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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伊卡河——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斯洛博德卡——逃犯克拉西维依——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它的过去——窝棚——萨哈林的巴黎。

杜伊卡河，又叫亚历山大罗夫卡，1881年动物学家波利亚科夫考察它时，下游河宽达10俄丈，岸边满是大堆大堆河水冲下来的原木，许多洼地覆盖着年代久远的森林，长着冷杉、落叶松、赤杨和柳树，周围是无法通行的沼泽地。现在这条河却像是狭长的水洼，其宽度、光秃的河岸、缓慢的水流，让人觉得像莫斯科的排水沟。

只要读一读波利亚科夫描写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再看看现在的它，哪怕一眼，就能明白，已经耗费了多少繁重的、实打实的苦役劳动来开发这个地方。“从旁边的山峰俯瞰，”波利亚科夫写道，“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混沌迷蒙，树林极多……大片的针叶林覆盖了谷底相当的面积。”他描写沼泽、无法通行的泥潭、贫瘠的土地和森林，在那里，“除了落地生根的大树，地面上横七竖八倒着不少或衰老或遭暴风雨摧残的半朽树干，挨着树根的树干之间往往凸着蒙青苔的土坎，坎旁边有坑有沟。”如今，在原始森林、泥潭、沟沟坎坎的土地上建起整座城市，铺设道路，草地、黑麦地、菜园子葱葱绿绿，人们已经在抱怨森林太少了。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做了多少抗争呵，在水没过腰的泥潭里干活，忍受着严寒、冷雨、乡愁、屈辱、鞭笞，以及想象中浮现的那些恐怖图景。难怪一个萨哈林官员，好心人，每每我们二人去哪里时，都要给我念涅克拉索夫的诗《铁路》。

从杜伊卡河口右侧汇入一条小河，名叫小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沿河两岸坐落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镇，又叫斯洛博德卡。^[1]我提到过它。它地处哨所郊区，已经跟哨所连成一体了，但因它与哨所有些不一样，独立运营，故而应该专门谈。它是最早的村落之一。杜埃苦役机构设立后不久就开始往这里移民了。选中此地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正如米楚利所写的，是由其茂盛的草地、良好的建材林、通航的河道、富饶的土地决定的……“显然，”这位视萨哈林为天堂的狂热分子写道，“不必怀疑移民的成效，但是1862年据此目的派往萨哈林的八个人中，只有四人定居杜伊卡河附近。”然而这四个人能干什么呢？他们用十字镐和铁锹开垦土地，播种，有过春天播种冬小麦的时候，结果是央求被遣回大陆。1869年在斯洛博德卡一地成立了一个农场，计划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让流放犯的强制劳动从事农业生产能否卓有成效？三年里苦役犯平地建房，疏干沼泽，铺设道路，种植粮食，但一俟期满便没人愿意留在这里，全都向总督申请转回大陆去，因为种粮食一无所获，挣不到钱。他们的申请被批准了。但是，那个叫作农场的，却存续下来。杜埃的苦役犯不断地转为移民流放犯，从俄国来的苦役犯带着家属，得安置他们。萨哈林被命令说成土地富饶，适宜搞农业移民地，而一旦生活不能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便一点一点动用人为手段，强制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到1879年奥古斯丁诺维奇医生来时，斯洛博德卡已经建有28幢房屋。

现在，斯洛博德卡有15个业主。这里的房屋是薄木板顶，宽敞，有的带好几个房间，附属设施也不错，宅院旁有菜园，每两幢房屋有一个浴室。

所有登记在册的耕地39俄亩，^[2]草场24顷，马23匹，牛羊47头。

按成分，斯洛博德卡的业主们可谓贵族居民。一个是娶了女移民流放犯的女儿的七等文官，一个是随苦役犯母亲上岛的自由民，7个流放犯出身的农民，4个移民流放犯，只有2个是苦役犯。

