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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生房东在被解除职务后不久就回大陆了，于是我住到一个年轻的官员家里，他这人很好，只有一个仆役，一个乌克兰老太婆，苦役犯，间或，一天一次，苦役犯叶戈尔也来他这儿。他是个烧火工，不算是他的仆役，而是“出于尊敬”送劈柴、倒厨房的泔水，还把老太婆干不了的事情都做完。常常是你坐那儿读读写写时，突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声和呼呼喘气声，什么东西在桌底下你脚边挪来挪去，一看，原来是叶戈尔，打着赤脚，在捡桌子下面的纸片和擦灰尘。他四十开外，笨手笨脚，就是所谓的“笨蛋”，心思简单，乍一看脸蠢蠢的，生着一张鲶鱼嘴。他红头发，胡子稀稀拉拉，小眼睛。问他话不马上回答，而是先斜你一眼，问：“啥？”或“你说谁？”他老是恭恭敬敬地叫我“大人”，但说话时却“你、你的”。他一分钟都闲不下来，走到哪儿眼里都是活儿。跟你说着话，眼睛却搜寻着有没有哪里要打扫或修理。他一昼夜睡两三个小时，因为他没时间睡觉。每逢节日，他常常站在哪个十字路口，上衣里面穿着红衬衫，挺着肚子，叉开两腿。他管这叫作“溜达”。

在这里，在苦役场，他自己盖了一座木屋，做了木桶、桌子、简陋的柜子。他会做任何家具，但只是给“自己”做，即给自己用的。他本人从未打过架，也没挨过打，唯一一次是小时候挨了父亲的鞭子，因为他在看豌豆时把公鸡放进去了。

有一回我跟他聊了聊：

“你为什么到这儿的？”我问。

“你说啥，大人？”

“为什么送你来萨哈林？”

“因为杀人。”

“你给我从头说说，怎么回事。”

叶戈尔倚着门框，背起双手，说起来：

“我们去老爷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那儿，雇我们去伐木头，锯木头，运到车站。挺好的。都干完了，回家。走出村子不远，大家伙让我带上合同去账房，核对一下。我骑马去的。在去账房路上安德留哈拦下我：发大水，过不去了。‘明天，’他说，‘我去账房谈租地的事儿，再把合同核对一下。’那好吧。我们一起往回走，我骑马，伙伴步行。我们到了巴拉辛诺。庄稼汉们都到酒馆去抽一口，我跟安德留哈落在后面，在饭馆旁边的人行道上停下来。他说：‘你有5戈比吗？老兄，想喝点酒。’我跟他说：‘你呵，老弟，我说呵，你这种人，进去喝上个5戈比，就该醉了。’可他说：‘不会，不会的，喝一点儿，就回家。’我们追上那些庄稼汉，讲好凑25戈比，凑够了，就进了酒馆，买了25戈比的伏特加。坐到桌子那儿喝起来。”

“你简短点儿。”我提醒。

“等等，别打断我，大人。我们把伏特加喝光了，可他，就是安德留哈，又弄来一瓶胡椒酒。给他自己和我各倒了一杯。我和他把杯子喝干了。于是大伙儿都出了酒馆回家，我跟他还是走在他们后面。我不再骑马，下来，一下子坐在河沿上。我唱歌，开玩笑。没说什么不好听的。然后站起来走了。”

“你给我讲杀人的事儿。”我打断他。

“等会儿。到家我躺下，睡到天亮，有人叫醒我，‘起来，你们谁打的安德留哈？’这时候安德留哈已经被抬来了，警官也来了。警官开始审问我们，我们谁都不承认跟这件事有关。可安德留哈还活着，说：‘你，谢尔古哈，用杆子打我，其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谢尔古哈不承认。我们大家都以为，是谢尔古哈，把他看起来，免得他对自己做什么。过了一天一夜安德留哈死了。谢尔盖^[1]的姐姐还有老丈人教他：‘你，谢尔盖，别松口，你反正都一样。你要是承认，家里人也会被抓，你就遭殃了。’安德烈^[2]一死，我们大伙儿就去找村长，告谢尔盖的状。我们审了谢尔盖，可他不承认。然后就放他回自己家过夜。有人看着他，免得他出点子事。他有一杆枪。危险呢。早上去抓，他没了，赶紧在他家搜，满村地找，在地里跑来跑去找他。然后警察局来人说谢尔盖在他们那儿，说着就动手抓我们。原来谢尔盖，你晓得，直接跑到警察局，跪在警官那儿，告了我们，说叶夫列莫夫家的孩子三年前就雇人打了安德留哈。他说：‘我们仨，说起来呢，走在路上，伊万，叶戈尔和我，说好了一起去打。我，说起来呢，用树根打了安德留哈，伊万和叶戈尔开始猛打他，我吓坏了，说起来呢，转身就跑了，朝后面的庄稼汉跑过去。’之后我们，伊万、基尔沙、我和谢尔盖，被丢进在城里的监狱。”

“伊万和基尔沙是谁呀？”

