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地理概况——抵达北萨哈林——火灾——码头——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在Л先生家用餐——结识科诺诺维奇——总督光临——宴会和灯会。
萨哈林位于鄂霍次克海，长约1000俄里，将大洋与西伯利亚东海岸和阿穆尔河口隔开。它南北向延伸，其形状，按一位作家的说法，像条鲟鱼。它的地理位置为：从北纬45°54＇到54°53＇，东经141°40＇到144。53＇。永冻土带穿过的萨哈林北部，与梁赞省同一纬度，南部则与克里米亚相当。岛屿长900俄里，最宽处125俄里，最狭处25俄里。它的大小是希腊的2倍，丹麦的2.5倍。
过去将岛屿分成北、中、南三部分实际上并不合适，现在只分北部和南部。岛屿最北边的三分之一因其气候和土壤条件完全不适合居住，所以派不上用场；中间的三分之一被称为北萨哈林，下边的叫南萨哈林；后两部分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流放犯现居住在北萨哈林，杜伊卡河与特姆河流域。杜伊卡河流入鞑靼海峡，特姆河流入鄂霍次克海，地图上两条河在上游相交。住人的还有西海岸一带、上游不大的区域和下游到杜伊卡河口。在行政管理上北萨哈林分为两个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和特姆斯克。
在德卡斯特里过了一夜，我们于第二天，7月10日中午穿鞑靼海峡前往杜伊卡河口，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所在地。这一次天气平和、晴朗，这种天气在这里极少有。海面上波澜不兴，鲸鱼出双入对，喷着水柱，这番好看、别致的景色引得我们看了一路。可是我承认，心情并不快乐，离萨哈林越近就越差。我烦躁不安。运兵的军官知道我为什么去萨哈林后，非常吃惊，开始要我相信，我没有丝毫的权力接近苦役场和移民区，因为我未在国家机关任职。当然，我知道他是不对的，但总归因他的话而烦恼，我担心，在萨哈林真的会这样待我。
8点多钟下锚时，岸上萨哈林原始森林里有五处燃着大火。海面上漆黑一片、烟雾弥漫，我看不见码头与建筑物，只能隐约看到哨所的灯光，有两盏是红色的。山影、烟雾、火焰、灯光硬是构成恐怖的一幕，恍若幻境。左面燃烧着奇异的篝火，之上是山，山后高高升入天空的是远处大火的血红火光，仿佛整个萨哈林在燃烧。右边焦列角黑魃魃的巨影伸向大海，像极克里米亚的阿尤-达戈角，它的顶上灯塔闪亮，下面水中，在我们与海岸之间矗立着三块尖尖的礁石——“三兄弟”。一切都隐没在雾里，犹如在地狱一般。
朝轮船驶来一艘快艇，后面拖着驳船。它是送苦役犯来轮船卸货的。听得到骂骂咧咧的鞑靼口音。
“别让他们上船！”船舷上有人大喊。“不要！他们夜里会把船偷精光的！”
“这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无所谓的，”机械师对我说，他注意到岸上的情形让我难受，“等您看到杜埃！那边海岸陡峭，还有昏暗的峡谷和裸露的煤层……昏天黑地的！我们‘贝加尔号’经常一次载二三百个苦役犯到杜埃，我可看到，他们中好多人一看见海岸就哭了。”
“他们不是，我们才是这里的苦役犯，”船长恨恨地说。“眼下这里倒是平静，不过到秋天您看吧：狂风、暴雪、寒冷、浪头翻过船舷——那叫一个难啊！”
我留在船上过夜。一大早5点吧，我就被吵醒了：“快点，快点！快艇最后一趟上岸！我们马上要起航了！”一分钟后我已经坐在快艇上，我旁边的年轻官员则瞌睡懵懂地一脸愤怒。快艇一声呼哨，我们驶向岸边，后面拖着两条载苦役犯的驳船。因为通宵达旦地干活，没得睡觉，筋疲力尽的囚犯们无精打采，愁眉苦脸，一直默不作声。他们的脸上蒙着露珠，我至今都还记得那几个高加索人，面部线条分明，裘皮帽子压着眉毛。