住在这里的22个家庭中，只有4个是不合法的。斯洛博德卡居民的年龄成分也与一般农村比较接近，壮年人也不像在别的村落里那样占绝对多数，而且还有孩子、年轻人、六十五岁甚至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但要怎么解释在斯洛博德卡这种相当良好的状况下，当地这些业主仍声言，“靠种粮食在这里没法活”？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触及几个在一般情况下有利于安居乐业的原因。譬如，大部分的老住户是1880年前到萨哈林的，已经习惯这里的土地，熟悉了环境。非常重要的一点，有19位妻子随丈夫来萨哈林，几乎所有分到地的人都有了家庭。女人足够多，因为单身男人只有9个，且都有家业。总之斯洛博德卡是幸运的，而且，还能说出一个有利条件，有文化的人比例很高：26个男人和11个女人。

且不说七等文官，他在萨哈林负责土地丈量。既然有权离开，那些自由民和流放犯出身的农民为什么不去大陆？据说是农业生产的成功把他们留在斯洛博德卡，但这并非全部。须知斯洛博德卡的草场和耕地并非全体业主所有，而只在几个人手里。只有8户有草场和牲畜，种地的12户，反正这里的农业生产不那么上规模，难以保证良好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别的收入，不做手艺活，只Л先生一个人，前军官，有个店铺。官方资料也解释不了斯洛博德卡居民为什么富裕，因此，只好有一种猜测——做不正当的生意。以前，在斯洛博德卡大肆私自买卖烧酒。萨哈林严禁贩运倒卖烧酒，这被视为特种走私。烧酒有的装在塔糖形状的铁罐里，有的装在茶炊里，就差没揣进腰里，但大多是就那么装到大桶和普通的容器里，因为小官小吏都买通了，上面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斯洛博德卡，一瓶劣质烧酒要卖6个，甚至10个卢布，北萨哈林所有监狱都从这里搞伏特加。就连官员里那些苦命的酒鬼也不嫌弃它，我认识一个这样的酒鬼，酒瘾上来，为一瓶酒把最后一个子儿都给了囚犯。

现在，在斯洛博德卡贩酒的少多了，人们谈的是另一门生意——买卖囚犯的旧物件，“破烂儿”。^[3]他们廉价收购外衣、衬衫、短皮袄，再将这些破烂运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去卖。还有地下钱庄。科尔夫男爵在谈话中曾经说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是萨哈林的巴黎。在这个热闹和饥饿的巴黎，着迷的、酗酒的、拼命的、贪恋的，一应俱全；想买醉的，想销赃的，想把灵魂买给魔鬼的，就去斯洛博德卡吧。

海岸与哨所中间这块土地上，除了轨道和刚刚写到的斯洛博德卡，还有一处值得一书。那就是杜伊卡河上的摆渡。河上跑的不是小船和渡船，而是一只大方盒子。这艘独一无二的渡船船长是苦役犯，“忘记祖宗的”克拉西维依。^[4]他已经71岁了，驼背、肩胛骨耸着，断了一根肋骨，一只手缺了大拇指，浑身上下满是鞭痕，头发没白，却像是褪色了，眼睛蓝色、明亮，目光欢快而善良。他衣衫褴褛，打着赤脚，身手敏捷，说完话总喜欢呵呵笑。1855年他“因为愚蠢”做了逃兵，便四处流浪，自称忘了祖宗。被抓后遣送到外贝加尔，照他说来，当了哥萨克。

“我那时以为，”他给我讲，“在西伯利亚人们都在地底下生活呢，就又沿着大路跑出秋明，到了卡梅什洛夫，在那儿我又被抓了，被判了，大人，20年苦役和90下鞭刑。被押到喀拉，在那里挨的这些鞭子，再从那儿到这里，萨哈林的科尔萨科夫斯克。我从科尔萨科夫斯克跟一个同伴逃出来，可只逃到杜埃就病了，再走不了了，可同伴跑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现在我已经在服第二个刑期，在萨哈林这里整整22年了。而我犯的罪就是做了逃兵。”

“为什么你现在要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有必要吗？”

“去年我跟当官的说了真名。”

