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Ⅲ
阿尔卡伊河——阿尔科沃哨所——阿尔科沃一村、二村、三村——阿尔卡伊河谷——西岸的村落：姆加奇、坦吉、霍埃、特拉姆包斯、维阿赫特和万吉——隧道——电缆房——杜埃——家属宿舍——杜埃监狱——某矿——沃耶沃达监狱——镣铐犯。
杜伊卡河以北8-10俄里，阿尔卡伊河流入鞑靼海峡。就在不久前它还是条名副其实的河流，可以捕大马哈鱼，现在呢，由于森林火灾和滥伐，它变浅了，夏季完全断流。不过，暴雨时节它就像春汛来临恣意泛滥，湍急喧腾，真相毕露。已经不止一次它淹没岸边的菜园，将干草和庄稼卷入大海。要躲避这样的灾难是不可能的，因为河谷狭窄，要躲开河就只有上山。[1]
阿尔卡伊河口向河谷转弯的地方坐落着吉利亚克人的小村庄阿尔卡伊-沃，阿尔科沃哨卡和3个村落：阿尔科沃一村、阿尔科沃二村、阿尔科沃三村因此得名。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到阿尔卡伊河谷有两条路：一条是山路，我没走过，因为森林大火把路上的桥都烧毁了；另一条路沿海岸，只有在落潮时才能通行。我第一次乘马车去阿尔卡伊是7月31日早上8点。开始退潮了。一阵雨袭来。天昏地暗，海上看不到一片船帆，陡峭的黏土海岸寒气逼人，海浪翻腾，低沉而哀伤。蔫巴巴病怏怏的树木在高高的海岸上俯视着下面，在这旷野上，每棵树都独自在与严寒和冷风作战，在秋冬骇人的漫漫长夜，每一棵树都得不停地四面摇晃，匍匐倒地，哀怨地嘎吱响——这哀怨无人听到。
阿尔科沃哨卡在吉利亚克人小村庄旁边。起先它就是一个警戒点，驻扎抓逃犯的士兵，现在这里住着看守，其职责似乎是看管移民流放犯。哨卡2俄里开外是阿尔科沃一村。村里只有一条街，因条件限制，村庄布局只能狭长地延伸，而不能横向分布。随着时间的推移，3个阿尔科沃村将连成一片，到时候萨哈林将拥有一个非常大，却只有一条街的村子。阿尔科沃一村建于1883年，居民136人：男83人，女53人。业主28人，都有家室，除了女苦役犯帕夫洛夫斯卡娅，她是天主教徒，前不久同居男人死了，他是真正的房主，她恳求我：“给我派一个业主来吧！”有3户人家各拥有2幢房子。阿尔科沃二村建于1884年，居民92人：男46人，女46人。业主24人，都有家室，其中有2户各拥有2幢房子。阿尔科沃三村与二村建于同一年，透过它可以见出阿尔卡伊河谷的安置事宜是多么仓促。居民41人，男19人，女22人。业主10人，其中有一个是合伙业主，9人有家室。
3个阿尔科沃村的业主都有耕地，地块大小介于0.5-2俄亩之间。1户业主有3俄亩地，种了不少小麦、燕麦和大麦，还有土豆。大部分人家有牲畜和家禽，若根据移民流放犯管理员收集的户籍登记判断，可以得出结论，3个阿尔科沃村在建成的短时间内，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不起的成就，难怪一个无名作者这样描写当地的农耕业：“这一劳动之所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全靠这块土地的土壤条件完全利于农耕，森林和草的长势说明了这一点。”事实并非如此。3个村子属于北萨哈林最贫困的村落，这里是有耕地，有牲畜，但没丰收过一次。不算整个萨哈林共有的不利条件，此地的业主还碰上阿尔卡伊河谷独有的劲敌，即之前我引用过的作者夸耀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表面有一层腐殖质，土下面却是砾石，炎热天气时会发烫，烤干植物的根，雨天又不渗水，因为下面是黏土，导致根部腐烂。在这样的土壤里，能够无恙生长的显然唯有那些根系粗壮、扎得深的植物，譬如牛蒡，而农作物里只有肉质直根类的大头菜和土豆，在这样的土壤上种这些东西要比种粮食作物犁耕得更深。关于河流造成的灾害我已经谈过了。草场一点没有，都是到原始森林的林间草地上刈草，或有零星的就用镰刀割，而富裕点的人都到特姆斯克区去买草。人们说这些家庭一冬天都吃不上一块面包，能吃的只有大头菜。我去之前没多久，二村的移民流放犯斯科林就饿死了。据邻居们说，3天里他只吃了1磅面包，而且这样已经很久了。“我们大家的下场都这样”，被他的死吓到的邻居对我说。我记得，说到自己过的日子时，有三个女人哭了。有一所房子，里面没有家具，一个黑乎乎的炉灶占了半个房间，孩子围着女主人哭，小鸡绕着她唧唧叫，她走到街上，孩子和小鸡都跟着她。她看着他们，笑笑哭哭，她为孩子和小鸡的哭闹向我道歉，说都是饿的，她等不及丈夫回来，他去城里卖浆果，好买些面包。她剁了些包心菜叶喂小鸡，小鸡贪婪地扑上来，上当受骗后吵闹得更厉害了。