“认识一下吧，”官员对我说，“十四等文官Д。[1]”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萨哈林人，诗人，暴露性诗歌《萨哈林诺》的作者，诗歌的开头是：“说说吧，医生，须知不是白白地……”[2]此后他常来找我，跟我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市内和郊区散步，给我讲笑话，要不就没完没了念他自己做的诗。在漫漫冬夜他写自由主义小说，但一有机会总爱让人知道，他这个十四等文官负责的是十等文官的差事。曾经有个女人找他办事，叫他Д先生，他生气了，朝她怒吼：“我不是你的Д先生，是大人！”上岸途中我向他打听萨哈林的生活情况，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却阴郁地叹口气，说：“您就看着吧！”太阳已经升高了。昨天那些阴森昏暗，吓人倒怪的景象，这会儿都映在朝辉下：粗壮的容基耶尔角，角上的灯塔，“三兄弟”和几十俄里开外都看得见两侧的高高峭岸，山间的薄雾和火灾的烟雾，在太阳和大海的辉映下呈现出来的画面倒不难看。
这里没有港湾，海岸险峻，这一点瑞典轮船“亚特拉斯号”是大物证，它在我到来的不久前遇难，至今还瘫在岸上。轮船通常停泊在离岸一俄里的地方，很少再靠近。码头有，但仅为快艇和驳船而设。那是个伸到海里几俄丈长的大T型木架，粗大的木桩牢牢打入海底，围成框，填满了石头；铺的木板上沿整个码头安装了车轨。在T型横的那头有一座蛮好的小屋，那是码头管理处，紧挨着有一根高高的黑色旗杆。设施很像样，但不经久耐用。据说遇到狂风暴雨，海浪有时会漫到小屋窗口，浪花甚至飞溅上旗杆横桁，整个码头都跟着摇晃。
看来是因为无所事事，码头附近的岸上大约50个苦役犯在转悠：他们中有的穿着囚服，有的穿着夹克或灰呢子上衣。我一出现，50个人全部脱下帽子，这种荣幸，迄今为止或许还没有一个文学家享有过。岸上立着一匹谁的马，套着一辆没弹簧座的敞篷马车。苦役犯们把我的行李放到马车上，有个人，蓄着黑胡子，衬衫比外衣长，坐到驾车位上。我们要出发了。
“您去哪里，大人？”他回转身，脱下帽子问道。
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出租公寓，哪怕是一个房间的。
“是的，大人，有出租的。”
从码头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我走过的2俄里公路相当好。与西伯利亚的道路相比这是条干净、平整的公路，有排水沟和路灯，简直算得上奢侈了。旁边是一条铺着轨道的路。然而沿途景色乏善可陈。山峦起伏，围绕着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河谷，谷里流淌着杜伊卡河，烧焦的树桩，还有像豪猪毛那样蓬松着的落叶松，被风吹火燎得干枯了。顺河谷往下到处都是草墩子和酸牧草的痕迹，不久前这里还是无法通行的沼泽。新挖的排水沟暴露出沼泽腐土的贫瘠，仅有半俄寸厚的一层劣质黑土而已。没有松树，没有橡树，没有枫树，只有落叶松，稀稀拉拉，蔫蔫吧吧，好像被虫嗑过似的，它在这里不像在我们俄国，充当森林和公园的点缀，而是恶劣的沼泽土壤和严寒气候的证明。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或简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是座漂亮的西伯利亚式小城镇，约有3000居民。城里没有一座石头建筑，一切均为木制，主要是用落叶松建造的：教堂，房屋和人行道。这里有萨哈林长官的官邸，是萨哈林文明的中心。监狱在主要街道附近，外观上与军营无异，因此，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完全没有我想当然的那种阴森的牢狱色彩。
马车夫把我载到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城郊哨所流放犯出身的农民П家里。让我看了住所。不大的院子，按西伯利亚方式原木铺地，围着栅栏；房子里有五个宽敞干净的房间，有厨房，但没有家具。女主人是一个年轻妇人，拿来一张桌子，五分钟后又拿来一个凳子。
