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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科尔萨科夫卡村——苏普鲁年科医生的收藏。气象站——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的气候——新米哈伊洛夫卡——波将金——前刽子手捷尔斯基——红河谷——布塔科沃。

跟邮电所官员，《萨哈林诺》的作者一道漫步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及郊区，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我们经常去灯塔，它高高伫立在河谷之上的容基耶尔角，白天，抬头仰望，灯塔只是一座不起眼的白色小屋，房子的旗杆上挂着灯笼；夜晚，它在黑暗中闪亮耀眼，仿佛苦役场在用自己红色的眼睛注视着世界。上小屋的路很陡，绕着山盘旋，两边生着落叶松和枞树，登得越高，呼吸越舒畅，大海慢慢呈现于目前，思想渐渐脱离监狱、苦役场、移民区，此时此刻你只意识到，下面的生活是多么枯燥而艰难。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日复一日背负着刑罚，而自由民从早到晚谈的只是谁挨打了，谁逃跑了，谁被抓住又要挨打了。而且奇怪的是，对这样的谈话和兴趣你只消一个礼拜就会习惯，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当地日报上的总督令，之后一整天听的说的都是谁跑了，谁被开枪打死了等等。站在山上，面对大海和美丽的峡谷，那些是是非非变得无以复加的鄙俗和粗暴，呈现出它本来的面目。

听说，在去灯塔的路上曾经安放过长椅，但又不得不撤掉了，因为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散步时就在上面用笔写、用小刀刻脏话和下流话。所谓的厕所文学，其爱好者在平常人中也不少，可是在苦役场，这种无耻越过所有的界限，无与伦比。在这里，不仅长椅和僻静地方的墙难看，就连情书也不堪入目。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个人在长椅上涂写和刻着各种下流话，尽管此时他感觉到自己失落、被遗弃、深深的不幸。有的人已经垂垂老矣，老是说什么活腻了该死了，风湿病重，眼睛看不清，但却津津有味气也不喘地骂一长串粗鲁的下流话，用尽别出心裁的污言秽语，像骂人狂似的。如果他识文断字，到了背静地方就很难克制自己的冲动，挡不住诱惑，哪怕用指甲在墙上划些不许说的话来。

小屋旁边用链条锁着一只恶狗，看守大炮和大钟。听说马上就要运警报器来放在这儿，雾天报警用，这也会勾起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居民的痛苦和忧愁。如果站在灯塔的悬楼上俯瞰大海和四周海浪翻涌的“三兄弟”礁岩，就会头晕目眩，心惊肉跳。隐约看得见鞑靼海岸，甚至德卡斯特里湾的入口，灯塔守卫说，他时不时能看到船只进出德卡斯特里。太阳下闪闪发光的辽阔的大海在脚下低沉地拍击着，远处的海岸诱人神往，油然而起的是忧伤，仿佛永远也离不开萨哈林了。望着那海岸，就觉着，假如我是苦役犯，那一定得从这里逃走，无论如何。

出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沿杜伊卡河逆流而上，就到了科尔萨科夫卡村。它建于1881年，为纪念前东西伯利亚总督M.C.科尔萨科夫而命名。有意思的是，在萨哈林常以村落的命名纪念西伯利亚总督、典狱长，甚至医生们，却将像涅韦尔斯科伊、水手科尔萨科夫^[1]、博什尼亚克、波利亚科夫等其他许多考察者全然遗忘，我认为，比起那个因残忍而被杀的什么典狱长杰尔宾，对他们的纪念更值得尊敬和关注。^[2]

科尔萨科夫卡村有居民272人：男性153人，女性119人。业主58人，其中26人有农民身份，只有9人是苦役犯，就女性、草场、牲畜的数量看，科尔萨科夫卡与富裕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郊区差别较小，8个业主有两幢房屋，每9幢房屋有一个澡堂。45个业主有马，49个业主有奶牛。其中很多人有两匹马和三到四头奶牛。以老住户的数量而言，科尔萨科夫卡在北萨哈林几乎占第一位——43个业主在村落建立之初就拥有自己的宅地。登记居民时，我遇到8人是在1870年前到萨哈林的，其中一人被送来的时间甚至是1866年。而移民区老居民比例高是一个好兆头。