“怎么样呢？”

“没怎么样。当官的说：‘等查清楚了，你也死了。就这么活着吧。对你有用吗？’这是对的，没错……反正活不了多久了，不过，假如我的亲人们知道我在哪儿，总归是好的呀。”

“你叫什么？”

“我在这里叫伊格纳季耶夫·瓦西里，大人。”

克拉西维依想了想说：“尼基塔·特罗菲莫夫。我是梁赞省斯科平县人。”

我坐上“小盒子”过河。克拉西维依用长杆撑地，瘦骨嶙峋的身子因此绷得紧紧的。活儿不轻。

“你蛮吃力的吧？”

“没什么，大人。没人用刀架着脖子催我。我蛮轻松的。”

他说，他在萨哈林22年，没挨过一次打，没蹲过一次镣铐室。

“因为让去伐木，我就去，给我这根杆子，我就接，拽到管理所烧炉子，我就去烧，必须服从。生活嘛，没什么可抱怨的，蛮好。上帝保佑！”

夏天他就住渡口旁边的草棚。里面放着破衣烂衫，一块面包和一杆枪，一股酸腐味。问他要枪干吗，他说是防贼和打野鸡用的，然后就笑。枪是坏的，只是摆着做样子。冬天他做烧火工，住在码头上的管理处。有一次我看到，他裤角高挽，露着青筋暴突、发紫的两腿，拖着中国渔网，网里的鳟鱼银光闪闪，每条都有我们的梭鲈鱼那么大。我喊他，他也快活地答应我。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建于1881年。有个在萨哈林住了10年的官员告诉我，他第一次来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时，差点淹死在沼泽地里。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住到1886年的修士司祭伊拉克利^[5]讲，起先这里仅有三幢房子，现在乐手们住的小兵营曾经是监狱。街道上布满树桩，现在的砖1882年时是猎黑貂的地方。给神甫伊拉克利当教堂的是看守亭，但他拒绝了，理由是太逼仄。天气好时他就在广场，坏天气就在兵营里，或随便什么地方做简短的日祷。

“你做着祷告，”他说，“却响起镣铐声、吵闹声，锅里冒着蒸汽，这里祷告‘神圣的主保佑’，那边厢骂‘操你妈……’”

真正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始于萨哈林新规颁布时，当时设置了许多新职位，包括一个将军级别。^[6]新位置需要新人新机构，因此之前的苦役管理局杜埃就变得拥挤阴暗，离它6俄里的地方就是斯洛博德卡，杜埃已经有一所监狱，于是附近慢慢开始修建馆所：官员的住房和办事机关、教堂、仓库及其他建筑。还出现了没有它萨哈林就玩不转的城市——萨哈林的巴黎，只能呼吸城市的空气和只会做城里工作的城里人，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圈子和环境，挣到一口饭吃。

建造各种建筑，平整和疏浚土地都由苦役犯承担，到1888年，现在这所监狱建起来之前，他们都住地窝棚。那是挖地2.2俄尺，双坡泥顶的木结构建筑，窗子小而窄，与地面齐平，里面很暗，尤其是冬天，窝棚整个都埋在雪里。由于地下水位时常漫过地面，由于泥屋顶和疏松发霉的墙壁常年潮湿，这些牢房里的湿度惊人。人们穿着短皮袄睡觉，周围的土地，还有水井都被人的粪便和垃圾污染了，因为根本没有厕所和垃圾箱。在地窝棚里苦役犯带着妻子孩子一起住。

现在，从建筑平面图上看，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约占2平方俄里，但因为它已经与斯洛博德卡连成一片，有一条街道通科尔萨夫卡村，不久也将与之相连，所以它的面积其实要大得多。它有几条笔直宽阔的街道，却不叫街，而是照老规矩，叫道儿。在萨哈林有个习惯，在官员活着的时候街道就以他命名，不仅用姓氏，还用名字和父称。^[7]然而幸运的是，还没有一个官员名垂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它的街道至今还叫道儿，其中有的叫砖道，长鬓角人道、卡西杨道、文书道、士兵道。这些名字的来源都不难理解，只有长鬓角人道，^[8]据说，好像是苦役犯这么叫的，纪念一个长鬓角的犹太人，他在此地做生意，那时斯洛博德卡这个地方还是原始森林；另一种说法是纪念在这里住过、做过生意的女居民佩西科娃。

