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统计调查——统计调查表内容——我问的与回答我的——木屋及居住者——流放犯对统计调查的看法。
为了尽可能走访所有居住点，更深入了解大多数流放犯的生活，我采用了以我的处境似乎唯一可行的方法——做调查统计。在我所到的村落，我遍访所有住家，登记户主、家庭成员，住客和帮工。为了减轻我的劳动，缩短时间，有关方面颇为周到地给我派了助手，然而我做调查的主要目的不是结果，而是调查过程本身所给予的印象，因此我很少用助手。这份在三个月内由我一人做的工作，实际上不能称之为调查统计，其结果不能以精确与全面称道，但是，由于无论在文献里，还是在萨哈林政府行政机关里都没什么正经的资料，我的统计数字有可能派上用场。
调查时我用的表格由警察局印刷厂为我印制。调查过程如下。首先，我在表格第一栏填上哨所或移民地的名称。第二栏是官方户籍登记的户号，第三栏是被登记人身份：苦役犯、移民流放犯、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和自由民。对自由民，只在他们与流放犯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我才登记，譬如与流放犯有婚姻关系，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以及流放犯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在他家帮工或居住的，等等。身份在萨哈林的日常生活中意义重大。苦役犯，毫无疑问羞于自己的身份，对于他是什么身份这个问题，他回答：“干活的。”如果变成苦役犯前他是当兵的，那他必定要补充一句：“士兵出身，大人。”刑满后，或者像他自己说的，服满刑期之后，他就成为移民流放犯。这一新身份并不被视为低贱，因为“移民流放犯”一词听上去跟“屯民”差不多，[1]更何况还有这一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对于他是谁的问题，移民流放犯一般这样回答：“自由的人。”过十年，或根据流放犯附加条例的有利条款，六年之后移民流放犯可以取得流放犯出身的农民身份。对于他是什么身份的问题，农民就不无自豪，仿佛已经不屑与其他人为伍，用移民流放犯所没有的特别口吻回答：“我是农民。”可不会加上“流放犯出身”这一句。我不过问流放犯从前的身份，因为这在管理机关材料充足。他们本人，士兵除外，不论是地主、商人，还是神职人员，都避而不谈自己失去的身份，好像已经把它给忘了，提及自己从前的社会地位只是简短的“自由的”一词。如果有谁谈到自己的过去，那通常是这样开头：“我自由的时候……”如何如何。第四栏：名字、父姓、姓氏。说到名字，我记得似乎没能准确无误地登记到一个鞑靼女人的名字。在女孩子很多的鞑靼人家庭里，父母亲又不大会讲俄语，听不明白他们说的，只好连蒙带猜地记。而且在官方文件里鞑靼名字写得也不正确。
有时候，问到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农夫叫什么，他不开玩笑地回答：“卡尔。”这往往是逃犯，逃亡时改个什么德国名字。这样的人，我记得登记过两个：卡尔·朗格尔和卡尔·卡尔洛夫。有个苦役犯，取名拿破仑，有个女逃犯普拉斯科维亚，就叫玛利亚。至于姓氏，在萨哈林倒是有种奇怪的巧合，很多人姓波格丹诺夫和别斯帕洛夫。很多滑稽搞笑的姓：什康德巴、热卢多克、别斯博日内依、塞瓦卡等。[2]而鞑靼姓氏，我听说，虽已被褫夺公权，在萨哈林仍然保留着代表尊贵身份与封号的前缀和后缀。这一点有多少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登记到的“汗”、“苏丹”和“奥格雷”可不少。逃犯叫得最多的名字是伊万，最常用的姓氏为涅波姆尼亚希。例如几个逃犯的名字为：姆斯塔法·涅波姆尼亚希、瓦西里·别斯奥捷切斯特瓦、弗朗茨·涅波姆尼亚希、伊万·涅波姆尼亚希（20年）、雅可夫·别斯普洛兹瓦尼亚、流浪汉伊万（35年）、[3]无名氏[4]等等。