科尔萨科夫卡外观上非常像俄国的小乡村，蛮不错的，虽然落后，远离文明。我第一次到这里是礼拜天的下午。静悄悄的，天气温暖，感觉是在过节。农夫们或在树荫下睡觉，或在喝茶，门前窗下女人们在互相捉虱子。院子和菜园里鲜花朵朵，窗台上摆着天竺葵。很多孩子，都在街上玩官兵或骑马的游戏，跟吃饱了昏昏欲睡的狗逗着玩。然而当牧人，一个老流浪汉，赶着超过150头的一大堆牛过来时，空中响起夏天的声音：牛儿哞哞，鞭子啪啪，赶牛犊的农妇嚷嚷，孩子叫，赤脚和蹄子噗嗤噗嗤踩踏着满是浮土粪便的道路，而当牛奶飘香，一切都完美了，甚至杜伊卡河也迷人了。她流过别人家的后院，傍着菜园，在这里她的两岸是绿色的，柳枝依依，苔痕点点，我看着她，黄昏的暗影覆着她平滑无皱的水面，她静静的，仿佛睡去了。

与在富庶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郊区一样，我们发现，这里的老住户、女人和有文化的人比例很高，自由民妇女数量大，几乎有着同样的“过往史”，譬如偷偷卖酒、放高利贷等等，据说，过去安家立业时长官的偏爱也起到过显著的作用，当时长官随随便便地贷给人牲畜、种子乃至酒，而且科尔萨科夫卡人好像从来就是政客，即便对最低级别的官员也称大人。但是，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郊区不同的是，这里之所以富庶的主要原因压根不靠卖酒，不是长官偏爱或离萨哈林的巴黎近，而是在农耕业方面取得的显赫成绩。当时在斯洛博德卡1/4的业主没有耕地，另外的1/4耕地极少在科尔萨科夫卡这里，所有业主都耕地种粮食；在斯洛博德卡半数业主没有牲畜仍丰衣足食，在这里几乎所有业主认为必须养牲畜。以很多情况看，萨哈林的农业很令人怀疑，但必须承认，科尔萨科夫卡的农业却搞得像模像样，取得相当好的成果。这绝不能说科尔萨科夫卡每年往地里撒下2千普特的种子仅仅是由于固执，或是出于长官意志。我没有有关收成的确切数字，科尔萨科夫卡自己提供的又不可信，但是根据某些迹象，例如，牲畜数量很多、生活的表面情形，以及这里的农民尽管早已有权，却不急于离开去大陆等，便可以认定，这里的收成不仅够吃，而且有些盈余，有利于移民流放犯的定居生活。

为什么科尔萨科夫卡人搞农业就成功，与此同时附近村落的居民却因为一连串的失利忍饥挨饿，已经不再指望能有时候自己养活自己，要解释并不难。科尔萨科夫卡坐落在杜伊卡河谷最宽阔的地段，科尔萨科夫卡人在落户之初就占有大量土地，他们不仅能够得到土地，而且还有挑选的余地。目前有20个业主有耕地3-6俄亩，很少有人少于2俄亩。如果读者们想要比较这里的宅地和我们农民的份地，那他一定看到，这里的土地不休耕，每年都是有多少种多少，因此这里的2俄亩相当于我们的3俄亩。大量使用土地就是科尔萨科夫卡人成功的秘密。鉴于萨哈林的收成介乎于种子的两到三倍之间，能让土地产出足够的粮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土地多。土地很多，便宜种子很多，就什么困难都没有。每逢粮食绝收之年，科尔萨科夫卡人就种菜和土豆，种菜和土豆的面积也很可观，达33俄亩。

兴建不久的流放移民区因其居民增加缓慢，对统计学而言尚不成熟，故迄今为止它提供的数字材料极其有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要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只得靠在一切适当的场合观察和猜测。如果不怕被指责结论草率，而以科尔萨科夫卡的数字推及整个移民区，那么也许可以说，由于萨哈林的收成低，要不歉收和吃饱，每个业主必须拥有2俄亩以上的耕地，且不包括草场和种菜、种土豆的土地。制定更准确的标准目前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个标准大概是4俄亩左右。可是据《1889年农业状况报告》，萨哈林的每个业主所有的耕地平均只有半俄亩（1555平方俄丈）。

在科尔萨科夫卡有座房子，很大，有红色的屋顶和怡人的花园，很像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主庄园。这幢房子的主人是医疗部门的负责人苏普鲁年科医生，春天时他动身前往参加监狱展览会，会后永远留在俄国，在他空出来的房间里，我看到只剩下一些精美的动物标本，都是医生收藏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些藏品在哪里，有谁根据它研究萨哈林的动物区系，不过按所剩不多却至为精美的藏品和别人述说的看，我能判断出藏品之丰富，还有苏普鲁年科医生在这项有益的事业上花费了多少的知识、劳动和爱。他开始收藏是在1881年，10年内收藏到几乎所有碰到的萨哈林脊椎动物标本，以及很多人类学和民俗学资料。他的收藏，若是留在岛上的话，尽够给一个棒极了的博物馆打底了。