街道两边有木质人行道，到处都干净整齐，即使在住着穷人的偏僻街道上，也没有水洼和垃圾堆。哨所的中心是它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教堂、岛长官府邸、它的办事处、邮电所、警察局和印刷所、区长府邸、移民区基金会的商铺^[9]、军营、监狱医院、区医院，带宣礼塔的清真寺、官员宿舍、苦役流放犯监狱及监狱仓库和作坊。房屋大部分是新的，欧式的，铁皮屋顶，外墙大都粉刷过。萨哈林没有石灰和好石头，故而没有石头建筑。

如果不算官员和军官公寓，以及与自由民结婚的士兵居住的士兵区，那里不稳定，每天都有变化，那么，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总共有298座房产，居民1499人：其中男人923个，女人576个。如果算上这里的流动人口，在监狱过夜而不入住民宅的驻军和苦役犯，那么这个数字接近3000。与斯洛博德卡相比，这里农民极少，苦役犯则占所有业主的1/3。《流放犯管理条例》准许其在监狱外居住，置办房产，但仅限于改正类苦役犯，然而此规定却因其缺乏可行性而走样，住进民宅的不光是改正类苦役犯，还有考验类、长期和无期徒刑的苦役犯，更不用说文书、绘图员、和好工匠，这些人干的活也使他们不必住在监狱里，萨哈林有不少携家带口的苦役犯，将这些男人们和丈夫们关在监狱，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似乎也不可行，这可能会给移民生活招致混乱，那样就得让家属们都待在监狱里，由官方提供他们住房和食品，要么在家长服刑期间家属只待在老家。

考验类苦役犯住在民宅里往往因此刑罚比改正类的轻，这生硬粗暴地破坏了刑罚均等的观念，但此中的无序是由移民生活衍生的情况造成的，故而也很容易纠正，只需让其余的囚犯都出监狱改住民宅即可。但是，说到带家属的苦役犯，无法容忍的另一种混乱是，由于疏忽，政府批准几十户家庭居住到既没有宅地，没有耕地，也没有草场的地方，而当时其他区用来安置的村落里条件要好得多。没田没地的人却得经营农业，安家也因为女人少而完全不成功。在年年有收成的南萨哈林，有的村落一个女人都没有。而在萨哈林的巴黎，仅自愿随夫从俄国过来的自由民妇女就有158人。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已经没有宅地了。过去地方空阔时，一处宅地有100、 200，甚至500平方俄丈，现在只配给12，甚至9或8俄丈。我统计了161户人家，宅地内每户的房屋和菜园面积不超过20平方俄丈。其短板主要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的自然条件上：往海滨发展不行，那里土质太差，哨所两边局限于山峦，现在可发展的只有一个方向，沿杜伊卡河溯流而上，沿着所谓的科尔萨科夫斯克驿路，这里的宅院排成一条，一座紧挨着一座。

根据户籍登记，使用耕地的只有36个户主，使用草场的只有9个。耕地的地块大小在300平方俄丈与1俄亩之间。几乎所有人都种土豆。只有16户养马，但有38户养奶牛，且养牲畜的农民和移民流放犯都不种地，而是做生意。从这一不大的数字得出结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产业不是种地。这里的土地绝少吸引力，这一点从这里几乎没有老户主就看出来了。1881年落户的，一个都没留下，1882年只剩6户，1883年的4户，1884年的13户，1885年有68户。也就是说，其余的207户是1885年以后落户的。依照农民极少，只有19户的情况看，可以认定，每个户主能在宅地待多久，取决于他多长时间获得农民权力，一旦获权就弃之奔大陆而去。