一所房子里住着一个农夫，毛烘烘地像个蜘蛛，眉毛倒挂，是个苦役犯，脏兮兮的，跟他一道的另外那个人也是毛烘烘、脏兮兮的，两人都有一大堆家人，可小屋里，就像人说的，家徒四壁，除了哭闹唧唧叫和斯科林之死这样的事情，贫困与饥饿无处不在！三村的移民流放犯彼得罗夫家屋门紧锁，他本人“因懒怠持家，擅自宰杀牛犊，被解送沃耶沃达监狱关押”。显然，宰杀牛犊卖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是因为贫困。从公家那里贷来的种子理当播种，户籍登记上也注明播种了，可其实种子一半被吃掉了，移民流放犯说起来也毫不隐讳。牲畜是从公家贷来的，喂的饲料也是公家的。林子越深劈柴越多：所有阿尔科沃人都欠债，每播种一次、每添一头牲口，他们的债务便与之俱增，有些人的债务已达到还不了的数目，每人两三百卢布。
二村和三村之间是阿尔科沃驿站，在特姆斯克地区行驶时都在那里换马。这里是驿站兼旅店，假如按我们俄国的标准估算，以当地如此稀少的车流量，驿站里只需一个看守带两三个帮工就够了，但萨哈林好排场，除了看守，驿站还有文书、跑腿的、马夫、两个面包工、三个劈柴工，再有四个帮工，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回答我说：“运干草。”
倘若风景画家有机会来萨哈林，我建议他关注一下阿尔卡伊河谷。这个地方不仅环境优美，色彩亦极其丰富，除了五彩斑斓的地毯或万花筒之类老套的比喻还真难以形容。一片郁郁葱葱的高大牛蒡，新雨之后晶莹闪亮，旁边是一块不大的约3平方俄丈的绿油油的黑麦地，过去是一小块大麦田，那里又有一棵牛蒡，它后面是小块的燕麦，再过去是土豆垄，两棵没长大的向日葵低垂着头，然后是一块茂盛的绿色麻地，到处高昂着伞形科植物，好似一座枝型烛台，这一片色彩斑斓中缀满罂粟花的点点玫红、鲜红和大红。路上迎面而来的女人们头顶牛蒡的大叶子当三角巾遮雨，像是一只只绿甲虫。而两侧是群山，虽不是高加索那样的崇山峻岭，总归是山嘛。
阿尔卡伊河口上游西岸，有6个不起眼的村落，我一个都没去过，它们的统计数字是我从户籍登记和忏悔名册得到的。村落都坐落在伸入大海的海角或小河的河口上，并因此而得名。起先它们都是只有四五人的监察前哨，随着时间的推移，等这些哨卡不够用时，便决定（1882年）在杜埃和波戈比角之间最大的那些海角安置可靠的、有家室的移民流放犯。建立这些村落和哨卡的目的是：“使来自尼古拉耶夫斯克的信差、旅客和赶橇的人赶路时能有安全休息的地方，在海岸全线设立警察监守，该海岸线是囚犯逃跑唯一可走的路，也是违禁私贩烧酒的通道。”通往海岸线上的村落的道路还没有，要去只能在退潮时沿海岸步行，冬天乘狗拉橇。也可以划小船和汽艇，但只能是天气极好的时候。这些村落自南向北依次为：
姆加奇村。居民38人：男20人，女18人。业主14人，有家室的13人，但合法家庭仅2户。耕地总共只有12俄亩，但已有3年未种植粮食，种的都是土豆。11个业主住在最早建村时的宅地，其中5人已有农民身份，收入不错，这也说明为什么农民不急于去大陆。7人赶橇，即养狗，冬季用它们运送信差和旅客。有一人以狩猎为业。至于捕鱼业，1890年监狱总局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过，不过这里压根没有。
坦吉村。居民19人：男11人，女8人，业主6人。耕地约3俄亩，但与姆加奇相同，由于经常性的海雾妨碍粮食作物的生长，地里种的都是土豆。两个业主有小船，捕鱼为生。
霍埃村。坐落在同名海角上，海角直插大海，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都能看到。居民34人：男19人，女15人，业主13人。这里尚未完全绝望，继续播种小麦和大麦。3人狩猎为生。
特拉姆包斯村。居民8人：男3人，女5人。幸福的村落，女人比男人多。业主3人。
维阿赫特村，在维阿赫特河畔，连接湖泊与大海，并因此令人想起涅瓦河，据说湖里能捕到白鲑鱼和鲟鱼。居民17人：男9人，女8人。
万吉村，最北边的村落。居民13人：男9人，女4人。业主8人。
有学者和旅行者描写，越往北景观越荒凉。自特拉姆包斯起，岛屿的北三分之一全部是冻土平原，贯穿整个萨哈林岛的主分水岭在这里起伏不大，有些作者认为那是阿穆尔河的冲积层。在红褐色的沼泽平原上，到处绵延着一条条树木歪斜的针叶林带，落叶松的树干高不过一英尺，树冠匍匐在地上，像个绿枕头。雪松丛的树干紧贴地面，萧索的林带之间长着地衣和青苔，与俄国冻土地带相同，在这里找到的都是又酸又涩的浆果，唯有在平原最北部又现低矮的丘陵绵延，紧挨着永远寒冷的大海，克鲁森施滕地图上那块不大的地方，大自然像是要微笑着告别，生长着挺拔的落叶松林。