房子旁边建的是气象站，它一直由苏普鲁年科医生主管，现在负责的是个农业视察官。我去参观时，管事的是文书，流放苦役犯戈洛瓦茨基，一个精明能干和责任心强的人，给我提供了气象统计表。9年间的观测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所以我会尽量对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气候做些了解。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市长有一次告诉我，在他们符拉迪沃斯托克及整个东部沿海压根就“什么气候都没有”，至于萨哈林也有人说，气候在那里是没有的，有的是坏天气，这个岛屿是俄国阴雨天最多的地方。我不知道后一种说法有多少可信度，我在的时候是非常明媚的夏天，然而气象站的统计表和其他人写的简短工作报告给出的是一幅非同寻常的阴雨天图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的气候是海洋性的，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即年平均温度、降水天数等等波动极大，^[3]年平均温度低、雨雪量大和阴天多是它的主要特点。作为比较，我拿来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的月平均温度和“气候寒冷、潮湿、变化多端和不利于健康”^[4]的地方诺夫哥罗德省的切列波韦茨县的数据：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年平均温度＋0.1℃，即差不多0℃，而切列波韦茨县为＋2.7℃。冬季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比阿尔汉格尔斯克更寒冷，春季和夏季与芬兰相似，秋季与彼得堡相似，年平均温度与索洛韦茨基群岛相似，那里也是0℃。

在杜伊卡河谷看得到永冻层。波利亚科夫是在地下3/4俄尺深处找到它的，时间是6月20日。他于7月14日在垃圾堆底下和山边凹地处发现了雪，这些雪到7月底才融化。1889年7月24日，在并不高的山上下了雪，大家都穿上了裘皮大衣和皮袄。9年里观测到的杜伊卡开河日期为：最早是4月23日，最晚是5月6日。9个冬季无一次不上冻。一年中有181天严寒和151天刮寒风。这些都具有实际意义。在切列波韦茨县夏季更温暖，也更长久，据格里亚兹诺夫说，荞麦、黄瓜和小麦仍长不好，而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地区，根据当地农业视察官的记载，观测到的温度没有一年能让燕麦和小麦完全成熟。

这里过度的潮湿引起农学家和卫生学家高度重视。一年中有189个雨雪天：107天下雪，82天降雨（在切列波韦茨县81天下雨，82天下雪）。天空时常一连数周阴云密布，阴郁的天气一天又一天，让人觉得漫漫无尽头。这样的天气使人难受，只好借酒浇愁。或许，被它影响，很多冷漠的人变得更加冷酷，很多善良的人变得脆弱，一连数周甚至整月看不到太阳，几乎永远失去过好日子的希望。波利亚科夫笔下1881年的6月，一个月里没有一个晴天，而从农业视察官的工作报告里得知，有4个夏季自5月18日至9月1日晴天平均不超过8天。雾在这里是极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海上，它是水手们真正的噩梦，含盐的海雾，据说对沿岸的植物，树木也好，草地也好，都有害。下面我将谈到村落的居民，主要就是被雾水搞得已经不再种小麦，在自己的耕地上改种土豆。有一次，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里，我看到一堵纯奶白色的雾墙从海上逼来，仿佛一幅白色的窗帘从天而降。

气象站安装的仪器都是由彼得堡物理天文总台检测和提供的。气象站没有藏书。除了前面提过的文书戈洛瓦茨基和他的妻子，在气象站我还登记到6个男帮工和1个女帮工。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

在科尔萨科夫卡有一个学校和一座小礼拜堂。还有过一个军队医疗站，收住过14个梅毒病人和3个精神病患者，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染上了梅毒。还听说梅毒病人给外科准备绑带和棉线团。但是我不可能造访这个中世纪的机构了，因为就在9月它被一个临时充当狱医的年轻军医关闭了假。如这里的疯子被狱医们下令架到麻杆上都烧死了，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当地的医疗制度落后于文明世界至少两百多年。