“我的亲兄弟。商人彼得·米哈伊雷奇来监狱保我们出来。在他家保释到圣母节。我们过得很好，平安无事。节后第二天在城里审我们。基尔沙有证人，后面的庄稼汉作的证，我，老弟，可就倒霉了。我在法庭上说的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些，可法庭不信：‘所有人都这么说，赌咒发誓的，可都是撒谎。’就判了，进了班房。在牢里给我们枷上锁，不过我要倒马桶、打扫牢房和送饭。为这个每月给我一份面包，一人出3俄磅。一听说要走，就给家里拍了电报。尼古拉节前的事儿。妻子和兄弟基尔沙来送我们，带了点衣服来，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妻子号啕大哭，真没办法。她走时，我给了她两份面包带回家送礼。我们大哭一场，让给孩子们和所有的乡亲们带好。在路上我们被戴上犯人的镣铐。两人一组走路。我是跟伊万。到诺夫哥罗德给我们摘了手铐，戴上枷锁。然后押解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羁押时，我们递呈子请求宽恕。怎么到的敖德萨，不记得了。还顺利。在敖德萨医生给我们检查，让我们脱个精光，看来看去。然后把我们集中起来赶上轮船。哥萨克和士兵们让我们排着队上梯子，把我们装进船舱。我们坐在大通铺上，没事了。人人都有铺位。上铺坐我们五个。起先我们没明白，后来有人喊：‘开了，开了！’开啊，开啊，后来开始摇晃。热极了，大家都脱光了。有人吐，有人没事儿。当然，大部分人都躺着。风特大，四面八方地吹。开啊，开啊，然后就触礁了。我们被猛地撞了一下。是个大雾天，乌漆麻黑的。撞了一下，就停住了，不住地摇晃，你晓得，在礁石上啊。我们以为是大鱼在底下摇得轮船转来转去呢。^[3]往前开，开不动，就往后退。退了不一会儿，船底撞破了。就用船帆堵窟窿，堵啊，堵啊，一点用也没有。水漫到大伙儿坐的铺位下的地板上，在大伙儿脚底下的地板上到处流。大伙儿哀求：‘救救我们吧，大人！’他起先说：‘别挤，别吵吵，我保证谁都没事。’后来水漫到下铺。难友们开始哀求、推挤，老爷就说：‘兄弟们，我放你们出去，只是别乱来，不然，就都枪毙喽。’然后就放人了。大家就祷告，求上帝保佑平安无事。都跪着祷告。祷告完给了我们干饼和糖，大海也平静下来了。第二天开始用驳船把大伙运上岸。在岸上做了祷告。后来把我们装上另一条船，是土耳其的船，^[4]就运到了这儿，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天亮时把我们放到码头，在那里耽误了好久，天黑才离开码头。难友们被拴成排走，还有得夜盲症的，一个牵着一个，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好在锁到一起的。我领着十来个难友。带到监狱的院子里后就开始分牢房，谁进哪个。睡觉前吃了点自己带的东西，早晨才给我们正式开饭。歇了两天，第三天洗了澡，第四天就被押去干活儿了。开头是挖地基上的排水沟，那儿现在是区医院。刨树根，平地和别的活儿，这么干了两三个礼拜，也许是1个月。之后我们到米哈伊洛夫斯克运木头，要拖3俄里路堆到桥边。后来在菜园里挖蓄水坑。到了刈草季节，就把难友们集中起来，询问谁会刈草，把会的人登记下来，给了我们整整一堆面包、米、肉，让一个看守押着去阿尔穆丹的草场。我过得不错，上帝给了我好身体，我刈草刈得好。别人都挨看守打，可我连骂也没挨过。大伙就骂我，干吗那么起劲，我倒无所谓。闲着或下雨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编草鞋，人家下了工就睡觉，我还是编草鞋。编了就卖，一双卖两份牛肉，值4戈比呢。刈完草回家了。一到家就关进监狱。后来差我去米哈伊洛夫斯克给移民流放犯萨什卡做帮工。在萨什卡家我什么农活都干：收割、收拾、磨面、挖土豆，萨什卡替我去给公家拉木头。我吃自己的，从公家那里领来的。我干了两个月零四天。萨什卡答应给钱，可一个子儿也没给，就给了一普特土豆。萨什卡载我到监狱，把我还了。又给了我斧头和绳索，让我背柴，负责烧7个炉灶。我住窝棚，给一个狱吏打水擦地板，给一个鞑靼蛮子守卖堂。我一下工，他就把卖堂托给我，让我卖，一天一宿给我15戈比。春季白天长时，我就编树皮鞋，一双卖10戈比。夏天去河里捞木头，攒够一大堆就卖给开澡堂的犹太鬼。我还存了60根当料用的原木，每根15戈比卖了。所以小日子过得不错，上帝赐的。只不过，大人，我没时间跟你说了，该打水去了”。

“快转成移民流放犯了吧？”

“不想。就是舍不得孩子。全都傻乎乎的。”

“你说说看，叶戈尔，当时在敖德萨把你带上轮船，你想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