在此栏内，我填上被登记人与户主的关系：妻子、儿子、同居女性、帮工、寄住者、寄住者之子等等。登记子女时，我将合法与不合法出生、亲生与领养区别开来。顺便提一下，在萨哈林我不仅经常会登记到领养的孩子，养父也很多。很多寄住者与户主的关系或为合伙业主，或者是拥有一半股权的对半分合伙业主。在北部两个区，一块地往往有两个甚至三个合伙业主，半数以上的产业都是如此。移民流放犯拿到一块地，建房立业，过两三年又会安置一个合伙业主，甚至一块地一次性分给两个移民流放犯。这是行政当局不想也不会为移民流放犯寻找新宅地所致。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苦役期满的人，被许可定居已无地可分的哨所或村落，而他无可奈何，不得不插到别人建好的家业里去。大赦后合伙业主的数量尤其多，届时行政当局往往得立马为数百人找到安置地。
第五栏：年龄。过了40岁的女人，往往记不住自己年龄，回答问题时总要想想，来自埃里温省的亚美尼亚人则全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其中一人这么回答我：“可能30，也可能40，要么就50了。”遇到这种情况只好看相貌估估，然后再根据花名册核实。15岁和再大点的年轻人一般都少报年龄，有的姑娘已到婚龄，或者早就在卖淫了，年龄永远十三四岁。原因在于，赤贫家庭的少年儿童可以得到官方补助，发放到15岁，所以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就只得撒谎了。
第六栏：宗教信仰。
第七栏：出生地。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一点不难，只不过流浪汉的回答总是些监狱里的双关语或“忘了”。少女娜塔莉亚·涅波姆尼亚希娅，我问她是哪个省的，她说：“哪儿都是。”老乡之间明显互相袒护，总是拉帮结伙，即便逃跑也一起。图拉人找图拉人共事，巴库人找巴库人。显然，有同乡会存在。每逢问到缺席人的情况，老乡就会提供关于他非常详细的回答。
第八栏：何时来萨哈林？很少萨哈林人毫不紧张地当即回答这个问题。来萨哈林的时间，是大难临头之时，但却被忘了。如果你问女苦役犯，她是哪一年被送到萨哈林的，她想也不想，无精打采地说：“谁晓得它？应该是83年吧。”她丈夫或是同居男人插嘴道：“喏，瞎扯什么？你85年来的。”“那可能就是85年呗。”她附和，叹口气。我们算算，男人是对的。男人们不像女人那么迟钝，但回答得也不那么便当，要想想再说。
“你是什么时候被发配萨哈林的？”我问一个移民流放犯。
“我跟格拉德基一起来的，”他说得犹犹豫豫，一边还打量着同伴们。
格拉德基是第一次浮运过来的，第一次浮运，即第一艘志愿商船来萨哈林，是在1879年。[5]我便据此登记。也有人这样回答：“苦役我服了6年，移民流放已经是第3年……那您算算吧。”“那么，你在萨哈林已经9年了？”“根本不对。来萨哈林之前我在中心监狱还蹲了2年。”等等诸如此类的。要么这样回答：“我来的那年，杰尔宾被杀。”或者是：“米楚利[6]死的时候。”对我而言，从那些1860、1870年代来这儿的人那里得到真实的回答特别重要，我不想漏掉其中任何一个，但这一点想必我没做到。那些20至25年前来到此地的人，活下来的有多少呢？可以说，这对萨哈林的移民事宜是个致命的问题。
第九栏我登记的是主要的工作与职业。
第十栏：文化程度。一般问题都是这样的句子：“你有文化吗？”我则这样问：“你识字吗？”而这在大部分情况下帮我躲过不真实的回答，因为不会写字，但能看报的农民们会说自己没文化。有的人出于谦逊装文盲，“我们算什么呀？哪儿有什么文化呀？”只是在反复询问下才说：“从前倒是能看报，可现在都忘了。我们是睁眼瞎，一句话，庄稼汉罢了。”说自己没文化的还有视力差的人和盲人。
第十一栏：家庭状况。已婚、丧偶、单身。如果已婚，那么配偶在哪里：在老家，还是在萨哈林？“已婚、丧偶、单身”等词在萨哈林尚无法断定家庭状况，这里经常是已婚者过的是单身生活，因为他们的配偶在老家，并未与他们离婚；而单身和丧偶的却过上家庭生活，还有了半打孩子，所以表面上过的已不是单身生活了，但实际上，即便是将他们列入已婚者，我认为有必要标明“单身”字样。在俄国别的地方，非法婚姻从未像萨哈林这样如此普遍和普及，形式独特。非法同居，抑或如当地所谓的自由同居，不仅政府不反对，教会也不反对，却反而得到鼓励和认可。有的移民点竟然找不出一个合法同居的。自由结合的伴侣像合法配偶那样成家立业，为移民区生养孩子，所以没理由在注册时为他们做特殊规定。