傍晚，在一所小房子里我碰到一个40岁左右的人，他穿着西装上衣和散腿裤子，下巴刮得溜光，脏兮兮、没浆过的衬衫上打着类似领带的东西，看来他是特权阶层出身。他坐在矮椅子上，正用陶碗吃咸肉烧土豆。他自报的姓氏结尾念“根”，我不知为什么觉得，我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过去那个姓氏结尾也是“根”，因为违反军纪罪被遣送服苦役的军官。

“您原来是军官吧？”我问。

“根本不是，大人，我是神甫。”

我不知道他为何被遣送到萨哈林来，我连问都没问。一个人，就在不久前还被人称约翰神甫，被人吻手，此刻却毕恭毕敬站在你面前，穿着破旧不堪的西装上衣，那你就不会去想犯罪什么的了。在另外一座小屋里，我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个年轻的苦役犯，黑发男子，脸色特别阴沉，穿着极讲究的短上衣，坐在桌边，两手托腮，同为苦役犯的女主人收拾着桌上的茶炊和碗碟。关于我的问题，他结婚与否，年轻人回答道，他妻子带着女儿自愿跟随他来萨哈林，但她带着婴儿去尼古拉耶夫斯克已经两个月了，还不回来，即便他给她拍过好几封电报。“而且不会回来了，”女主人说道，有点幸灾乐祸，“她在这里干吗呢？没见过你的萨哈林，还是怎么的？事情容易吗！”他默不作声，她又说：“不会回来的。她这娘儿们又年轻，又自由，能怎么着她？飞走啦，像鸟儿一样，有过这样的，一去不复返。不是我跟你这样的。假如我没杀夫，你也没放火，我们现在也是自由自在的呀，可现在你就坐着等你永远也等不到的老婆吧，就让你的心流血吧……”他难受极了，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可她朝他唠叨了又唠叨，我走出小屋，她的声音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在科尔萨科夫卡陪我走家串户的是苦役犯基斯利亚科夫，很奇怪的一个人。法制记者们大概还没有忘记他。他就是那个基斯利亚科夫，军队文书，在彼得堡尼古拉耶夫斯基街杀死妻子并自己去市长那里自首。据他讲述，他妻子是个美人，他非常爱她，开始有一次跟她吵架后，他在圣像前发誓要杀了她，于是从这一刻起直到杀人前，都好像有个看不见的力量在他的耳边说：“杀死她，杀死她！”审判前他关在圣尼古拉医院，大概他因此以为自己是心理变态，所以他不止一次请求我设法鉴定他是疯子，把他关到修道院去。他全部的苦役就是在监狱里做分配口粮的标签，这个活儿似乎并不难，可他却雇了别人代做，他自己则去“教课”，即什么都不做。他穿着帆布短西服，外表蛮像样的。小伙子不大聪明，但话多，好高谈阔论。“哪里有跳蚤，哪里就有孩子。”每次看到孩子，他就用甜美的男中音这样说。每每他在场时碰到人家问，我为什么登记，他总说：“为了把我们大家派到月亮上去。你知道月亮在哪儿吗？”而当我们很晚才步行返回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他像人家说的，牛头不对马嘴翻来覆去地说：“复仇是最高尚的情感。”

沿杜伊卡河再往上走是新米哈伊洛夫卡村，它建于1872年，之所以这样叫它是因为米楚利的名字叫米哈伊尔。许多作者称它上乌罗奇齐，而当地的移民流放犯却叫它帕什尼亚。村里有居民520人：男287人，女233人。业主133人，其中2人有合伙业主。户籍登记上所有业主都有耕地，84户有牲畜，但是除少数外，家家户户都惊人地贫困，居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在萨哈林没有“活路”。人们都说，往年新米哈伊洛夫卡村一贫如洗的时候，村里有条去杜埃的小路，那是女苦役犯和自由民妇女踩出来的，为了几个小钱，她们去杜埃和沃耶沃达监狱把自己卖给囚犯。我能证明，这条小路至今仍未长草。居民中有些人像科尔萨科夫卡人一样，拥有大块的耕地，面积从3俄亩到6俄亩，甚至8俄亩不等，倒不受穷，然而这种大块耕地不多，且正逐年减少，目前一大半业主占有的地块也就从0.125到1.5俄亩，这就意味着，种庄稼只能让他们亏本。富有经验的老业主们只种大麦，在自家的耕地上种土豆。

这里的土地没有诱惑力，不利于人定居。村落建立头四年落户的业主一个都没留下，1876年的剩9户，1877年的7户，1878年的2户，1879年的4户，其余的全是新来的。