关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居民靠什么过活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我仍然没完全搞清楚。假设户主跟妻儿像爱尔兰人那样只吃土豆，而且够他们吃整整一年，那么241个移民流放犯和358个苦役犯的男男女女吃什么呢？他们在这些房子里合住，或是房客、帮工。不错，差不多一半居民可以从官方领取囚犯口粮和儿童伙食的补助，还有工钱。超过1百人在公家作坊和办事处里干活。我登记过不少手艺人，没他们城市就不转了：有木匠、糊裱匠、首饰匠、钟表匠、裁缝师傅等等。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木制品和金属器皿很贵，给“小费”都不少于1卢布。然而要日复一日维持城市的生活，少得可怜的囚犯口粮和微薄的工钱够吗？手艺人的供给大过需求，体力活，譬如粗木工，干一天10戈比，吃自己的。这里的居民日子过得勉勉强强，可却仍然每天茶喝喝，土耳其烟草抽抽，不穿囚服，租公寓住，从回大陆的农民手里买房子，盖新房子。商铺生意繁忙，养就成千上万、形形色色囚犯出身的有钱人。

这里面很多现象说不清，我也只好猜，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住下的大部分人从俄国来这里时都带着钱，以便住下来做些非法生意贴补生活。收购囚犯的东西，趸多了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卖，盘剥异族人和新来的囚犯，偷偷贩酒，放高利贷，豪赌，这些都是男人干的。女人们，流放犯和自由随丈夫来的自由民，都以卖淫为生。每每一个自由民妇女被审问到，她的钱从何而来时，她都回答：“用自己身体赚的。”

家庭总共332户：其中合法的185户，自由组合的147户。家庭数量相当大，并非产业的某些特点适宜于家庭的、居家的生活，而是因为偶然性：地方机关轻率地将这些家庭都安置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而不是找更合适的地方；这里的流放犯因靠近长官所在地和监狱，所以更容易找到女人。如果生活不是自然而然地过，而是人为地调派；如果生活的发展不取决于自然和经济条件，而取决于个人的空谈和独断专行，那么类似的偶然性就极端地、不可避免地禁锢生活，成为这一人工生活的法则。

[3]在苦役流放犯德米特里耶夫1890年9月27日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流放犯营利者是小生意人，自由行走的，就像眼下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的季莫菲耶夫，从饥饿的流放犯手里收购衣服和鞋子……再以合适的价格倒给‘蛮子’（指中国走街串巷的小商贩）。”（П.叶廖明注）

[5]伊拉克利，布里亚克族，年轻时遭遇大洪水，发誓如果活下来，就接受东正教做修士。年轻的布里亚克人活了下来，便在外贝加尔使节修道院剃度。1882年他作为传教士来到萨哈林岛，先后任职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特姆斯克周围地区的雷科夫斯科耶村。从雷科夫斯科耶村到南萨哈林岛，1890年10月13日，与契诃夫一道乘“彼得堡号”去敖德萨。（П.叶廖明注）

[6]1884年，由东西伯利亚总督管理的区域分出两个总督：伊尔库茨克总督和阿穆尔总督，阿穆尔总督即科尔夫男爵。在萨哈林岛设置岛长官，他管辖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特莫夫斯克和科尔萨科夫斯克等三个区的区长。（П.叶廖明注）

[7]假如有官员名叫伊万·彼得罗维奇·库兹涅佐夫，那一条街叫伊万，另一条街就叫彼得罗维奇，第三条街则叫库兹涅佐夫。

[9]1880年代初期，萨哈林岛开始给居民开办平价商铺，而且贸易的所有利润都得给岛屿移民区提成。但是萨哈林岛的官员们把这笔钱贪污了。后来1890年代移民区基金会的检查委员会指出，“存在于萨哈林岛的移民区基金会没有做好移民区的本职工作，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称该部门为移民区基金会。”1891年8月18日，契诃夫致信苏沃林：“科诺诺维奇被召往彼得堡解释40万的亏空。”（П.叶廖明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