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流放苦役监狱——集体牢房——镣铐室——金小手——厕所——秘密赌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苦役——女仆——作坊。
抵达不久，我就去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流放苦役监狱。这是个四方形大院子，周围有六幢营房式的木头房子，彼此之间有围墙。大门永远开着，卫兵在旁边逡巡。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哪儿都看不到石子、垃圾、废弃物、脏水洼。这种非同一般的干净给人留下了好印象。
每幢监牢的门都是敞开的。我走进其中一扇门，走廊不大，左右都有门通集体牢房。门上挂着黑色小木牌，写着白色的字：“几号牢房。室内空间多少多少。关押苦役犯多少多少。”笔直到走廊尽头又有门，通一间斗室：里面有两个政治犯，敞着背心，光脚穿着皮鞋，急头白脸地搓着草垫子，窗台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和一块黑面包。陪我的区长给我解释，这两名囚犯被准许住在监狱外，但他们不希望有别于其他苦役犯，没执行这一许可。
“安静！起立！”看守喊。
我们走进去。牢房看起来很宽敞，容积将近200立方俄丈。光线足，窗户大开。墙壁没粉刷，凹凸不平，原木间塞着麻屑，黑乎乎的，发白的只有荷兰式炉灶。地板是木头的，没涂油漆，很干燥。长长的木板通铺贯穿整个牢房正中央，从中间往两边略斜，这样苦役犯分两排睡时就头对头了。苦役犯的床位没有编号，彼此之间一点间隔没有，因此通铺可以睡下70人，也可以是170人。根本没有铺盖。都是睡硬板或给自己垫点破口袋、旧衣服和各种各样难看极了的破烂。铺上摊放着帽子、鞋子、面包块、用纸头或小抹布塞着的空牛奶瓶、鞋楦子，铺下面是箱子、脏袋子、包裹、工具和各种旧物。一只吃饱的猫在通铺边溜达。墙上挂着衣服、小锅子、工具，架子上放着茶壶、面包、装东西的小盒子。
在萨哈林，自由民进牢房时不用脱帽。这个礼貌唯流放犯必须遵守。我们戴着帽子在铺前走过，囚犯们双手贴裤缝立正，默默地打量着我们。我们也默默地打量着他们，好像我们是来买他们似的。我们往前走，去别的牢房，同样是骇人的赤贫，犹如放大镜下的苍蝇，在一样的褴褛之下难以躲藏。这是绝对意义的虚无主义生活，否定私有财产、个人空间、舒适的条件、安稳的睡眠。
住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里的囚犯享有相对自由，他们不带镣铐，一天内可以离开监狱想去哪里去哪里，无人押解，不必统一着装，穿什么视天气和干什么活而定。候审的、不久前逃跑被抓回来的和因为某种缘由临时羁押的犯人，囚禁在特殊牢房，叫“镣铐室”。在萨哈林最常用的威胁是：“我把你关镣铐室。”这个可怕地方的入口有几个看守把着，其中一人向我们报告，镣铐室一切正常。
门上的挂锁哗啦啦响，那玩意儿又大又笨，一定是从古董商那里买来的，我们走进一间不大的牢房，这回那里面关了20人，逃跑刚抓回来的。这些人衣衫不整，脸也没洗，戴着镣铐，脚上的破靴子裹着布缠着绳，脑袋一半头发蓬乱，剃光头的另一半已经又长出头发了。他们全都精瘦得像脱了形，但看上去蛮精神的。没有铺盖，睡在光铺板上。角落里放着“马桶”，没别的办法，每个人方便都得当着20个人的面。有一个人请求放他出去，发誓再不逃跑；另一个请求除去镣铐；第三个抱怨他的面包给少了。
有关两人和三人的牢房，有单人牢房。在这里碰到不少有趣的人。
单人牢房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名的索菲亚·布洛夫施泰因，绰号“金小手”，[1]因为从西伯利亚逃跑被判三年苦役。这女人瘦小，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像个老太婆。手上戴着镣铐。铺位上只有一件灰羊皮短袄，让她既当被又当床。她在牢房里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她似乎一直在嗅着空气，像极鼠笼里的老鼠，她脸上的表情也是老鼠式的。