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深感自己来日无多，决定将引导和统率文学发展的重任托付给苏轼

西风袅袅，黄菊盛开。九月的一天，欧阳修迎来了他的两位高足——苏轼、苏辙。一时间笑语喧阗，好不热闹。自从治平三年（公元1066）苏洵去世，苏氏兄弟扶柩还乡，师生分别已经五年多了。久别重逢，大家都感到特别兴奋。

原来，苏氏兄弟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服丧期满，熙宁二年二月回到朝廷，很快卷入变法与反变法的朝政斗争中。苏辙曾在变法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助手、变法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政见不合，不久便被排挤出来，又因上书批评新法，几乎被治罪，熙宁三年外放，出任陈州学官。而苏轼也因一再上书反对新法而遭到御史弹劾，于熙宁四年七月离京，出任杭州通判。赴任途中，苏轼带着一家大小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相聚。随后，兄弟俩又结伴同来颍州，拜望恩师。

几年不见，刚刚六十五岁的欧阳修已是须发皆白，老眼昏花，双耳重听，步履艰难，一副衰弱无力的龙钟老态。苏轼兄弟不禁一阵心酸。这位文章风节可为万世之表的老人，这一生是多么不容易啊！历尽了政海的波澜，遭受了无数次政敌的攻击和诬蔑。可欣慰的是，他终于可以自在安详地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怀抱，度过他生命的黄昏。

苏轼兄弟的到来，令欧阳修分外高兴。他们兴致勃勃地游览西湖，饮酒赋诗，畅谈终日。诗兴酒力使欧阳修神采奕奕、双目炯炯，衰老的面容顿现光彩。苏轼不禁提笔写道：

谓公方壮须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

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

——苏轼《陪欧阳公燕西湖》

新霜已降，湖边草木尽皆枯萎，只有芙蓉、晚菊竞相盛开，在寒风中争奇斗艳。苏轼插花起舞，恭祝恩师健康长寿。而欧阳修对生命自有其达观的体认：

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

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

赤松共游也不恶，谁能忍饥啖仙药。

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

——同上

韩愈曾有诗云：“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唐·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寿数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过程中的质量和意义。追随赤松子一类传说中的仙人学道求长生，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忍饥挨饿，学习辟谷导引，以便服食仙药，恐怕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因此，欧阳修将死生寿夭坦然付与天公，以平淡恬适的心情安度晚年。

虽然老迈衰迟，但欧阳修依然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一天，苏轼朗诵表兄文同的诗句：

“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

诗句清雅动人，自然天成。欧阳修点头笑道：“与可（文同字与可）无此句，此句与可拾得耳！”

而苏轼的机智也常常引得欧阳修开怀大笑。有一次，谈到医生用药，欧阳修说：

“从前，有人乘船遇风，因受惊吓而得病，医生取来多年船舵，从舵工手汗浸染之处刮下一些碎末，与丹砂、茯苓等一同煎成汤药，病人服用之后，竟然药到病除。”

《本草注别药性论》一书也有类似的记载：“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

因此，欧阳修说：“医生以意用药，多如此类。看似儿戏，却也有见效的。这种事情，很难盘根究底，作出合理的解释。”

苏轼应声说道：“那么，用笔墨烧成灰给人喝，应该可以治昏庸懒惰之病。以此类推，喝伯夷的洗脸水可以治贪；吃比干的剩饭可以治佞；舔樊哙的盾牌可以治怯；嗅西施的耳坠可以治丑……”

话没说完，欧阳修早已笑得银须乱颤。

不过，谈笑之余，欧阳修仍有许多十分郑重、严肃的话题要和苏轼交谈。

宋初以来，文人的文学结盟意识日益强烈和自觉，已经演变成为与文人价值取向稳固相联的普遍的社会心理。文学结盟思想的自觉和强烈，反映了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序”的文化思潮。在当时许多文化领域内，几乎都发生过关于“统”的大论战：史学领域中的“正统”之争，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道统”之争，散文领域中的“文统”之争，佛学领域中的“佛统”之争，乃至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朋党之争，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钱惟演之所以对幕府文士礼待优渥，“不撄以吏事”（《四朝国史·欧阳修传》），就是出于培养传人的自觉期望。他曾对谢绛、尹洙、欧阳修等人说：

“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这位馆阁学士出身的西昆体代表作家，正是以自己的模式企待于后辈，尽管他还没有主要着眼于文学事业的后续承嗣，但“台阁禁从之选”也是广义的“文学”侍从之臣。

欧阳修则更为明确。主盟文坛以来，他就有意识地挑选后继者。首先选择的是曾巩，其次是王安石。从个人性格志趣而言，欧阳修与曾巩无疑最为情投意合，在曾巩身上可以处处看到欧阳修的影子；从当时在士大夫中的声誉而言，王安石无疑知名度最高，他“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引司马光语）。但他热望成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志主要不在文学方面。于是，苏轼以其倾荡磊落的文学全才脱颖而出，迅速受知于欧阳修，并被文坛一致认同。初读苏轼的文章，欧阳修曾惊喜地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

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引）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

如今，十五年过去，苏轼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坛巨匠。欧阳修深感自己来日无多，决定趁这次难得的相聚将引导和统率文学发展的重任托付给苏轼，以保持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后续力。他以衣钵相授的口吻对苏轼说：

“我已经年纪老大，力不从心，今后文坛的发展就寄望于你了。”

苏轼再拜稽首，回答道：

“您对学生的期望太高了，虽然如此，学生不敢不勉力为之。”

对于苏轼在这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能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不首鼠两端，不随波逐流，刚直敢言，独立不回，欧阳修深表赞赏。他说：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及夫人文》）

苏轼再次避席跪下，拱手而拜，回答道：

“老师的教导，学生至死不忘！”

在此后的岁月中，苏轼以他全部的人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政治上，他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胸襟坦荡，正气凛然，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负责。因此，他的一生几与祸患相始终，承受了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但是，迫害和打击没有消磨他致君尧舜、匡世济时的政治热情，没有斫伤他批评现实、敢为天下先的勇锐之气；无尽无休的苦难也没有使他厌倦人生，变得冷漠，走向虚无。

文学上，苏轼以他澎湃的才情，闳博的学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熟练地驾驭各种艺术手法，诗词文创作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同时，像欧阳修一样，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奖掖贤才，提携后进，不仅以他全面的文学才华，而且以他豁达宽容、极富亲和力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文坛一致的拥戴。在苏轼的领导下，文学领域新人辈出，百花齐放，一个新的文学高峰随之出现。

二十年后，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重访旧居，缅怀先师，不禁潸然泪下。感伤之余，他坦然陈言，告慰老师：

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庙门，垂涕失声。

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

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清颍洋洋，东注于淮。

——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及夫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