“这座房子带劈柴要22卢布，不带劈柴15卢布。”她说道。
过了一小时送茶炊来时，她叹口气说：“您来的这个倒霉地方！”
为了苦役犯父亲，她做姑娘时跟母亲来这里，父亲至今仍未服完刑期。现在她嫁给了流放犯出身的农民，一个愁眉苦脸的老头，我在院子里见过一面，他大概有什么病，躺在院里的棚子下哼唧。
“眼下在我们唐波夫省大概收麦子了，”女主人说，“可在这儿看都看不到。”
还真没什么好看的：窗外是几畦包心菜秧，旁边是歪歪扭扭的排水沟，远处耸立着稀疏、枯干的落叶松。男主人哼哼唧唧地手撑着腰走进来，跟我抱怨起歉收，天气冷，土地差。他顺利服完了刑期，然后定居此地，现在有两幢房子，喂着马和奶牛，雇了许多帮工，自己什么也不做，讨了个年轻老婆，最主要的是早已取得迁居大陆的权力，可还是怨东怨西。
中午我在城郊转悠。郊区边上有一幢漂亮的带露台的小屋，门上钉着一块小铜牌，就在同个院子里旁边是一爿小商铺。我进去给自己买点吃的。在我保存的印刷和手抄的价格表上，这个不起眼的铺子叫作“商行”和“寄卖行”，属于流放犯Л，[3]原近卫军军官，12年前被彼得堡地方法院判谋杀罪。他已经服完刑，现在做生意，还承接旅行及其它一些事务，为此领一份看守长的薪水。他的妻子是自由人，贵族出身，在监狱医院做医士。商铺里卖的有肩章上的肩星，有美味糕点，有截锯，有镰刀，有“女帽，夏季的，最摩登最靓的式样，每顶从4卢布50戈比到12卢布不等”。我跟店伙计说话时，店主本人走了进来。他身穿丝绸常礼服，打着花领带。我们认识了。
“您能否赏光去我家里吃顿饭？”他提议。
我答应了，于是我们进屋。他家很舒适。维也纳式家具，鲜花，美国八音盒和安乐椅，饭后Л就坐在它上面摇晃。除了女主人，我在餐厅还碰到四位客人，都是官员。其中有一个老头，下巴溜光，络腮胡子花白，很像剧作家易卜生，是当地军医院的尉级医生，另一个，也是老头，他自我介绍是奥伦堡哥萨克军的校官。这个军官一开口说话，给我感觉就是个善良和爱国之人。他温和、厚道，但一谈起政治，便一反常态，热情洋溢地大讲俄国的强大，鄙薄从来没见过的德国人和英国人。据说他经海路来萨哈林时，想在新加坡给妻子买块丝绸头巾，人家让他把卢布换成美元，他像被侮辱似的，说：“什么？我拿真金白银去换莫名其妙黑人的钱！”结果头巾没买成。
餐中有汤、炸子鸡和冰淇淋。还有葡萄酒。
“这里一般雪下到什么时候？”我问。
“5月。”Л回答。
“不对，到6月。”像易卜生的那个医生说。
“我认识一个移民，”Л说，“他种的加利福尼亚小麦能收种子的22倍。”
又是来自医生的反驳：“不对。您的萨哈林什么都给不了。该死的土地。”
“不好意思，但是，”一个官员说，“1882年小麦的收成达40倍。我太清楚了。”
①这是一份标准的告密电报：“凭良心和第3卷712款，认为有义务必须劳您大驾呼吁伸张正义，以将受贿、作假、虐待的某某绳之于法。”
“您别信，”医生跟我说，“这是蒙您呢。”
吃饭时还聊起这么个传说：俄国人占领岛屿后，开始欺辱吉利亚克人，于是一个吉利亚克萨满便诅咒萨哈林，并且预言，在岛上将一无所获。
“还真应验了。”医生叹息。
饭后Л弹奏了八音盒。医生邀请我搬到他家住，于是当天晚上我就住到哨所主要街道上的一座房子里，靠近政府机关。自这一晚起，开始了我的萨哈林探秘。医生告诉我，就在我来的前不久，在码头给牲畜检疫时，他跟岛长官起了大冲突，到最后将军甚至抽了他一鞭子。第二天他被辞退了，借口是他从未递交过的辞呈。他拿给我一大摞文件，他写的，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捍卫真理和出于仁爱。这是些呈文、申诉、汇报，还有……小报告的抄件。[4]
“将军会不高兴您住我家里。”医生说道，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
第二天我去拜访了萨哈林长官科诺诺维奇。①尽管劳累繁忙，将军还是盛情接待了我，跟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有教养，博学多识，此外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在担任萨哈林职务之前，他曾经主持喀拉苦役监狱18年。他谈吐优雅，文笔漂亮，为人真诚，充满人道主义追求。我忘不了与他谈话带给我的满足感，也很高兴从一开始就被他坚定地反对体罚折服了。肯南[5]曾在自己那本有名的书中热烈地赞美他。