最后，第十二栏：是否领取官方救助。我想从这个问题的回答里搞清楚，居民中的哪些人离开官方的物质救助便难以为继，或者，换言之，谁在养活移民：他们自己还是政府？官方的救助，无论食品，还是物品，或是钱款，所有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苦役刑满后的前几年，独身老人和赤贫家庭的孩子都有权获取。这些官方认可的领取救助者以外，我注意到靠官府生活的还有这样一些流放犯，他们从事各种劳务领取报酬，譬如：教员、文书、看守等等。然而得到的答案不全面。除了寻常的定额、食品和薪俸，还有更大尺度发放的补贴，这类补助无法在表格中注明，譬如：结婚补贴，故意高价收买移民流放犯的粮食，主要是种子款、牲畜款等。有的移民流放犯欠了几百卢布，从来不还，可我只得登记他不领救助。
每个女苦役犯我都用红笔划出，我觉得这比专辟一个性别栏更方便。我只登记常住家庭成员，如果说大儿子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干活了，二儿子在雷科夫斯科耶移民点帮工，那我就不登记大儿子，二儿子登入同住者一栏中。
我一个人挨家挨户走访，有时候有苦役犯或移民流放犯陪我，因为无聊他们来做向导。有时候离我身后不远，如影随形跟着的，是个挎着左轮手枪的看守。派他来是为给我解答问题的，当我向他提问时，他的额头就忽地冒大汗，答：“我不知道，大人！”我的旅伴一般都打赤脚，不戴帽子，双手捧着我的墨水瓶，跑在前面，大声叫开门，在门厅里抓紧时间跟房主嘀咕一下，大概是他自己针对我的登记的建议吧。我走进木屋。在萨哈林集结了所有类型的木屋，当然这要看是谁造的，西伯利亚人、乌克兰人，还是芬兰人，不过最常见的是不大的原木房子，六俄尺高，有两三扇窗户，外墙无任何装饰，房顶铺苫干草、树皮，极少用薄木板。一般都没有院子。四周不见一棵树木。西伯利亚式的小棚子或小洗澡房非常少见。如果有狗，也是懒洋洋的，一点都不凶，这些狗，我已经说过，只朝吉利亚克人吠吠，大概是因为他们穿狗皮做的鞋吧。可不知为什么这些温和、不咬人的狗仍然被锁着。如果有猪，则都在脖子上挂着铃铛。公鸡也拴着脚。
“你们的狗和鸡为什么都拴着？”我问房主。
“我们萨哈林什么都锁上链子的，”他风趣地回答道，“这地方就这样。”
木屋只有一个房间，有个俄罗斯式炉灶。地板是木头的。一张桌子，两三个凳子，一条长凳，一张床，或铺盖直接铺在地板上。要么没有任何家具，房间里只铺个羽绒垫子，看得出它上面刚刚睡过人。窗台上的碗里还有点剩饭。就陈设而言，这算不上是木屋，也不叫房间，简直就是单人牢房。有女人和孩子的地方，那无论如何都还像个家，有农家样，不过仍感觉少了点重要的东西，没有爷爷奶奶，没有老旧的圣像，没有祖传家具，总之，这个家缺少过往、传统。没有正堂上座，即便有也很简陋，阴阴暗暗的，既没有灯也没有装饰，没有生活味，陈设都是临时性的，仿佛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而是客居，要么就是刚到，还没来得及布置。没有猫，冬夜里听不到蟋蟀叫[7]…主要是，不在故乡。
我看到的种种景象，告诉我的，通通不是家道旺、舒适、家底厚。我在木屋里见到的房主，大多孤苦伶仃，他们好像被强迫得无所事事和无聊麻木了，虽然穿的是家常衣服，却仍习惯像囚犯那样披在肩膀上，如果他刚出狱不久，无檐布帽还在桌上扔着。炉灶冰凉，厨具只有一口小锅和一个用纸塞住的瓶子。他本人说起自己的生活、家业，口气嘲弄、态度冷漠，总是说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但一无所获，剩下的唯有挥挥手随它去。正跟他说着话，屋里聚来邻居，开始谈论各种话题：长官、天气、女人…因为无聊，大家说的听的全都没完没了。往往是除了房主，在木屋里你能见到整整一群住客和帮工。寄住的苦役犯坐在门槛上用皮线缝皮鞋，飘出皮革和擦线蜡的味道；门厅里躺着他衣衫褴褛的孩子们，自愿随他而来的妻子呆在又暗又挤的角落里，在小桌子上做果酱馅点心。这是个刚从俄国过来不久的家庭。再里面一点，木屋正房里，有五个男人，他们有的说自己是寄住的，有的说是帮工，还有的说是同居的。一个站在炉灶旁边，鼓腮瞪眼，在焊东西；另一个显然是个活宝，故意挤眉弄眼，慢吞吞地讲，其余的人捂着嘴哈哈地笑。床上坐着一个淫荡的女子，是女主人卢克里娅·尼波姆尼亚希娅。她蓬头垢面，消瘦的脸上长满雀斑。回答我的问题时，她竭力想要轻松点，两腿直晃荡。她的眼睛难看浑浊，凭她枯瘦、无精打采的面孔我能断定，她这短短的人生已备受监禁、押解、疾病的折磨。这个卢克里娅给这座木屋里的生活定了调，是她让整个环境近似放荡不检点、毫无理智的江湖。在这里对所谓的正儿八经过日子压根儿免谈，我曾经在一个木屋碰上一伙人，在我来之前他们正赌牌呢，他们满脸不自在，无聊和期待：我什么时候走，他们好接着赌。要么就是你走进屋内，家具连影子都没有，炉灶空空，靠墙地板上坐着一排契尔可斯人，有的戴着裘皮帽子，有些又不戴，头发又短又硬，他们都看着我，眼睛眨也不眨。如果我碰到同居女人一个人在家，那经常是她委在床上，回答我的问题时，一直打哈欠伸懒腰，我一走就睡回去了。