然而无论大自然如何严酷，如何贫瘠，海岸边村落的居民，据知情人证实，日子过得终究比阿尔科夫人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人要好很多。
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居民少，而他们拥有的那些财富参与分配的人却不多。对于他们，耕地和收成不是必需，他们各行其是，自己选择谋生之道。有一条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到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冬季道路穿村而过，冬天吉利亚克人和雅库特的手艺人来这里做生意，移民流放犯把东西卖或换给他们，不经商人的手。这里没有商店主、卖堂主、犹太商贩，也没有小职员用烧酒换漂亮的狐狸皮，之后再拿给客人显摆。
往南未建新村落。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以南的西海岸只有一个居住点——杜埃，一个可怕、混乱、一无是处的地方，甘愿在这里生活的唯有圣人，要么就是彻底自暴自弃的人。这是一个哨所，居民们叫它港口，建于1857年，称杜埃或杜伊，名字以前就有，泛指现在的杜埃煤矿所在的海岸一带。它所在的狭窄河谷流过小河霍茵吉。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到杜埃有两条路：一条是山路，另一条沿着海岸线。庞大的容基耶尔角横卧岸边浅滩，若非挖隧道，根本无法通行。开工时没有与工程师商议，随随便便一挖，结果搞得隧道又昏暗又歪斜，肮脏不堪。隧道造价高昂，但是派不上用场，因为有蛮好的公路在，没必要走海边，况且还要受涨潮落潮的条件限制。该隧道反映出，俄国人就爱花大钱玩花样，从不管是否满足最迫切的需要。挖隧道时，负责工程的人坐着印有“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码头”字样的车厢在轨道上来来去去，而苦役犯们此刻却住在又脏又潮的窝棚里，因为盖牢房的人手不够了。
一出隧道，岸边的道路旁就有一个盐场和一座小电缆房，电讯电缆从这里经沙滩伸入大海。小房子里住着做木工的苦役犯，是个波兰人，还有他的同居女伴，听说她12岁时在押解途中被一个囚犯强奸，生了孩子。去杜埃的一路上，海岸陡峭，断断续续拥成一个个岩堆，上面布满黑色的斑点和条纹，宽度从1俄尺到1俄丈不等。那是煤。据专家描述，这里的煤层上覆盖着砂岩、黏土质页岩、页岩质黏土和黏土质沙石，它们高低起伏，凹进凸出，许多地方还夹杂着大量的玄武岩、闪绿岩和斑岩。当然这是一种独特的美，然而对一个地方所持有的偏见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仅看人，连看植物都充满惋惜，就为它们生在此地，而非别处。走出7俄里，海岸被一条峡谷截断，那就是沃耶沃达沟。这里孤零零地坐落着阴森恐怖的沃耶沃达监狱，里面关押重犯，其中还有连车重镣犯！卫兵在监狱周围来回走动，除了他们，四周看不到一个生物，仿佛他们在看守沙漠中的奇珍异宝。
再走1俄里，便是采煤场，1俄里开外是光秃秃无人的海岸，最后面的是另一条峡谷，里面就是杜埃，萨哈林苦役场的前首府。走到街上的最初一刻，杜埃给人的印象是一座古要塞：平滑的街道像是练兵场，一座座白色整洁的小房子，一个个条纹的岗亭，一根根条纹的木桩，完整的古堡印象里就差隆隆鼓声了。小房子里住的都是驻军指挥官，杜埃的典狱长、神甫、军官等等。短短的街道尽头立着一座灰兮兮的木教堂，将哨所的非官方区域挡住了。到这里峡谷往左右分成Y形的两条沟，左边是郊区村庄，过去叫日德科夫，右边整个是监狱用房和没名字的郊区村庄。两边，尤其是左边，拥挤、肮脏、别扭，没有了白色整洁的小房子，那些破旧的小木屋，没有椅子，没有草木，没有台阶，杂乱无章地挤满道路两边、山坡和山上。宅地的面积非常小，假如在杜埃这就能叫作宅地的话：户籍登记上有4个业主的宅地仅4平方俄丈。拥挤得无立锥之地，但就是在这般的拥挤和浑浊中，杜埃的刽子手托尔斯特赫仍然觅得一弹丸之地，给自己盖了房子。不算驻军、自由民人口和监狱，杜埃有居民291人：男167人，女124人，业主46人，其中有6个是合伙业主。大部分业主是苦役犯。是什么促使行政当局将他们及其家人安置在这里，在这峡谷里，而不是别的地方，不得而知。户籍登记上杜埃的全部耕地仅0.125俄亩，完全没有草场。设若男人们都做苦役，那80名成年妇女干什么呢？如何打发时间呢？