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六一诗话》以随笔、漫谈的方式论诗，创立了文学批评史著述的新体裁

送别苏轼兄弟，天气也一天一天地冷了。虽然不便时常外出，但家藏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书一万卷、金石佚文一千卷，欧阳修亦颇得闲中趣味。优游文字之间，依然是他最大的快乐。最近，他又在写一部新书，名为《诗话》（后人改称《六一诗话》），以随笔、漫谈的方式论诗。全书共二十八则，内容涉及很多方面，有的记录诗坛轶闻掌故，有的提出自己对诗歌的批评和议论。虽然他自述其写作目的只是“以资闲谈”，但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独特的见解也往往能启发或深化读者对诗人诗作的理解。如，下面这则记录宋初文人补杜诗的诗话，便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繇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陈从易，字简夫，端拱二年（公元989）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是一位品格端方、纯正古直的儒者，诗歌创作多学白居易，诗风明白晓畅，主张反映现实生活。这则诗话通过记录陈从易与诸位友人补杜诗而不及原作的故事，称赞杜甫用字精确。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风盛行时，唐代诗集湮没不传的诗坛景况。

早年与梅尧臣等切磋诗艺，衡艺论文的许多片断回忆，如今也时时浮现在欧阳修的脑海，并见之于笔端：

圣俞常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

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

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这则诗话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两个重要观点。所谓“意新语工”，就是要求诗歌创作必须具有独创性；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则是要求诗人必须把难以描摹的景物和情思，化为既生动又含蓄的诗的语言，使读者既有“如在目前”的感受，又能引发深广的联想。梅尧臣的这些宝贵的创作经验，当年曾给予欧阳修深刻的启迪。如今，他又将这些经验记录成文字，传于千年万代，成为永久的精神财富。

庆历年间，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欧阳修曾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这一思想在《六一诗话》中也有鲜明体现：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正因为具有切身体验，孟郊、贾岛才写出了这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与之相反，诗坛上却总有一些人忽视生活体验、不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欧阳修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嘲讽：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中唐诗人白居易倡导平易浅显的诗风，其目的是为了弘扬诗歌反映现实裨补时政的社会政治功能，曾明确提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唐·白居易《新乐府序》）而宋初的某些达官贵人，既没有白居易这样深刻的创作理念和对现实的真切反映，又没有白居易那样精湛的艺术功力，只是模仿白居易诗歌的浅近流利，所以不免写成顺口溜似的缺乏诗味的作品，从而贻笑大方。

此外，《六一诗话》中还记录了欧阳修对他情有独钟的中唐文学家韩愈的一段精彩评论，他说：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

尽管韩愈在思想意识上比较轻视诗歌创作，自称“余事作诗人”，但他的诗歌依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内容上无意不可入诗，表现手法上也是记叙、描写、议论、抒情无施不可，体现出极为充沛的才力。欧阳修曾刻意学习韩愈的诗歌，他的得意之作《庐山高》，就颇似韩愈诗风。对于韩愈多方面的诗歌成就，欧阳修最为推崇的则是他以文为诗、用韵追求新奇险怪的特色：

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

宽韵之诗他往往时时破韵，窄韵之作倒反而严守韵部，从而使他的诗作无不呈现出雄奇多变的态势。在与梅尧臣讨论时，欧阳修曾用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描述了韩愈作诗的特点：

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欤？”坐客皆为之笑也。

韩愈作诗，就像一个善驾的骑手，驾着一匹千里马在辽阔的原野上任意横行，而一旦遇到险滩狭路，则从容有度，丝毫无爽。而梅尧臣的回答更令人绝倒，他开玩笑说：“史书上曾说，韩愈个性倔强。他写诗宽韵往往旁出，而窄韵反而谨守，难道不是因为执拗才这样的吗？”

《六一诗话》中诸如此类的片断，轻松、随意，而精彩时现。该书问世之后，很快风行一时，人们纷纷效仿，各种各样的《诗话》层出不穷。从此，“诗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正式诞生，影响所及，文学的其他领域又先后出现了“文话”、“词话”、“曲话”等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种重要的著述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