看着她，无法相信不久前她还那么漂亮到可以魅惑狱吏，就像在斯摩棱斯克，那里的一个看守帮她逃跑，他本人也跟她一道跑了。在萨哈林，起初她跟所有押送此地妇女一样，没住监狱，住在民宅里，她企图逃跑，为此还化装成士兵，但被抓住了。在她行动自由期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发生了几起犯罪事件：商铺主尼基塔被杀；移民流放犯犹太人尤罗夫斯基被盗56000卢布。所有这些犯罪都怀疑与金小手有关，她被指控直接参与或共同作案。当地侦查机关搞出的一大堆荒诞谬误，说法混乱如麻，于她案情的侦破一事无补。反正，56000卢布还是没找到，不过是被当做成各式各样幻想故事的情节罢了。
我将用专门的章节谈谈我看到的，给900人做饭的厨房，伙食和犯人怎么吃饭。现在关于厕所我要谈几句。众所周知，大部分俄国人完全不把这个设施当回事。农村里压根没厕所。在修道院、市场、旅店和所有尚未设立卫生监督的场合，其情形最为恶劣。轻视厕所也被俄国人带到西伯利亚。从苦役场的历史看，大小便的地方是监狱里散发恶臭和传染疾病的地方，而囚犯和管理机构对此不大介意。正如弗拉索夫在他的报告中所写，1872年在喀拉的一所监狱里根本没有厕所，罪犯到空地上方便，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只不过同时方便的人没几个。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上百个。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厕所，通常单独建在监狱院内监牢之间，里面挖个坑。显然，造厕所首先是尽量省钱，但无论如何与过去相比明显进步了。至少它不让人犯恶心了。厕所里很冷，装了木制通风管道，方便台沿着墙，上面不能站，只能坐，这主要是为保持厕所干净和干燥。难闻的气味有，但不重，混着柏油和石灰味。不单白天，夜里也可以上厕所，这一简单的措施可以不用马桶了，马桶现在只放在镣铐室里。
监狱周围有井，根据它可以判断地下水位的高低。由于这里土壤的特殊构造，即使位于海滨的山上墓地的地下水位都很高，我看到，天干气燥的时候，墓穴还被水没掉一半。监狱周围和整个哨所的地上都挖了水沟排水，但水沟不够深，所以监狱里仍免不了潮湿。
好天气和暖和的时候，这里不常见，监狱就大举通风：门窗大开，囚犯白天大部分时间待在院子里，或根本不在监狱。冬季，平均每年长达10个月，天气差，就只得靠小通风窗和炉灶了。用来盖监狱的落叶松和枞树的木质天然透气性能不错，但无济于事，由于萨哈林空气的湿度大，雨水多，还有木头本身蒸发出的水汽，原木之间往往积水，冬天就结冰。监狱里通风差，况且里面每个人的空间都不大，我在日记中记着：“9号牢房187立方俄丈，苦役犯65人。”这是夏天，在监狱里过夜的苦役犯只有一半。1888年的卫生报告里的数字则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的囚室有效空间为970立方俄丈，囚犯数量为：最多时1950人，最少时1623人，年平均为1785人；夜宿者740人；每人占有空间1.31立方俄丈。”夏季监狱里苦役犯最少，那时他们都外出修路和种地；秋季最多，干活的回来了，还有志愿商船队带来的新犯人达四五百人之多，在将他们分发去别的监狱之前，他们都关押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这就是说，每个犯人所占空间最少的时候，监狱里的通风状况刚好最差。
大多是下雨天，苦役犯收工回监狱过夜，衣服湿透，鞋子沾满泥，也没地方烘干；衣服有的搭在通铺前，有的没等干就铺起来当褥子。皮袄散发着羊膻味，皮鞋有股皮革和柏油味，湿透的贴身内衣还不干，也好久没洗了，跟旧口袋和发霉的破衣服扔在一起，包脚布汗臭呛人；他本人呢，很久没洗澡了，全身长虱子，抽着廉价烟草，老是胀肚；他吃的面包，肉，在监狱里晾干的咸鱼，食物的碎渣，骨头，锅里的剩汤，通铺上他用手捏死的臭虫，这一切搞得牢房里的空气又酸又臭，霉气冲天，加上不能再浓的水蒸气，极寒天气的早晨，窗户里面结了一层冰，牢房里昏昏暗暗的，硫化氢、氨和其他所有化合物跟空气中的水蒸气混作一团，用看守的话说，“熏得死人”。