由于贫困、恶劣的天气、不绝于耳的镣铐声、永无休止的大海咆哮、望不尽的童山濯濯；还有时不时从看守室传出的犯人挨鞭笞的呻吟和哭号，比起在俄国，时间在这里是何其漫长和折磨人啊。在通常只有一个房间的木屋里，您能见到苦役犯全家，跟他们在一起的士兵一家，两三个苦役犯住客或房客，还有几个半大孩子，几个角落放着两三个摇篮，几只鸡，一条狗，街上木屋旁边是垃圾、脏水洼。无事可做，没东西可吃，说话啊吵架啊都厌烦了，上街也无聊，到处都是一样的又臭又脏，烦死人了！晚上苦役犯丈夫收工回到家，他想吃饭睡觉，可妻子却开始哭诉：“你把我们都毁了，该死的！我完了，孩子们完了！”“喏，开嚎了！”士兵在炉灶上嘟囔。等大家都入睡了，孩子们不再哭号，安静下来好一会儿了，女人却怎么都睡不着，她想着，听着大海的咆哮，这时愁烦在折磨着她，心疼丈夫，埋怨自己老是忍不住责骂丈夫。可是到第二天一切又周而复始。
如果仅凭杜埃一地判断，那么萨哈林的农业移民区是因妇女和苦役犯家属过多而负担较重。由于建房土地不足，有27个家庭居住在破旧得早就应该拆除，极其肮脏杂乱不堪的所谓“家属营房”里。这里没有什么房间，有的只是跟监狱里一样搭通铺放马桶的牢房。号子里的居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一间打破了窗玻璃，臭味熏死人的号子里住了5家：两对苦役犯和自由民妻子；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一个女儿；苦役犯、移民流放犯妻子和一个女儿；移民流放犯，是波兰人，和他的女苦役犯同居者。他们全带着自己的家当同处一室，并排睡在一条通铺上。
另一间住了10家：两家都是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带一个儿子；女鞑靼苦役犯和一个女儿；鞑靼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两个带无檐布帽的鞑靼小孩；移民流放犯，在苦役场待了35年，但依然雄赳赳气昂昂的，留着黑胡子，没鞋就打着赤脚，不过他是狂热的赌徒，[2]睡在他旁边的是他的苦役犯情人，一副无精打采、瞌睡懵懂、可怜兮兮的样子；再就是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三个孩子；只身一人的苦役犯；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两个女儿；移民流放犯；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苦役犯老头。号子里还有只小猪跑来跑去找食，地板上满是泥，有股臭虫的臭味和不知什么的酸味，听说臭虫咬得人无法安生。
第三间里6家：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两个孩子；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一个女儿；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七个孩子：一个女儿16岁，另一个15岁；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一个儿子；苦役犯、自由民妻子和四个孩子。
第四间4家：下士军衔的看守，妻子18岁，带一个女儿；苦役犯和自由民妻子；移民流放犯；苦役犯等等。根据这种野蛮的住宿条件及其环境，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不得不跟苦役犯睡在一起，读者们可想而知，妇女和儿童在这里置身于何等不被尊重和轻蔑的处境，她们自愿随父从夫发配苦役场，而这里却是如此不爱惜她们，如此漠不关心农业移民区。
杜埃监狱比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监狱要小，年头更久，脏太多。这里也是集体牢房和通铺，但设施更简陋，秩序更糟。墙壁和地板一样肮脏，因为年头久和潮湿都已经发黑了，即便擦抹也未必干净得了据。1889年的医务报告说，这里的每个囚犯人均占有1.12立方俄丈空间。如果夏天门窗一开，就闻得到阴沟和厕所的臭味，那么可想而知，冬季监狱里每天早晨结满冰霜和冰柱，这里会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啊。这里的典狱长是波兰人，过去是下级军官，现在的级别是科员。除了杜埃，他还负责沃耶沃达监狱，煤矿和杜埃哨所。职权完全不符合级别。