流放居民都拿我当官家人，把登记当成走一次过场，在这里很频繁地办种种手续，而且通常毫无结果。不过我不是本地的，不是萨哈林的官员，这个情况在村落引起些许好奇。老有人问我：“为什么您给我们所有人登记？”
然后就开始东猜西想。有人说，也许是上边要给流放犯分类发放补助；另有人说想必是终于决定将所有人都迁到大陆去，这里的人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迟早都会将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迁到大陆去的；还有人做出怀疑派的样子，说他们已经不指望有什么好事了，因为上帝已经拒绝了他们，他们这样说是为了引出我的反驳。而从门厅或炉灶那边，仿佛是嘲笑这些希望和猜测，传出一个声音，它听上去烦躁、郁闷和不安：“他们老是写、写、写的，圣母玛利亚啊！”
饥饿与困苦，我行走萨哈林时都没遇上。我曾读到过，好像农学家米楚利在岛上探险时，因为迫切需要甚至不得不吃掉自己的狗。不过时至今日环境大大改善了。现在的农学家乘车走的是优质的道路，即便在最穷的流放点都有监管所，或者叫驿站，那里永远有温暖的房间，茶炊和床铺。探险者进入岛屿的腹地，原始森林，都随身携带着美国罐头、红酒、盘子、叉子、枕头和一切可以放到苦役犯肩膀上的东西，在萨哈林他们代替了驮东西的牲口。现在也还有人就着盐吃腐烂的东西，甚至人吃人，但那跟旅行者和官员不搭界。
在下一章里我将描写哨所和村落，顺带将我在短时间内了解到的苦役犯的劳动和监狱给读者介绍一下。在萨哈林苦役犯的劳动无所不有，他们不止淘金挖煤，还包揽萨哈林生活的全部日常所需，分散到岛上所有居住点。挖树、盖房子、疏浚沼泽地、打鱼、割草、装卸轮船，所有这些苦役犯的劳动不可或缺，与流放地的生活高度融合，将它们分离出来，将它们当作岛上某种独立的存在来谈，恐怕只有用老眼光看事物才会如此，他们往往一上来就到矿山工厂找苦役去了。
我要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从杜伊卡河沿岸的村落讲起。在北萨哈林，这个河谷首先被选中做流放点，并非因为对它考察得最详尽，或它符合流放地的意图，而仅仅出于偶然，是因为它距离最早的苦役场杜埃最近。
【注释】
[1]在俄语中，“移民流放犯”与“屯民”的发音非常接近。——译者
[2]在俄语中的意思分别为：拐子、肚子、没人疼、浪荡儿。——译者
[3]这里的20年、35年是指用这个姓氏的时间，而非该人的实际年龄。
[4]这里罗列的几个姓氏的俄语意为，涅波姆尼亚希：记不得的；别斯奥捷切斯特瓦：没家的；别斯普洛兹瓦尼亚：没姓的。——译者
[5]“志愿者”是民间对志愿船队的称呼，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由俄国“民间与政府通力合作”（当时俄国报纸说法）组建。船队承接俄国从西部到东部的海运，船队运载移民到阿穆尔省和乌苏里斯克边疆省，运送苦役犯到萨哈林岛，志愿船队的船只还将杜伊卡河的煤从萨哈林岛转运到中国，再将中国的茶叶运回俄国。
1890年10月13日契诃夫乘志愿船队的“彼得堡号”由科尔萨科夫斯克哨所前往敖德萨。（П.叶廖明注）
[6]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米楚利（1843-1884），农学家，1871年官员弗拉索夫领导的萨哈林岛探险参加者，契诃夫多次援引的《萨哈林岛公社关系概要》（圣彼得堡，1873）一书作者。契诃夫对他的个性的评价比较复杂：一方面把他看作“真诚的幻想家”，是个“难得的坚守道德的”人，“勤劳的人”，另一方面，又讥讽他“盲目狂热地将萨哈林岛视为神赐之地”，用他的药伤害百姓。（П.叶廖明注）
[7]俄国民俗，炉灶上的蟋蟀是家庭温暖的象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