要集体牢房里保持清洁，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限于萨哈林的气候和苦役犯的劳动环境，这里永远卫生不了，无论行政当局抱有什么样的良好愿望，都无济于事，始终避免不了责难。或许应该承认集体牢房已经过时，用别的居住类型把它换掉，且已经部分地实施了，所以很多苦役犯不住监狱，住民宅了。要不就与不清洁妥协，当它是不可避免、必定存在的恶，留着恶劣的空气，让那些只是空讲卫生的人用立方俄丈去量。
赞成集体牢房的，我想，未必说得出什么好来。人们住的监狱集体牢房，不是村社，不是搭伙，每个成员都担负着义务，而是乌合之众，不对铺位、邻居、物品承担任何义务。命令苦役犯不许将脚上的污泥粪便带入室内，不许随地吐痰和身上不许长臭虫，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牢房里发臭，人人丢东西，有人唱下流小调，那么错的是大家，而不是某个谁。我问一个过去是有地位的公民的苦役犯：“为什么您邋里邋遢的？”他回答我：“因为整洁在这里对我没好处。”确实，对苦役犯而言，既然明天就会新来一伙人，跟他背靠背的邻居身上寄生虫四处乱爬，臭气让人窒息，那他个人的清洁能有什么意义呢？
集体牢房不让罪犯独处，即便他祈祷、思索和自我反省时必须独处，且所有赞成以改造为目的的人也认为独处对罪犯必不可少。买通看守后的狂赌、打骂、乱笑、瞎扯、啪啪的摔门声、镣铐室里的镣铐声，整夜不歇，妨碍干活干得筋疲力尽的人睡觉，惹他发火，当然也影响到他的饮食和心理。简陋的群居生活，其粗俗的娱乐、早就公认的好人被坏人带坏，都在腐蚀着罪犯的道德观念。它慢慢消磨罪犯的家庭观念，这是苦役犯最应该珍惜的品质，因为出了监狱他就是移民区独立的一员，在那里从第一天起，法律和刑罚的威胁都要求他成为一个好业主和善良的家长。
集体牢房里至今存在着乌七八糟的现象，例如诽谤、告密、私设公堂、倒买倒卖。这里的买卖在所谓的“卖堂”进行，这是从西伯利亚传过来的。有钱的、爱钱的，和因此服苦役的犯人、二道贩子、守财奴、骗子鬼等，从苦役犯同伙那里承包牢房里的专卖权，如果卖堂里买卖兴旺，人头多，作为好处付给犯人的租金，一年甚至多到几百卢布。卖堂堂主，官方称呼倒马桶的人，因为他负责清倒牢房的马桶（如果有的话），和检查清洁卫生。在他的铺位上通常放着1.5俄尺高，绿色或褐色的小箱子，边上摆着糖块、拳头大的小白面包，香烟、瓶装牛奶和其他一些用纸或小块脏布包着的商品。[2]
不起眼的糖块和小面包底下隐藏着罪恶，其影响远在监狱之外。卖堂，那是赌场，小蒙的卡罗，让囚犯染上赌瘾。有卖堂和赌博的地方随时备有铁面无情的高利贷。监狱里的高利贷者每天，甚至每小时收10%的利息，一天之内无法赎回的抵押物归高利贷者所有。服满刑期，卖堂堂主和高利贷者定居后也不放弃自己这个有利可图的营生，所以在萨哈林有移民流放犯被窃56000卢布，也就毫不奇怪了。
1890年夏天，我在萨哈林逗留期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在册的苦役犯超过2千人，但在监狱住的仅900人左右。随便拿几个数字看：初夏，1890年5月3日，监狱里吃饭住宿的1279人，夏末，9月29日，675人。至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当地的苦役劳动，主要是从事建筑和修建所有公共设施，盖新房修旧房，维护街道、广场及其他地方的城市设施。最重的是木工活儿。原来在老家是木工的犯人干着这里真正的苦役劳动，在这一点上他比油漆工和屋面工倒霉多了。累人的不在修建本身，而是在干活用的每根木头，苦役犯必须到森林里拖回来，伐木点现在离哨所8俄里开外。夏天，人们拖着半俄尺粗，几俄丈长的木头，他们脸上痛苦的表情，尤其如果他们是高加索人，一如我看到的，给人感觉无比沉重。冬天，据说他们冻坏了手脚，甚至还没把木头拖到哨所，自己就冻僵了。对行政当局而言，木工活也不容易安排，因为能连着干重活的人在萨哈林原本就少，很缺劳动力，这种现象在此地很常见，尽管有数千名苦役犯。科诺诺维奇将军告诉我，在这里着手建新房非常困难，没人，木工够，就没人拖木头，如果派人去拖木头，那木工又不够了。烧火工的工作也不轻松，他每天要劈柴，天亮之前，大家都还睡觉时，就得备好劈柴，生上炉子。