报和气象站，[8]关于南萨哈林的气候我们暂时只能凭借不同作者零零散散的偶然观测判断，这些人或在这里供职，或像我这样，在这里待不长。根据上述观测，如果取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的夏、秋、春三季的平均温度，则高于杜埃二三摄氏度，冬季却要高将近5℃。然而同在阿尼瓦，不过比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再往东一点的穆拉维约夫哨所，其温度已明显低得多，更接近杜埃，而非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在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以北88俄里的奈布奇，1870年5月11日早晨，“骑士号”指挥官记下的温度是零下2℃，有雪。正如读者看到的，这里的南方不大像国内南方：冬季这里与奥洛涅茨省一样寒冷，夏季却同阿尔罕格尔斯克一样热。克鲁森施滕于5月中旬在阿尼瓦的西海岸还看到雪。在科尔萨科夫斯克区的北部，即在采捞海带的库苏奈，观测到一年中有149个阴雨天，而在南部的穆拉维约夫哨所，是130个阴雨天。不过无论如何南部区域气候较北部二区更暖和，在这里生活因此肯定更容易些。在南部冬季也会有解冻的时候，在杜埃和雷科夫斯科耶则从未有过，河流开封更早，多云天气也更多些。
科尔萨科夫斯克监狱在哨所占的位置最高，大概也最好，主要街道直通监狱围墙大门的位置，大门的样子很平常，这可不是普通的，寻常人家的大门，那是监狱的入口，能让人看出这是监狱的，唯有挂着的牌子和每天晚上这里都聚着一群苦役犯，搜身后他们被挨个放进围墙门。监狱院子坐落在平缓的斜坡上，尽管四周有围墙和建筑物，从院子中间仍然看得到蔚蓝的大海和遥远的地平线，因此会感觉这里空间很大。环顾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地行政当局竭力将苦役犯与移民流放犯彻底隔开。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的作坊和数百名苦役犯的住房散落于全哨所，这里的监狱大院内却安置了所有作坊乃至消防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苦役犯，哪怕是改正类的，都不允许住在监狱外面。在这里，哨所管哨所，监狱管监狱，有可能在哨所住了很久都没有发现，街道的那头是监狱。
这里的监牢都陈旧了，牢房里空气混浊，厕所比北部监狱的差多了，面包房昏沉沉的，单人牢房里又黑又冷，没有通风设备，我本人就几次看到，关在里面的人冻得瑟瑟发抖。这里唯有一点比北部好，就是镣铐室比较宽敞，镣铐犯少得多。监牢里的原水手们最干净，他们穿得也比较干净。[9]我去时监狱里时仅仅住了450人，其余的人都被派出去了，主要是去筑路。全区共有苦役犯1205人。
这里的典狱长最喜欢给来访者秀消防车队，车队的确壮观，在这一点上科尔萨科夫斯克可与许多大城市媲美。水桶、消防水泵、带套的斧头，这些玩具似的东西全都铮亮，真是准备好了作秀的。拉响警报，从所有的作坊里立马跑出苦役犯来，没戴帽子，没穿外衣，一句话，什么样的都有，一分钟就套好马，轰隆隆直奔海边而去，场面甚是骇人。而Ш少校，这个模范车队的缔造者，非常之心满意得，一个劲儿地问我喜不喜欢。遗憾的只是，跟年轻人一起套马赶车的还有老头，哪怕是顾及他们年老体衰，也该放他们一马吧。
【注释】
[1]有人提过一个方案，在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建一条堤坝，挡住寒流的去路。这个方案有其自然历史的依据：从前有地峡的时候，萨哈林的气候温和得多。但实现它在今天未必会带来什么益处，西海岸南部的植物区系或许会增加十数个新种类，但岛屿整个南部地区的气候未必会改善。因为整个南部地区靠近鄂霍次克海，那里夏季也有冰和冰原，如今的科尔萨科夫斯克区的主要部分仅以低矮的山脉相隔，山脉靠海的一边是遍布湖泊的低洼地，挡不住风。
[2]谢苗诺夫在毛卡有个商店，店里夏天生意相当不错，食品的价格很贵，因此一名流放犯赚的钱一半都留在这儿了。在“骑士号”快速机帆船船长1870年的报告中提到，快速机帆船打算靠近小地方毛卡，在那里放下10个士兵，让他们开掘菜园，因为夏季准备在这个地方修建新哨所。顺便提一下，当时在西海岸日俄之间正起些小争端。我还在1880年第112期《喀琅施塔得消息报》上找到一篇报道：《萨哈林岛。关于毛卡山洞几条有趣的情报》。里面说道，毛卡是公司的主要所在地，该公司从俄国政府获得10年采捞海洋植物的权力，其居民有3个欧洲人，7个俄国士兵和700个朝鲜、虾夷和中国工人。