新米哈伊洛夫卡有电报站，学校，养老院宿舍和一个没造好的木教堂。有个面包房，为在新米哈伊洛夫卡地区修路的苦役犯烤面包，一定是当局没有任何监督，所以这里烤出来的面包极难吃。

每个路过新米哈伊洛夫卡村的人肯定认识住在这里的流放犯出身的农民波将金。每逢萨哈林来什么重要人物，总是波将金给他献面包和盐，每每要证明农业移民区的成功，往往就是用波将金做例子。户籍登记上他有20匹马和9只牛和羊，但听说他实际拥有的马要多一倍。他有个商店，在杜埃还有一个店，由他儿子经营。他给人的印象是个能干、聪明和富裕的分裂派教徒。他所有的房间都蛮干净，墙上贴了壁纸，挂着一幅画：《马里延巴德，利巴瓦附近的海滨浴场》，他本人和他的老伴言谈举止不卑不亢、谨慎得体。我在他家喝茶时，他和他妻子对我说，在萨哈林可以生活，地也种得好，但可悲的是，现在的人们懒惯了，娇气了，不卖力了。我问他：人家说的是不是真的，他用自己菜园里长的西瓜和甜瓜招待一位要人？他眼睛眨也不眨就回答：“确实是，在这里甜瓜有时也种得熟的。”^[5]

在新米哈伊洛夫卡村还有一个萨哈林名人，移民流放犯捷尔斯基，以前是刽子手。他一边咳嗽，一边将两只苍白、瘦骨嶙峋的手捂在胸口，抱怨他的肚子痛得不行，因为犯了什么过错，长官命令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现任刽子手科梅列夫惩罚了他，自打那天起他就蔫了。科梅列夫那么卖力，“差点没把他打死”。可没过多久科梅列夫也犯了什么错，于是捷尔斯基的节日来临了。这一回他由着性子报复同行，狠狠打他，听人说，残忍到把同行打得至今身上还烂着。据说，如果把两只毒蜘蛛放在一个罐子里，它们会互相咬到死。

到1888年为止，新米哈伊洛夫卡是杜伊卡河边最后建的一个村落，现在又有了红河谷村和布塔科沃村，正在修从新米哈伊洛夫卡通往这些村落的公路。去红河谷的前半段路有3俄里，我乘车走在崭新、平坦，直得像根线一样的路上，后半段经过的是在风景如画的原始森林里开辟的林间通道，路上的树根已经都挖干净了，行驶起来轻松愉快，如同走在乡间土路上。沿途大的建材树几乎已经被砍伐殆尽，但原始森林依然雄伟壮丽。有白桦、白杨、杨树、柳树、白蜡树、接骨木、稠李、绣线菊、山楂等，林木之间的青草有一人多高，巨型的蕨菜和叶子直径1俄尺多的牛蒡，跟灌木和乔木混成茂密得无法通行的丛林，成为熊、紫貂和鹿的栖身之所。狭窄的河谷尽头两侧山峦迭起，长满冷杉、枞树和落叶松的针叶林，如同绿色的围墙壁立，针叶林上面又长着落叶松，山顶却光秃秃的，或覆着些灌木。像这里如此巨大的牛蒡，我在俄国哪儿都没见过，牛蒡赋予这里的林间空地和草地独有的风貌。我已经写到过，夜晚，尤其是在月光下，它们是那么的奇幻。在这个场景里还有一个伞形科里的大型植物，它好像没有俄语名称：笔直的主干，高达10英尺，底部粗3英寸，顶部紫红色，撑着一个直径1英尺的伞状花冠，主冠周围生着4-6个略小一点的花冠，使它看起来像枝型烛台。这植物的拉丁文名字叫angelophyllumursinum，“熊根”。