得知我打算在萨哈林停留几个月，将军告诫我这里的生活又艰苦又枯燥。
“所有人都要逃离这里，”他说，“苦役犯、移民流放犯、还有官员。我还不想跑，可是我已经疲惫不堪了，这里的工作太伤脑筋，主要是事务繁杂。”
他答应全力支持我，但请求我稍等一些时候：萨哈林正在准备迎接总督，所有人都在忙。“不过我很高兴您住在我们的医生家里，”跟我告别时他说，“您将了解我们的弱点。”
总督来之前我一直待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住在医生的房子里。生活是有些不寻常。每当我早晨醒来，总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提示我身在何处。沿街敞开的窗慢腾腾地走过戴着镣铐的囚犯，我们房子对面的军营里，军乐手们各自在排练迎接总督的进行曲，因而长笛吹的是一部歌剧里的曲子，长号是另一首，巴松管是第三首，整个混乱不堪。而我们这边的房间里金丝雀叫个不停，我的医生房东从这头到那头来来回回走着，边走遍念：“根据某某条款我向某处呈请……”等等。要不他就跟儿子一起坐下来写呈请状。到街上去转，天气又很热。人们甚至在抱怨天太旱了，军官们也穿上了白色军服，这可不是每个夏天都穿的。大街上明显比国内的县城里忙碌得多，其解释是在准备迎接区域长官，而主要是因为此地的人口以成年人居多，他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而且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集结了一个超过千人的监狱和一个500人的军营。赶着在杜伊卡河上架桥，竖牌坊，清洗、粉刷、打扫，士兵们操练队列。街上的三驾马车和双套马车都挂上了铃铛，这是为总督备下的。忙得像过节一样。
街上一群吉利亚克人向警察局走来，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几条驯顺的萨哈林狗朝他们猛吠，这些狗不知为什么只对他们吠叫。另一群人走过来：是戴镣铐的苦役犯，他们有的戴帽子，有的光脑袋，锁链哗啦作响，拉着装满沙子的板车，车后面追着一帮男孩子，两旁的狱警大汗淋漓，满脸通红，肩上背着枪。把沙子撒在将军府前面的小广场上，苦役犯原路返回，镣铐声重又不绝于耳。一个身穿印着方块爱司囚服的苦役犯在走家串户卖浆果。每每你在街上走，坐在那边的人会站起来，打照面的人都脱帽。
苦役犯和移民流放犯，少数除外，都可以在街上随便行走，不戴镣铐，也没有看守，所以每走一步都会碰到成群结队的或独自一人的。他们有在院子里的，有在房子里的，因为他们在做车夫、看门人、厨子、厨娘和保姆。如此近的距离起初让不习惯的人困窘得手足失措。如果你经过的是个建筑工地，而苦役犯拿着的是斧头、锯子和锤子。啊喏，你想呀，他要是呼地抡一下，再啪地砸一下！或者你去找熟人而他不在家，你坐下来给他留个字条，可这时站在你背后等着的仆人是个苦役犯，还拿着刀子，他刚才在厨房里用它削土豆来着。或者一大清早，四点钟，你就被沙沙声吵醒了，睁眼一看，一个苦役犯踮着脚尖，屏住呼吸，向床边摸来。怎么回事？要干吗？“擦擦靴子，大人”。很快我就见惯不怪了。大家都习以为常，包括妇女和孩子们。当地的太太们总是若无其事地让无期徒刑的苦役犯保姆将自己的孩子带去散步。
有个记者写道，一开始他几乎看到每个树丛都害怕，在大道或小路上一遇到囚犯就摸大衣里的左轮手枪，后来他放心了，得出一个结论，即“一般来说，苦役犯就是一群羊，懦弱，懒惰，半饥半饱，巴结讨好”。以为俄国囚犯不杀死不抢劫路人只是出于懦弱和懒惰，这想法也太不靠谱了，或者说根本就不了解人。