要判断劳动的紧张度和强度，不仅需要注意它消耗的体力，还应注意劳动地点的条件和因此产生的劳动特点。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冬季极寒和全年潮湿，让做苦力的人受不了，而他干的活儿，譬如很平常的劈木柴，在俄国根本不算什么。条例根据“建筑工程法规大全”限制苦役犯的劳动，应接近于农民和工厂工人的普通劳动，[3]它还给改正类苦役犯提供各种优待，但实践起来却不得不违反条例，这就是因工作地点的条件和劳动特点所致。须知无法规定苦役犯冒着暴风雪必须拖几个小时的木头；不能在亟需时不让苦役犯上夜班；也不能根据条例让改正类苦役犯节日休息，假如他正跟考验类苦役犯一道在煤矿里干活，那就得两个人都放，把工作停下来。经常是由于管事的人不懂行、不能干和不灵光，搞得事倍功半。譬如装卸轮船，在俄国不需要工人花特别大的力气，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往往是人们真正的苦难。没有经过准备和专业培训在海上作业的专门队伍，每次干活的总是新手，因此一起风浪往往引起大混乱，轮船上骂声一片，人人怒不可遏，下面的驳船磕碰着轮船，驳船上的人有站着的，有躺着的，被晕船折磨得脸色发绿，面孔狰狞，驳船四周浮着丢弃的船桨。就为这个工作被拖延，时间白白地浪费，人们忍受着不必要的苦难。有一次卸船时我听到典狱长说：“我的人整整一天没吃饭了。”
不少苦役劳动用来满足监狱的需要。在监狱里每天干活的有烧饭的、烤面包的、裁缝、鞋匠、挑水的、打扫卫生的、值日的、喂牲口的等等。军事部门和邮电所、土地测量也要用到苦役劳动，近50人被发派监狱医院，不清楚是去做什么，也数不清有多少人在服侍官员，每个官员，哪怕是个没官衔的办事员，据我了解到的，都能不限数量地用仆人。我的那个医生房东，就自己带着儿子住，却有厨师、园丁、厨娘和使唤丫头，对一个低级别的狱医而言非常奢侈了。一个典狱长规定的仆役是8个：裁缝、鞋匠、侍女、听差兼信使、保姆、洗衣妇、厨师和打扫卫生的。在萨哈林仆役问题是个让人气愤、糟糕的问题，显然，跟所有的苦役场一样，不是新问题。弗拉索夫在其《苦役场存在的混乱情形简况》中写道，1871年，他上岛时，他首先就被前总督准许官员和军官役使苦役犯的情况震惊了。据他说，妇女被派去服侍管理人员，包括单身看守。1872年东西伯利亚总督西涅利尼科夫曾禁止罪犯做仆役，但这项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应的禁令却被毫不客气地绕开了。一个十四等文官在自己名下有半打仆役，外出郊游时，就派上10个苦役犯带上食物打前站。岛长官金采和科诺诺维奇曾经与这一罪恶斗争，但能量不够，充其量我只找到关于仆役问题的三条命令，而被牵扯到的人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任意解释它们。好像要撤销总督的命令似的，1885年（第95号令）金采将军准许官员为自己雇佣女苦役流放犯做仆役，每月2卢布，所得钱款归公。1888年科诺诺维奇将军撤销自己前任的命令，规定：“苦役流放犯，无论男女，均不得派给官员做仆役，不许征收雇佣妇女的任何费用。但鉴于官员们的官邸和办公地点不能无人守护和打理，故准许给予此类场所每处分派适量男女，充当看门人、烧炉工、打扫卫生的，及其他所需。”（第276号令）。然而因官员的官邸和办公地点大多不是别处，就是官员的住处，所以此命令被理解成准许拥有苦役犯仆役，而且是免费的。至少1890年我在萨哈林时，所有的官员，甚至与监狱部门毫不搭界的官员（如邮电所所长），全都大量地在用苦役犯做家务，且不付仆役工钱，让公家养活他。
将苦役犯分给私人当仆役的做法，与刑罚的立法观点截然相反：这不是苦役制，而是农奴制，因为苦役犯效力的不是国家，而是个人，与改造目的或处罚平等的理念毫不搭界的个人。犯人也不是苦役流放犯，而是奴隶，受制于老爷及其家人的意志，满足他们刁钻古怪的要求，掺和他们庸俗的无聊吵闹。成为移民流放犯后，他是移民区的家奴副本，会擦鞋，会煎肉饼，但不会干农活，因此只能饿肚子，听天由命。派去做仆役的女苦役犯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她特别难堪的事情。且不说在不自由的环境里，情夫情妇招致的总是下流风气，最大程度地贬损人的尊严，尤其是他们完全摧毁纪律。一个神父告诉我，在萨哈林有过这样的事，即在已有女苦役犯做家务和生孩子的情况下，仍必须雇一个自由民妇女或士兵帮佣。[4]