谢苗诺夫和坚比在城市里已经有了仿效者，由此可见海带采捞业的有利可图和扩大。有个叫比利奇的移民流放犯，过去是教师，在谢苗诺夫那里做过掌柜，拿买卖往来的钱款在库苏奈附近开业，雇来移民流放犯，现在有近30人给他干活，此事属非官方的，这里甚至没有看守。毛卡以北100俄里，坐落在库苏奈河口的库苏奈哨所早已废弃，库苏奈河过去被视为俄国和日本占领者在萨哈林的分界线。
[3]我在克里利翁角略北一点的地方看到了石头，几年前，“科斯特罗姆号”轮船就被这里的海雾所迷，撞上石头沉没。随船押送苦役犯的医生谢尔巴克出事时发射了信号火箭。他后来跟我说，当时他经历了精神上三个漫长阶段：第一个，最漫长最痛苦的阶段，相信必死无疑，苦役犯们惊慌失措，嚎成一片，孩子和妇女在军官的指挥下被送上小艇，朝可能是海岸的方向驶去，很快就消失在雾中；第二阶段，有点得救的希望：从克里利翁灯塔传来炮声，通报妇女和儿童顺利抵岸；第三阶段，完全有信心得救，当时雾中突然响起阀键短号声，吹的人是返回来的军官。
1885年10月逃跑的苦役犯们爬上克里利翁灯塔，将财务抢劫一空，杀死一个水兵，将他从悬崖上扔进深渊。
[4]首先探险和描写阿尼瓦海岸的是俄国军官Н.В.鲁达诺夫斯基，涅韦尔斯基的战友之一。
[5]在南萨哈林任职的军官和官员们忍受贫困的那种时候，差不多已经被忘记了。1876年，买1普特白面粉他们付4卢布，1瓶伏特加3卢布，“鲜肉几乎谁都从来没见过”，而在一般人那里谈都不要谈。那就是在受穷。不超过5年前，《符拉迪沃斯托克报》记者宣称，“谁都没有半杯伏特加，满洲里烟草（即相当于我们的马合烟）达2.5卢布1磅，作为烟草的替代品，移民流放犯和一些看守都抽廉价红茶和砖茶”。
[6]对Ш少校，应该还他一个公道，他对我的文学职业完全尊重，而且我在科尔萨科夫斯克逗留期间，他始终全力以赴不让我寂寞无聊。此前，在我到达南部的几个星期前，他亦是同样对待英国人戈瓦尔德，此人好冒险，也是个文学家，乘日本人的帆船在阿尼瓦湾遭遇沉船后，写了《生活在外西伯利亚野蛮人中间》一书，里面有许多关于虾夷人的无稽之谈。
[7]即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译者
[8]在我逗留期间，施伦克正在张罗建站，在此事上大力帮助他的是一个军医，他是科尔萨科夫斯克的老住户，人很好。但是我觉得，气象站不应该建在东风肆虐的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而应在区里比较中心的什么地方，譬如弗拉基米罗夫卡村。再说，南萨哈林各地气候各异，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同时在几个地方确定几个气象观测点：在布谢湾、科尔萨科夫斯克、克里利翁、毛卡、弗拉基米罗夫卡、奈布奇和塔赖卡。这当然不容易，但已不那么困难。以我所见，为此可以动用大量流放犯仆役，经验已经证明，他们很快就能学会独立观测，需要的只是承担指导他们这一劳动的人。
[9]别雷先生成功地从他们中间组建了内行的全班船员在海上作业。他们中间领头的是小个子，穿背心的苦役犯戈利岑。他喜欢奢谈，他掌舵时，就下令：“下桅！”或：“下桨！”做起来不无指挥官的严厉。尽管他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和有领导力，我在的时候，因为喝酒，好像还因为粗暴，吃过两三次鞭子。他以外，最内行的水手是苦役犯梅德韦杰夫，一个聪明勇敢的人。有一次日本领事库采先生从塔赖卡回来，掌舵的是梅特韦杰夫，此外小艇里还有一个看守。傍晚风大起来，天昏地暗……行驶到奈布奇时已经看不到奈巴（转下页）（接上页）河口，直接停在岸边很危险，梅特韦杰夫决定在海上过夜，尽管风暴剧烈，看守扇他耳光，领事厉声命令他靠岸，但是梅特韦杰夫拒不服从，把船往海上开得越来越远。整整一夜风暴肆虐，海水击打着小艇，分分钟钟船都好像要进水了，要被淹没了。领事后来给我讲，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黎明时分梅特韦杰夫驾船驶向河口时，海浪仍然击打着船舷。从此，每次别雷先生让梅特韦杰夫送什么人时，总是说：“可不要跟他吵吵，拜托，别出声，别抗议。”
监狱里还有两个亲兄弟引人注意，他们是原波斯王子，即便现在从波斯寄来的信件中仍尊称他们殿下。他们因在高加索谋杀被流放，尽管他们按照波斯风俗，戴着高高的裘皮帽子，脑门依然凸出。他们尚属考验级，所以无权在身边放钱，其中一个就抱怨他没钱买烟草，他觉得抽烟反而让他咳嗽得不那么厉害。他给办公室糊信封，实在是笨手笨脚的，看过他干活，我说：“很好。”显而易见，这个表扬给原王子以莫大的满足。
监狱的文书是苦役犯海曼，胖胖的黑发美男子，曾在莫斯科警察局任警察分局长，因奸污幼女被判刑。在监狱里他陪了我5天，每次我回头看他，他都恭恭敬敬地脱帽。
这里的侩子手姓米纳耶夫，他是商人之子，年纪还轻。我见到他那天，照他说，他给8个人施行了鞭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