阿穆尔总督科尔夫男爵于7月19日乘“海龙号”兵船抵达萨哈林。在岛长官府和教堂中间的广场上，他受到警卫队、官员、成群的移民流放犯和苦役犯的隆重欢迎。演奏了我之前提到过的曲子。一位仪表堂堂的老者用本地做的银盘子，给他端来面包和盐。老人姓波将金，以前是苦役犯，在萨哈林发了财。我的医生房东也在广场上，他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大檐帽，手上拿着呈请折子。我第一次看到萨哈林的芸芸众生，其可悲的特点并没有瞒过我的眼睛：其中有壮年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可是全然不见青年人。13-20岁年龄段似乎在萨哈林完全不存在。我禁不住自问：这是否意味着，一有可能，长大成人的年轻人就会离开萨哈林呢？翌日，总督开始视察岛上的监狱和村落。所到之处移民流放犯迫不及待地等候着他，向他递呈请状或口头求告。说话的，有的是为自己，有的是为大家，因为演说艺术盛行萨哈林，再说不言语不成事，杰尔宾村的移民流放犯马斯洛夫在自己的发言里几次称长官为“最仁慈的治理者”。遗憾的是，远非所有向科尔夫男爵求告的人，其诉求都是必需的。这里的情形与俄国的类似，显示出让人着急的农夫式的糊涂：他们求的不是学校，不是司法公正，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有人要公家救助，有人要收养婴儿，总之，提请的都是地方长官就能够满足的。科尔夫对他们的请求高度重视，非常同情，被他们的贫困处境深深触动了，他的承诺唤起对美好生活的愿望。[6]当阿尔科沃的副典狱长报告：“阿尔科沃移民村一切顺利”时，男爵给他指指秋播和春播作物的秧苗，说：“一切顺利，只是阿尔科沃没有粮食。”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为他的莅临给囚犯吃了鲜肉，甚至还有鹿肉，他巡视了所有牢房，收下请求呈请状，并下令打开不少囚犯的镣铐。
7月22日（法定节日）祈祷和阅兵之后，一个看守跑来报告，说总督想见我。我过去了。科尔夫亲切接待我，跟我谈了将近半小时。我们谈话时科诺诺维奇将军也在座。当问及我是否负有某种官方使命时，我回答：没有。
“至少也是受什么科学团体或报纸的委托吧？”男爵问道。
我口袋里是有本记者证，但因为我不打算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萨哈林的文字，不想让这些完全信任我的人们产生误解，所以，我回答：没有。
“我允许您去任何地方，见任何人，”男爵说。“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您将考察到这里的一切，您会得到自由出入所有监狱和村落的通行证，您可以参用您工作必需的文件，一句话，所有的大门都将向您敞开。我不能答应您的只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走访政治犯，[7]因为我无权批准您这么做。”
放我走时男爵说：“明天我们再谈。请带纸来。”
当天我出席了在岛长官府邸举办的盛宴。席间我几乎认识了整个萨哈林行政当局。宴会上奏了乐，有人致辞，为科尔夫的健康祝了酒。作为答谢，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至今仍记得几句：“我确信，在萨哈林‘苦命活得比在俄国，甚至欧洲要轻松。在此方面你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因为善良之路没有终点。”五年前他曾来过萨哈林，此番看到的进步大大超过了期望。他的好评无法与人们意识里的饥饿、女流放犯普遍卖淫、残忍的体罚之类现象调和，然而听众们理应相信他：与五年前相比，现在或许算是黄金时代的开始吧。
晚上举办了灯会。条条街道被油灯和五彩焰火照得通明，一群群的士兵、移民流放犯和苦役犯一直游荡到深夜。监狱大门洞开。从来都破烂肮脏，河岸光秃的杜伊卡河，如今却是两岸张灯结彩，装扮得漂漂亮亮，甚至蔚为壮观，只不过有点滑稽，就好比厨娘的女儿穿了小姐的礼服。将军家的花园里奏着乐，歌手们唱着歌。还鸣礼炮，有一门炮炸了。然而，即便如此热闹，大街上却是寂寥的，既没有歌声，也听不到手风琴声，没有一个人喝醉。人们悠悠荡荡，像影子；默不作声，像影子。五彩焰火光耀的苦役场仍旧是苦役场，而音乐，远远听着它的人儿，已经永远回不了家乡，勾起的唯有要命的忧愁罢了。