杜埃的镣铐室关押的重犯大部分是惯犯和犯罪嫌疑人。看上去这是些最平常不过的人，相貌厚道愚钝，回答我的问题时只表现出好奇，和尽可能地想要表示尊敬。他们大部分人所犯的罪行也不比他们的相貌更聪明更狡猾。一般都是因为斗殴致死人命被判5-10年，然后越狱，被抓，再逃，直至判无期徒刑和不减刑。几乎所有人的罪行都寡淡无奇，至少表面上平平常常，我前面特意讲了叶戈尔的故事，就是要让读者可以断定，我从囚犯与接近苦役场的人那里听来的上百个故事、亲身经历和趣闻统统枯燥乏味。不过，有个关在昏暗的镣铐室里，姓捷列霍夫的60-65岁头发花白的老头，给我的印象倒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我抵达的前一个晚上他被罚鞭刑，当我们聊到此事时，他让我看了他屁股上的乌青。据犯人们的讲述，这老头一辈子杀了60个人，他好像有这么个习惯：给新来的犯人相面，凡有钱的，就挑唆他们跟他一起逃跑，之后在原始森林里杀掉他们，抢他们的钱，为掩藏犯罪痕迹，将他们分尸抛到河里。最近这次抓捕他时，他挥动木棒抵抗看守。望着他那浑浊呆板的眼睛和剃着阴阳头的硕大方正、像鹅卵石似的脑袋，我也就快要相信所有这些故事了。一个也蹲镣铐室的霍霍尔，[3]他的率直触动了我，他请求典狱长还给他搜捕时被抢走的195卢布。“那你哪儿来的这些钱？”典狱长问。“赌牌赢的。”他回答，还赌誓，他又转过来要我相信，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整个监狱都赌牌，而且在服苦役的囚犯中间不少人有两三千卢布。在禁闭室里我见到一个逃犯，他剁掉了自己的两根手指头，伤口裹着脏布。另一个逃犯受的是贯通伤：子弹幸运地从第七根肋骨边穿过。他的伤口缠的也是脏布。[4]
杜埃永远静悄悄的。有节奏的镣铐声，拍岸的海涛和电报缆的呜咽，很快耳朵就听习惯了，而这些声响令死寂愈发强烈。冷酷的烙印不仅敲在条纹木桩上。假如有谁在街上无意中大笑，那这笑声听起来会格外生硬和不自然。自杜埃建成，此地的生活方式，就只能由凄厉绝望的声音转达，唯有冬夜从海上刮进峡谷的凛冽寒风，才是该唱的歌。故而每每沉寂中蓦地响起杜埃怪人施康德巴的歌声，总是怪怪的。这个苦役犯老头，来萨哈林第一天就拒绝干活，在他打不倒，纯属野兽的固执面前，一切强制手段都甘拜下风：关黑牢，一次次拷打，可他顽强地挺过惩罚，每次行刑后都高喊：“反正我不干活！”跟他折腾了一大通，最后随他去了。如今他就在杜埃漫游和歌唱。[5]
我说过，采煤点距哨所1俄里。我下过矿井，我被领着走过阴暗潮湿的坑道，事先给我介绍过情况，但是很难描述一切，因为不是专家。我不谈技术上的细节，对此有兴趣的人去读读矿业工程师克片的专业著述吧，他曾经管理过这里的矿场。
现在杜埃矿场的开采权归私人公司“萨哈林”所有，公司代表都住在彼得堡。根据1875年签订的为期24年的合约，公司用地长为萨哈林西海岸沿岸2俄里，宽为深入岛屿1俄里；公司可以在滨海省及其附属岛屿的合适地点无偿地自由堆放煤；公司可以无偿获得所需的建筑材料；技术的、经营的和矿井的一切设备免税；海军部购买的每普特煤，公司可得15-30戈比；每天向公司劳务输送不少于4百名苦役犯；如果务工数量不足，则由官方给付公司罚金每人每天1卢布；公司所需数量的人员亦可在夜间使用。
为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和保护公司的利益，官方在矿井附近设立了两个监狱，杜埃和沃耶沃达监狱，派出340人的驻军，为此每年耗资15万卢布。如前所述，住在彼得堡的公司代表仅5人，而为维护他们每个人的收益，官方每年支付3万卢布，且不说为了这些收益，就得背弃农业移民区的任务，完全不顾卫生要求，让7百名苦役犯、他们的家人、士兵和职员住进像沃耶沃达沟和杜埃沟如此恐怖的地坑里；且不说为钱将苦役犯交给私人公司使用，行政当局因为顾虑工业而牺牲掉惩罚的改造目的，它这是在重复自己斥责过的错误。
