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风神奕奕立当朝，德业煌煌传万世

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明朝车马各东西，惆怅画桥风与月。

——欧阳修《木兰花令》

欧阳修的这首《木兰花令》以及其他吟咏颍州西湖的词作，以其情韵隽永盛唱当时而流传后世。元祐六年（公元1091）九月一个清冷的月夜，新任颍州知州苏轼泛舟颍水，听到水远烟微之处传来熟悉的歌声，细听乃是欧阳修的词作，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俱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苏轼《木兰花令》

半个世纪过去（四十三年前欧阳修出知颍州），恍如闪电，转瞬即逝，如今老成凋谢，年轻人一代代成长，在这清清的颍水河上，熟识欧公音容笑貌的，除了天上的明月，恐怕就只有我这个白发门生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古往今来，任谁也无法逃过这永恒的规律。然而，哲人其萎，德业长存！“英魂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

欧阳修是北宋前期最早升起的一颗文化巨星，他视野开阔，博古通今，以勤奋和睿智，占领了诸多文化领域的峰巅，成为一代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当唐末五代柔靡浮艳的文风盛行之际，当诸多古文作家矫枉过正、误入歧途之时，欧阳修主盟文坛，以他健全通达的文学观念，既惩余风，又革新弊，正确地引导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的圆满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三代提供了一种较之唐代散文更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言志的新型“古文”。

作为一代文章宗师，欧阳修本人即是这种新型古文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流传至今的五百余篇作品，是他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的部分。“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宋·吴充《欧阳公行状》），无论是政论、史论、亭台记、游记，还是墓志、祭文、书简、题跋，他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写出了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佳作。有关欧阳修散文的主体风格，苏洵有一段极为精当的评论：

韩子（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欧阳修）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从韩愈到欧阳修，散文的审美旨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豪迈雄健、格高气壮，到婉转流畅、从容自如。尽管欧阳修极为推崇韩愈，从少年时代起就以韩愈文章作为自己文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以为“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记旧本韩文后》）；但他并非机械模仿，而是批判地继承，在吸收韩文特长的基础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成为继韩愈之后又一位散文大师。他杰出的散文对当时以及后世，无不具有典范的意义，“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叶涛《重修（神宗）实录（欧阳修）本传》）

在诗歌方面，欧阳修和梅尧臣、苏舜钦一起，突破了初盛唐形成的诗歌传统、审美情趣和观念，开创了有宋一代诗歌的崭新面貌。据不完全统计，欧阳修传世的诗作约有八百五十多首。他善于将传统题材翻出新意，从前人不大留意之处加以拓展。他运用诗歌参政议政、反映民瘼，表现出浓厚的社会政治意识；他喜欢在诗歌中描写细小的日常生活事物，将士人的文化情趣注入其中。作为古文大家，欧阳修还将散文的笔法引入诗中，引起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变。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流畅。

和散文一样，他的诗歌创作也是在反对西昆体流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的风格特征。平易质朴，自然疏畅，以文为诗，好发议论，是欧阳修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尽管过多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时会减弱诗歌的形象性和抒情性，但欧阳修诸多情韵优美的诗作生动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促使了有别于“唐音”的“宋调”的定型。

在欧阳修生活的时代，兴起于晚唐、五代的词还只是一种用于应歌侑酒、“聊佐清欢”（《西湖念语》）的游戏笔墨。欧阳修以余力作词，“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诗》）。今存二百四十多首词作，男女恋情、相思离别是其突出的题材内容，体现了词的传统与特质，反映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在宋初词坛上，欧阳修和晏殊都受到五代词人冯延巳的影响，但“晏同叔（晏殊字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晏殊词以清新俊朗见长，欧阳修词以真挚深情取胜，两人并称“晏欧”，构成宋初词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晏欧词派。然而，作为文学革新家，欧阳修对词坛的贡献又不止于此。他用词感慨身世、伤时叹老、描写景物、吟咏性情，他还有意识地学习民间新腔，写作了不少质朴清新的俗词，从内容、风格、意境、语言、形式多方面，对词体的革新进行了初步的尝试，“疏隽开子瞻（苏轼字子瞻），深婉开少游（秦观字少游）”（清·冯煦《嵩庵论词》），在词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诗、词、文创作的杰出成就，欧阳修还主持了《新唐书》的编撰，并独立完成了《新五代史》，在我国众多的史学家中，成就卓著。他以《易童子问》、《诗本义》等经学著作，开创了以务明大义、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宋学”，与传统的神化经典、恪守传注的“汉学”相抗衡。他又是金石考古学的开拓者，我国第一部诗话著作的作者。他当之无愧地荣膺散文家、诗人、词人、历史学家、经学家、考古学家、诗歌评论家等多种称号。

文化创造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他澎湃的才情与过人的勤奋，更得益于他志存高远、不追时好、不慕荣利的非凡品格。欧阳修论文十分重“道”，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这里的“道”，既是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了解，也是指正气凛然、独立不回的人格精神，一种与五代以来卑弱士风相对立的立身处世原则。他曾说：

修于身者，无所不获；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见于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能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

——《送徐无党南归序》

“修于身”（立德）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只要努力，必有收获；“施于事”（立功）、“见于言”（立言），却因客观条件、主观能力等因素，不是人人都能办到。而“立德”是根本，“立功”、“立言”都是第二位的。因此，他谆谆告诫苏轼：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苏轼《祭欧阳文忠及夫人文》

坚守着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节，欧阳修刚直耿介，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口揽时政，议论争煌煌”（《镇阳读书》），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他不避仇怨，直言谠论，“颜有必犯，阙无不缝”（韩琦《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为此，他饱受政敌的攻击和陷害，但矢志不改，直道而行。坎坷逆境之中，他超然豁达，意气自若，不作戚戚自怜之态；德隆位高之时，他恬淡自守，急流勇退，不做贪禄恋宠之徒。欧阳修的崇高气节和伟大人格，影响了整个宋代乃至久远。“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尽去五代陋习，风气焕然一新。

士气的振作，带来了文化与文学领域的全新气象。嘉祐前后，人才辈出，名士云集，而“欧阳子之功为多”（同上）。北宋诗僧惠洪《冷斋夜话》说：

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虽然文章独步当世，但欧阳修毫无忌贤好胜之气，“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元·脱脱《宋史·欧阳修传》）。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崭露头角，无不有赖于欧阳修的热情揄扬和大力提携。嘉祐时的汴京，全国的文学精英几乎全都聚集在欧阳修的门下。一时间，“宋六家”并立文坛，如群星璀璨，大放异彩，北宋时期的第一个文学高潮也随之出现！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尚书大传》

如今，欧阳修逝去快一千年了，他的品格、精神和他留下的巨大的文化遗产依然保持着永久的生命和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