当我带着纸去见总督时，他跟我谈了他对苦役场和移民区的看法，并让我将他所说的记下来，我当然非常愿意地执行了。他让我记录的讲话标题为《苦命人生活记述》。通过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和我记录下他的口述，我认定，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君子，但对“苦命人的生活”的认识并非如他自己所以为的那么深。请看记述中的一段：“没有人被剥夺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希望，终身刑罚不存在。无期苦役限制在二十年内。苦役劳动并不苛重。强制劳动不给劳动者个人好处，在这一点上，对他来说是重荷，而非体力上的压力。没有锁链，没有看守，不剃光头。”
天气一直不错，晴空万里，空气澄清，仿佛秋天一般。曼妙的傍晚，火红的西天、墨蓝的大海、山峦间冉冉升起的莹莹皓月，令我难忘。在这样的傍晚，我喜欢乘马车在哨所和新米哈伊洛夫卡村之间的河谷溜达，这里的道路平坦，旁边有小轨道车的轨道和电报线。离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越远，河谷越窄，越发昏暗，高大的牛蒡给人感觉像是热带植物，黑黢黢的山峦渐渐与暮色四合。远处透来点点火光，有的是煤在烧，有的是森林失火。明月当空。突然，出现一幅梦幻般的画面：沿轨道朝我驶来一辆小平板车，驾驭它，还不断用杆子撑地的是个穿白衣的苦役犯。吓人倒怪的。
“是不是该回去了？”马车夫问道。
苦役犯马车夫拨转马头，看看山和火光，说道：“这儿很无聊的，大人。在我们俄国好多了”。
【注释】
[1]契诃夫说的是爱德华·杜钦斯基。在1896年12月2日致苏沃林的信中，他是这样描写这位官员的：“在萨哈林诺我遇到某个杜钦斯基……邮政官员，他写诗和散文。他写的《萨哈林诺》可谓《博罗季诺》（莱蒙托夫作）的讽刺性模拟之作，裤兜里老是揣着一把硕大的左轮手枪，大力地打苍蝇。”
另：十四等文官是帝俄时期最低一级文官。——译者
[2]俄国古典诗歌惯用的开场白。——译者
[3]这里指的是К.Х.兰茨贝格，贵族，近卫军军官，于1879年因野蛮谋杀被判刑。在А.Ф.科尼主持下，彼得堡法院判处剥夺兰茨贝格所有公权，在苦役矿场服15年苦役。除了拥有商店，他还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报》撰稿，在上面发表自己的狩猎速写：“射击百态”和“狩猎萨哈林岛”等。或许书中第18节里的批评就是针对他的：“不能允许过去的杀人犯频繁地杀死动物，并且实施诸如钉死受伤的鹿，夹断被射中的松鸡的喉管之类的暴行，没有哪一次狩猎需要这样。”
[4]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科诺诺维奇，将军，1888-1893年任萨哈林岛长官（此前曾主持喀拉苦役狱18年。在统治者看来，他在位时对政治犯表现出过于仁慈的态度）。就任萨哈林岛职务时，科诺诺维奇怀抱良好意愿，但却无法消除官员们的滥用职权和盗窃公款，包括在职人员的移民款。他们的勾当曝光后，科诺诺维奇被招往彼得堡调查，虽被认定无罪，仍不得不退役。
[5]乔治·肯南（1845-1924），美国自由主义记者。曾不止一次行走西伯利亚，1885至1886年间去过关押俄国革命者的苦役监狱和流放地。契诃夫知道肯南《西伯利亚与流放》一书。（П.叶廖明注）
[6]甚至实现不了的愿望。据说有个移民村的一个流放犯出身的农民已经拥有移居大陆的权力，他说：“之后还可能回老家，回俄国。”
[7]契诃夫探险萨哈林岛期间，岛上关押了40名政治犯，与他们见面是严厉禁止的，不过契诃夫多次强调，在萨哈林岛看到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