在此公司一方负有三项重大义务。它必须合理开采杜埃煤场，给杜埃矿山配置一名工程师以督促合理开采；每年两次按时支付煤矿租金和苦役犯的劳动报酬；开采煤矿的一应工作均须使用苦役犯的劳动。三项义务只是纸上谈兵，大概早已无人提及。对煤矿的开采是昧心的、掠夺性的。“未采取如何使生产技术改良或保证生产有持久前途的勘察，”我们在一位专业人员的报告中读到，“经营管理具有掠夺的一切特征，这一点在区工程师最近一份报告中得以证实。”根据合同公司必须配备的矿业工程师，实际却没有，煤场交给一个普通采矿技师管理。至于报酬，正如刚刚提及的那位官方人士在自己的报告所言，只能说是“掠夺的证据”。无论是煤矿，还是苦役犯的劳动，公司都在无偿使用。它应该付钱，可不知为什么却没付：另一方的代表眼见如此明目张胆的毁约，早就应该行使权力，可不知为什么却一直延宕，此外，每年还继续耗费15万卢布维护公司的收益，而且双方的姿态表明，很难说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何时到头。公司扎根萨哈林如此之深，犹如福马在斯捷潘奇科沃村，[6]其铁面无情也像福马。截至1890年1月1日，它欠下官方的债务达194337卢布15戈比，其中十分之一作为劳动报酬是苦役犯的合法所得。何时、如何与杜埃的苦役犯结算，谁来给付他们，他们是否能拿到什么，我不得而知。
每天，杜埃和沃耶沃达监狱的350-400名苦役犯被派去干活，其余的350-400人备用。没有备用不行，因为合同约定的是每天“能干活”的苦役犯。早上5点，在所谓的派遣处分派人下井干活，主持此事的是矿山管理局，即几个私方人员小组充当的“办事处”，每个苦役犯每天的劳动数量和强度由小组酌定，如此安排，囚犯们是否得到公平的惩罚就全凭小组监督了，监狱管理机构只负责监视囚犯的行为和防止他们逃跑，其他的，出于需要，推个一干二净。
矿井有两个：一老一新。苦役犯在新井干活，这里的煤层约2俄尺厚，宽度与此差不多，从井口到作业点距离150俄丈。工人拖着1普特重的橇筐沿着黑暗潮湿的坑道爬上来，这是最重的活儿，然后把煤装满橇筐拖回来，到井口将煤装进小罐车，用轨道运往堆场。每个苦役犯每天拖橇筐的次数必须上下往返不少于13次，这是定额。1889-1890年度每个苦役犯平均每天采煤10.8普特，比矿井管理方规定的少4.2普特。总体上说，矿井和井下苦役犯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每天介乎于1500-3000普特之间。
在杜埃煤矿干活的还有自由雇佣的移民流放犯，他们的劳动条件比苦役犯更艰苦，在他们干活的老矿井里，煤层厚度不超过1俄尺，作业点距井口230俄丈，煤层上面的岩层严重漏水，因此不得不一直在潮湿中工作，他们吃自己的，住宿的地方比监狱还要差很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劳动效率还是比苦役犯高出许多，达70%乃至100%。这说明自主劳动优于强制劳动。对公司而言，雇佣的劳动力，比按合同必须使用的苦役犯更合算，所以，一如这里的做法，苦役犯若雇移民流放犯或别的苦役犯代替自己，矿井管理方则乐于姑息这种混乱。第三项义务亦早已名存实亡。自杜埃建成起，就作兴穷人和没花头的人去替别人干活，而骗子和高利贷者这时却在喝茶，赌牌或戴着镣铐在码头闲逛，跟买通的看守聊天。在这片土地上总有气人的事发生。譬如我来的前一个星期，一个有钱的犯人，过去是彼得堡的商人，因纵火罪流放此地，好像为不愿干活挨了鞭笞。这人笨得很，不会掩饰有钱，一味行贿，最后，不耐烦一会儿给看守5卢布，一会儿给刽子手3卢布，被鬼掐着似的拒绝给那两人钱了。看守向典狱长嘀咕，说某某怎么都不愿干活，典狱长就命令用树条抽他30下，刽子手当然也很用力。上刑时商人嚷嚷：“我还从来没挨过打呢！”受完刑他老实了，给了看守和刽子手钱，若无其事地继续雇移民流放犯替自己干活。
在地下黑暗潮湿的坑道里干活，一会儿爬，一会儿弯腰的，这还不算矿井最苦的活儿，在风雨中建房和筑路要求工人的体力极强。了解我们顿涅茨克矿山的人，对杜埃矿井就不会惊讶。所有不同寻常的艰苦不在劳动本身，而在环境，在所有下级职员的麻木不仁，每行一步都不得不忍受其厚颜无耻、不公道和蛮横霸道。有钱人喝茶，穷人干活，看守明目张胆地蒙骗自己的上司，矿场和监狱管理机构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给生活带来大量的争吵、流言蜚语和各种各样的大小混乱，这一切全都重重地压在身陷囹圄之人的身上，正如常言所道：城门失火，池鱼遭殃。其实无论苦役犯如何堕落和不正义，他都最爱公正，设若在比他地位高的人身上没有公正，那他会年复一年凶狠、极端地不信任。因此，在苦役场太多悲观主义者、阴郁的讽刺者，他们沉着恶狠狠的脸，滔滔不绝地谈论人、长官、美好的生活，然而监狱听着，哈哈大笑，因为确实可笑。杜埃矿场的工作之所以沉重，是因为苦役犯那么多年里在这儿只看到矿井、去监狱和大海的道路。他的一生似乎就在这黏土海岸和大海之间逼仄的滩涂上销蚀殆尽了。
矿场办事处近旁有一座简易房，一个不大的旧棚子而已，让在煤矿干活的移民流放犯对付着过夜。我到这里时是早晨5点，移民流放犯们刚起床。真臭，真黑，真挤！这些人一个个脑袋乱蓬蓬的，好像整夜都在打架，黄里透灰的脸懵懵懂懂的，神情像病人或者疯子。看得出来他们是和衣而卧，一个挤一个，有的睡通铺，有的则直接睡在通铺底下的脏泥土地坪上。据那天早上与我同行的医生说，在这里1立方俄丈的空间里有三四人，而此时正是萨哈林霍乱流行期，往来船只都在检疫。