红河谷村建立刚刚第二年，村里有一条宽宽的街，但还没有修好，从这家到那家走的是土堆、草墩和刨花木屑，得跨过一根根木头、树桩和流着褐色污水的排水沟。木屋也大都没造好，有的业主在制砖，有的在砌炉灶，还有的在街上拖木头。业主一共51个，有3户，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彭吉超，扔下正在造的房子走了，没人知道他现在何处。这里的7个高加索人也不干活了，全都挤在一个小屋里，虽然才刚刚8月2日，冷得缩作一堆。村落还年轻，差不多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从数字上也看得出来。居民有90人，男女比例2∶1，合法家庭3个，自由组合家庭20个，满5岁的儿童只有9个。3个业主有马，9个业主有奶牛。目前所有业主都领取囚犯口粮，可往后他们吃什么，眼下不清楚，靠种庄稼，反正指望不上。到现在为止仅仅找到24.25俄亩可耕种的土地，种上了土豆，这就是说，平均每户不到0.5俄亩。草场一点没有。因为这里的河谷狭窄，两侧紧挨着山，山上寸草不生，行政当局却想都不想就选个地方把人打发了，而且大约每年还会往这个地段塞上几十个新业主，可耕地只有现在这么多，也就是每户就只能有0.125、0.25和0.5俄亩，也许更少。我不晓得，是谁选的红河谷这块地，但从一切方面来看，担负此任的人是个外行，从未去过农村，而且主要是很少为农业移民区着想。这里连像样的水源都没有。当我问起到哪里引水灌溉，指给我看的是排水沟。

这里所有的小屋都是一个模样，两个窗户，用的木料又差又潮，建造时的打算只是胡乱把移民流放期混过去，然后离开去大陆。行政当局一方没有督工，也许是因为官员中间没有一个知道该怎么盖房子和砌炉灶。而按编制萨哈林应该有建筑师，但在我逗留期间没有，有的话可能也只负责官方的建筑。看上去最顺眼、最像样的是公房，里面住着看守乌布延内^[6]一家，乌布延内是个瘦小枯干的小兵拉子，脸上的表情完全符合他的姓，真的有种被杀死的、说不出的痛苦的味道。这大概是因为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的是又高又壮的女移民流放犯，他的同居女伴，送给他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已经领看守长的薪水，他的全部职责只是报告来访者，此地一切顺利。但是连他也不喜欢红河谷村，总想着远离萨哈林。他问我，等他转成预备役去大陆时，会不会让他的同居女伴跟他一起走。这个问题让他很揪心。

布塔科沃村^[7]我没去。根据户籍登记，我还对照神甫的忏悔名册检查和补充了其中一部分，那里的居民有39人。成年妇女只有4人。业主22人。盖好的房子目前有4座，其余的还只是搭了个架子。种庄稼和土豆的地一共只有4.5俄亩。养牲畜和家禽的目前一户都没有。

走完杜伊卡河谷，转向不大的阿尔卡伊小河，那里有3个村落。选阿尔卡伊河谷做移民点，不是因为它优于其他考察点，或更能满足移民区的需求，而纯属偶然，只为得它离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比其他河谷近。

[1]是指沃英·安德列耶维奇·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1820-1871），海军上将，滨海和远东最积极的探险者之一，他指挥机帆纵桅船“远东号”，完成了萨哈林岛西部的地图测绘，寻找海湾，勘探煤矿床。（П.叶廖明注）

[2]对于移民区，迄今为止，为它建立做得最多和对它最负责的人有两个：М.С.米楚利和М.Н.加尔金-弗拉斯科伊（1834-1916），（他是内务部1879-1896年间的监狱总局局长，曾于1881-1882年和1894年两次到过萨哈林岛，赞成以流放苦役犯之力建立农业移民区，他在1885年罗马召开的刑事侦查学者代表大会上支持此观点。就是加尔金-弗拉斯科伊在报告中建议：第一，将“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由之前判决去西伯利亚各城市”改为流放萨哈林岛；第二，进一步发展岛屿的农业移民区；第三，押送“改正级”苦役犯上岛。П.叶廖明注。）为纪念前者，一个年头不长，只有十户的贫穷小村被命名，为纪念后者命名的村落原本有老地名西杨采，只有在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文件中，它才叫加尔金诺-弗拉斯科耶村。其实，在萨哈林岛一个村落和哨所用科尔萨科夫斯克命名并非因为他有什么特别功绩和贡献，只不过因为他是总督，能引起恐怖。

[3]年平均温度在＋1.2℃和-1.2℃之间波动，雨雪天数在102和209之间波动，无风天在1881年只有35天，1884年多了4倍，达112天。

[4]格里亚兹诺夫：《农民生活卫生条件的比较研究经验和切列波韦茨县的医疗地形学》，1880年。我将格里亚兹诺夫先生用的华氏温度换成摄氏。

[5]波将金来萨哈林时就已经富有了。奥古斯丁诺维奇医生在他到萨哈林三年后见到他，医生写道：流放犯波将金的房子最好。“如果苦役犯波将金在三年内就给自己盖起不错的房子，养了马，把女儿嫁给萨哈林的官员，那么我认为，这里面的事跟农业根本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