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十分推重的“工厂业”，表面上看光鲜亮丽，名噪一时，但目前不具有实际意义。在由自学成才的技师领导的铸造厂里，我看到有钟铃、火车和独轮手推车的轮子、手磨、抽纱机、龙头开关、炉具等等，不过这些都让人感觉像玩具。东西挺漂亮，却无人问津，对本地人来说到作坊或敖德萨去买这些必需品更来得合算，因为得有自己的锅驼机和雇一大批工人。当然，假如作坊在此地能成为教会苦役犯手艺的学校，花钱就不遗憾了。事实是，在铸造和钳工场里工作的不是苦役犯，而是有经验的移民流放犯工匠，地位相当于最低一级办事员，月薪18卢布。这里过于看重物品，机轮和马达轰响，锅驼机嘶鸣，只为产品质量和销路，商业的和工艺的考量与刑罚毫无关系，其实，在萨哈林，与其他苦役场一样，所有企业都应该仅仅以改造罪犯为自己当前的和长远的目的，这里的作坊应该追求的是，送往大陆的首先不是炉门和龙头开关，而是有用的人和培养成才的工匠。
蒸汽磨、木材厂和锻工场状况极好。人们工作愉快，显然是因为认识到劳动的生产效率。然而在这里工作的主要是熟手，他们在老家就是磨工、铁匠和其他方面的工匠，而非那些在老家就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现在他们比谁都更需要去磨坊和锻工场，能够在那里学到一技之长，并自食其力。[5]
【注释】
[1]布洛夫施泰因，惯偷。契诃夫离开后，她第二次逃跑，被抓回获15下鞭刑。1890年代末她转为流放犯出身的农民，但她仍旧被怀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她狡猾地隐瞒了罪行。（П.叶廖明注）
[2]一包有9或者10支的香烟1戈比，小白面包2戈比，一瓶牛奶8-10戈比，（转下页）（接上页）一块糖2戈比。买卖可以是现金、赊账和易货。卖堂也卖伏特加、扑克、夜里赌牌点的蜡烛，这是秘密的。扑克也可出租。
[3]该大全于1869年4月17日获批准。依照法规，各工种的算法要根据工人的体力和工作的技能，法规还根据不同季节和俄国不同地带确定每日工作的时间。萨哈林岛属俄国中部，最大工作时间一昼夜12小时，是在5、6、7月，最少7小时，在12、1月。
[4]弗拉索夫在报告中写道：“很奇怪的人际关系：军官，做他情妇的女苦役犯和给情妇当车夫的士兵。不能不令人惊讶和遗憾。”据说，这一恶习都是由没有自由民佣人引起的。但此言不确。首先，可以限制佣人的数量，要知道一个军官只能有一个勤务兵。第二，官员在萨哈林岛这里的薪俸颇高，可以给自己雇到移民流放犯、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和自由民妇女做佣人，这些人大都生活贫困，一般不会拒绝工钱。显然长官们也有此想法，因为在一条命今里准许不会干农活的女移民流放犯“受雇于官员，以此谋生。”（1889年第44号令）
[5]磨坊和钳工场在同一座楼里，靠两台锅轮机驱动。磨坊里有4台磨，每天磨面1500普特。木材厂有一台烧锯末的老锅轮机，那是沙霍夫斯基公爵运来的。（他于1878-1882年期间负责滨海省流放苦役事务。契诃夫称他是“聪明和诚实的人”，“优秀的行政干部”，契诃夫高度称赞他的劳动，“建设萨哈林岛的事业”。П.叶廖明注。）锻工场分两班日夜开工，有6座锻冶炉，105个工人。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苦役犯还挖煤，但这项事业未必会有什么成效。此地煤矿出产的煤远比杜埃的差：更脏，掺杂着页岩。它的成本也不便宜，因为有一大批固定的工人在矿井里工作，由一个专门的矿业工程师督工。本地煤矿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离杜埃不远，而且从那里任何时候都能搞到优质的煤。不过，开办它们的目的良好，可以让未来的移民流放犯挣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