当天早晨我还去了沃耶沃达监狱。它建于1870年代，为了建广场，削平的山崖海岸达480平方俄丈，现在它是萨哈林所有监狱中最不像样的一个，完全没有改革，故而可以充当旧秩序和老监狱描写准确无误的插图，激发观众的极度厌恶和恐惧。沃耶沃达监狱由3幢主牢房和一幢小禁闭室用房组成。当然，谈不上什么有效空间或通不通风，当我走进监狱时，那里刚刚擦完地板，潮沑沑霉烘烘的空气一夜之后还没来得及散干净，让人难受，地板还湿着，看着不舒服。我在这里最先听到的是骂臭虫多。臭虫咬得人没法活了。以前是用漂白粉毒它们，严寒时冻它们，可是现在这不管用了。看守们住的地方也有厕所难闻的气味和酸味，也骂臭虫多。
沃耶沃达监狱里关押着连车重镣犯，一共8人。他们与其他犯人同住集体牢房，什么都不做地打发时间。因为《流放苦役犯分工一览表》里连车重镣犯在不干活之列。他们每人戴着手铐脚镣，[7]手铐中间连着一条三四俄尺长的铁链子，铁链的另一头拴在一辆不大的独轮车上。铁链和独轮车拘着犯人，他尽可能少地运动，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肌肉组织，双手习惯了哪怕稍微动动，就会感觉沉重不堪，因而犯人终于从独轮车上解下来，除去手铐之后很长时间，仍然会觉得双手不便，非不得已不做大幅度和剧烈的动作，譬如拿杯子时会倒翻茶水，好像得了痉挛症。夜里睡觉时，犯人将独轮车放在通铺下面，为了这样做起来方便和容易些，通常让他睡通铺的一头。
这8个人都是惯犯，这辈子已经几“进宫”了。有一个老头，60岁，被铐起来是因为越狱，或像他自己说的，“因为愚蠢”。他有病，看上去像肺结核，监狱的前典狱长因为可怜他，安排他靠近炉灶睡。另一个曾经是铁路办事处职员，因盗窃圣品被流放，在萨哈林又因伪造票面25卢布的假币被捕。当一个跟我一道走访牢房的人斥责他偷教堂时，他却说：“怎么啦？上帝又不用钱。”待发觉犯人们都没笑，而且这句话犯了众怒，他又说：“不过我可没杀过人。”第三个，过去是水兵，因违反军纪罪流放萨哈林：挥拳扑打军官。在苦役场他又故伎重施，这回扑的是典狱长，那人正下令用树条抽打他。在军事法庭上，他的辩护人解释说，他这个扑人的动作是一种病态，法庭判他死刑，但科尔夫男爵将刑罚减为终身苦役，再施以鞭刑和连车重镣。其余的都是杀人犯。
早晨潮湿、晦暗、很凉。大海不安地喧嚣。记得在从老矿井去新矿井的路上，我们在一个高加索老头身边停了一下，他躺在沙滩上，深度昏迷，两个老乡抓着他的双手，无助又无措地四下张望。老头脸色煞白，双手冰凉，脉搏很弱。我们说了会儿话，就走了，没给他治疗。我对陪我的医生说，应该给老头一点草酊，他说，沃耶沃达监狱的医士手里什么药都没有。
【注释】
[1]5年前一位要人在与移民流放犯讨论农业问题，给他们出主意时说，芬兰都是在山坡上种粮食的。但是萨哈林不是芬兰，气候条件，主要是土壤条件使这里的山上不可能栽种任何农作物。农业视察官在报告中建议放羊，或许羊“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贫瘠的山坡，那里有大量的放牧场地，而大牲口又上不去”。但是建议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羊使用牧场只能够在短暂的夏季，而在漫长的冬季它们会饿死的。
[2]他跟我说，赌牌时他的“血管充电”，激动得两手发麻。他最开心的记忆之一，是年轻时有一次偷了警察局长的表。一说到赌牌他很亢奋。我记得有一句是：“下得不是地方！”他说这话时像打了空枪的猎人那么失落。我为有此爱好的人记下了他的一些表达法：断了后路！一只角（俗指25卢布一张的钞票，译者注。）！一卢布加一个点！炮轰同花！
[3]霍霍尔，小俄罗斯人，都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译者
[4]我遇到过不少伤口溃烂的人，但一次都没闻到过碘仿味，虽然萨哈林每年消耗超过半普特的碘仿。
[5]杜埃的恶名在社会上被夸大了。在“贝加尔号”上我听说， 有个乘客， 已届中年，还是官员， 当轮船停在杜埃锚地时， 他朝岸上看了很久， 终于开口问道：“请告诉我， 岸上的木桩在哪里， 不是说用它绞死苦役犯， 再把他们扔到水里吗？
”杜埃是萨哈林苦役场的摇篮。有一种说法， 最早想要这个地方成为流放移民区的是苦役犯自己：好像是某个伊万·拉普申， 因弑父被判刑，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服苦役， 他请求地方政府准许他转到萨哈林， 并于1858年9月到达这里。在离杜埃哨所不远的地方住下后， 他开始种菜和种庄稼， 用弗拉索夫先生的话说， 是在修苦役课。显然， 并非他一人被送来岛上，因为1858年时， 已有苦役犯在杜埃附近采煤。维舍斯拉夫采夫在其《特写集》里写道， 1859年4月， 他在杜埃碰到过40个人， 看管他们的有两个军官， 还有一个军官工程师是管理他们干活的。他赞叹， “好漂亮的菜园，周围都是舒适整洁的小房子！ 一个夏天收获两茬蔬菜”。
萨哈林真正成为苦役场的时间是在1860年代， 当时我国的行政体制最为混乱。就是在那时， 执行警察司长、六品文官弗拉索夫对他在苦役场的遭遇大为惊愕， 直言我国的惩罚制度和体制加重了刑事犯罪， 降低公民道德。对苦役劳动的深入考察使他断言， 在俄国几乎不存在苦役劳动。监狱管理总局在其10年报告中对苦役做出批判性的总结， 指出， 在报告提及的时间里， 苦役已不再是最高的惩罚方式。的确， 正是极端混乱造成愚昧、冷漠和残忍。过去混乱的主要原因有：1.无论流放法的制定者， 还有执行者均不明了苦役为何物， 为什么设立及为什么需要。尽管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却没有建立体制， 甚至连法律界定苦役的材料都没有。2.惩罚的改造和刑事目的成为各种各样经济和财政考虑的牺牲品。苦役犯被当作劳动力， 必须为国库增加收入。如果其劳动不盈利反而亏损， 那就将其关押在监狱内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干的亏损被认为好过干活带来的亏损。对移民区目的的看法亦如是。3.对当地的条件一无所知， 因此对劳动的特点和性质缺乏明确的认识，不久前被废除的做法是将劳动分成矿场劳动、工厂劳动和农奴式劳动。实际情况是，无期的、被判在矿场劳动的人在监狱里什么都不做， 判4年工厂苦役的人则在矿场干活，而托博尔斯克苦役监狱的囚犯就是把铁球从这边搬到那边， 铺铺沙子等等。社会上和文学作品里认为真正的、最繁重和最屈辱的苦役可能只在矿井下， 倘若涅克拉索夫《俄罗斯妇女》中的男主人公不是在矿井下干活， 而是给监狱捕鱼或伐树， 那么许多读者就会不满意了。4.我国的流放犯管理条例落后。它根本回答不了实践中每天产生的大量问题，由此给随意解释和不法行为留下很大的空间， （转下页）（接上页）在极度的困境中它经常是一纸空文，大概是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弗拉索夫先生在某些苦役监狱管理部门根本找不到条例。5.缺少对苦役场的统一管理。6.苦役劳动远离彼得堡，完全不公开。监狱总局成立后，官方报告才在不久前发表。7.我们的社会情绪也是对流放和苦役制度化的不小的干扰。每当社会上对某事物没有确定的认识时，就会情绪化地看待它。社会上对监狱永远愤怒，因此改善囚犯环境的每一步都会遭到反对，譬如，类似这样的观点：“如果庄稼汉在监狱或在苦役场过得比在家里还好，那是不对的”。如果庄稼汉在家里生活得常常比在苦役场差，那么按照这个观点的逻辑，苦役场就应该是地狱。当囚犯们在闷罐车厢里喝到的不是水，而是克瓦斯时，会被说成是“保姆式地照料杀人犯和纵火犯”等等。不过，仿佛要与这种情绪做对似的，优秀的俄国作家们却在致力于将苦役犯、流窜犯和逃犯理想化。
1868年，奉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目的是要寻找和制定方式方法，以便较为合理地组织苦役劳动。委员会承认，必须“将重刑犯流放到遥远的移民区，强制劳动，以达到令其在流放地定居的目的”。在一些遥远的移民区中，委员会选中了萨哈林，并臆想出萨哈林如下优点：1.地理位置阻止逃犯回大陆；2.惩罚获得应有的威慑力，因为流放萨哈林会被认为一去不复返；3.对决心开始新的劳动生活的罪犯天地广阔；4.从国家利益出发，将苦役犯集中在萨哈林有利于巩固我国对岛屿的占领；5.可以开发蕴藏的煤矿以满足对煤炭的大量需求。还推断将所有流放苦役犯集中到岛上，可以减少费用。
[6]这里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和它的居民们》中的人物福马，他是寄住者，却成了房子实际的主人，是个厚颜无耻的恣意妄为的人和横行霸道的人。（П.叶廖明注）
[7]当时萨哈林的手铐脚镣的重量一般是5-5.5磅（2-2.25公斤）。（П.叶廖明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