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华渐老、衰病侵凌，欧阳修一再上书请求归老，不愿意做贪禄恋宠、尸位素餐的庸碌官员

在颍州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倏忽就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三年前编集的十三首《思颍诗》，已由陆经拿去刻于石上。如今，欧阳修整理亳州、青州任期的诗稿，发现怀念颍州的诗篇竟达十七首之多，他不禁感叹道：

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

——《续思颍诗序》

《礼记·檀弓》曰：“七十不俟朝。”欧阳修刚刚六十四岁，朝廷自然有足够的理由一再挽留他，因此，尽管对仕宦生活充满了深深的倦怠，他仍得强打精神，奔赴新的任所。

九月二十七日，欧阳修抵达蔡州，好在这里与颍州相隔咫尺，而且郡小地偏，可以养拙偷安。但养拙偷安并不是欧阳修的风格，数十年来，无论在朝还是外任，执政为民，不求声誉，是他坚持不舍的从政原则。此时所作的《岘山亭记》一文就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岘山位于汉水之滨，在今湖北襄阳市南，是一座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小山，因与东晋名将羊祜、杜预有关而闻名于世。当年晋室初立，与吴国争夺天下，荆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晋朝的战略要地。羊祜受命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开设庠序（学校），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唐·房乔《晋书·羊祜传》），临终之际，举杜预自代。杜预领兵伐吴，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平定吴国，实现统一大业。他们的丰功伟绩盖过了当时所有的人，流风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岘山亭记》），引起后人深深的怀念，对羊祜的怀念尤其深切。史书记载，羊祜每次出兵吴国境内，对吴地百姓秋毫无犯，“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次率领亲兵打猎，“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吴地百姓“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从不直呼其名。羊祜去世之后，襄阳百姓为之建碑立庙，岁时祭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唐·房乔《晋书·羊祜传》）。

岘山上原有一座亭子，据说是羊祜当年游玩的地方。数百年来，这座亭子在风雨的剥蚀下虽然屡次毁坏，由于后人对羊祜的追怀仰慕，又屡次得到修复或重建。熙宁二年（公元1069），荆州知州史中辉依据亭子旧有的规模加以更新和扩建，四周修起壮观的回廊，又扩大了后轩，使它们与亭子相称。竣工之后，请欧阳修为之作记。

欧阳修十分敬仰羊祜、杜预的功业和仁政，认为“足以垂于不朽”（《岘山亭记》），但是对于他们“汲汲于后世之名”的做法却颇不以为然。他说：

传言叔子（羊祜字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杜预字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据说，羊祜曾与僚属同登岘山，见山间草木荣枯、花开花落，兴起永恒与无常的悲感，不禁泪如雨下，感叹道：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眺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伤。”（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十道志》）

而杜预曾把自己平吴的功绩刻入两块碑石，一块立在岘山之上，一块沉入汉水之中，以备千年万代之后，天地运转，高山降为山谷，山谷升为崇陵之时，自己的功业声名依然得以在世间流传。他知道陵谷会有变化，却不知道石碑也会因时间久远而风化磨灭。

欧阳修认为，无论是羊祐的慨叹还是杜预的碑石，都说明他们过于看重自我，过于追求身后的名声。妄求身后之名终究无益，只有实际的政绩仁心才足以永垂不朽。事实证明，岘山因建立了不朽功业的羊、杜而闻名，不是羊、杜借岘山而传名。欧阳修以此自勉，同时也勉励史中辉摒弃好名记功的利欲之心，以建立羊、杜那样的功业来追慕先贤遗风。文章意旨含蓄，神韵飘渺，“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埃者”（清·姚鼐《古文辞类纂》）。

正因为抱持着这样的信念，四十年来，他立朝刚正，不避仇怨，历届地方官任上，也处处以利民便民为宗旨。一旦自觉年华渐老、衰病侵凌，体力与精力都难以胜任其职时，他就一再上书请求归老，不愿意做一个贪禄恋宠、尸位素餐的庸碌官员。这一思想在欧阳修心中可谓由来已久，一以贯之。二十年前在任南都留守时就曾写道：

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

期无辱知己，肯逐利名迁。

——《答太傅相公见赠长韵》

熙宁四年（公元1071）春天，欧阳修来到蔡州快半年了，他的身体状况日益衰颓，百病交攻，不得不告假家居。病中，他又一次写下了请求致仕的表疏。可是这年三月，西夏军队攻陷抚宁堡（今陕西米脂县西），边情紧急，朝廷上下人心忧惧。当此之际，欧阳修不便将个人私事烦扰朝廷，只得暂且搁置未发。

迟暮之年，最易怀旧，对于欧阳修这样内心丰富，深于情、笃于义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抱病闲居，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追怀往事，感叹人事沧桑、盛衰无定。三月的一天，当他为过世十五年的老友江邻几的文集撰写序文时，汹涌的感伤之情几乎让他难以自持。

由于文才卓著，欧阳修一生因人之请撰写了大量的碑志墓铭，记录了自明道、景祐以来诸多名卿巨公、贤人志士的功业伟绩、德行大节，可以说每一篇碑铭都是一篇生动的人物传记。这些文章所记录的人物，大多都是欧阳修的朋友故旧，他们有生之时，大家“平居握手言笑，意气伟然”（《江邻几文集序》），而转瞬间斯人已逝，“遽哭其死，遂铭其藏”（同上）。生死之间，竟是如此地轻易，如此地让人猝不及防！因此，每一篇铭文的写作，对欧阳修来说，都是一次今昔盛衰之感的强烈冲击。

自从庆历七年（公元1047）尹洙去世，二十五年来，欧阳修已先后为二十余位好友撰写过墓志铭，回首往事，他不禁仰天长嘘：

呜呼！何其多也！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又可悲夫！而其间又有不幸罹忧患、触网罗，至困厄流离以死，与夫仕宦连蹇，志不获伸而殁，独其文章尚见于世者，则又可哀也欤！然则虽其残篇断稿，犹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

——《江邻几文集序》

人生短暂，君子难得，交游易失，这一切已足够让人不胜其悲！更何况人生的旅途上充满了艰难险阻、陷阱网罗，贤人君子往往困厄终生、有志难酬！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将满怀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倾注于文字之间，他们的精神将随同他们的文章传于后世，永垂不朽！因此，即便是残篇短简，也值得我们加倍地珍惜。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在苏舜钦去世之后，欧阳修亲自整理编辑他的遗作，并写下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序文。

江邻几，名休复，天圣二年（公元1024）进士。他“学问通博，文辞雅正深粹，而议论多所发明，诗尤清淡，闲肆可喜”（《江邻几文集序》），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交往密切。庆历四年（公元1044），苏舜钦监进奏院时，祀神会饮，为政敌乘机弹劾，被革职除名，江邻几因参与聚饮而获罪，贬为蔡州监商税，终身不得重用，嘉祐五年（公元1060）暴病而亡。当时，欧阳修曾满怀悲痛为他撰写墓志铭，十五年后的今天，“又于其家得其集而序之”（同上）。序文抚今追昔，呜咽吞吐，抒发了交游零落、死生盛衰的深沉感慨，对江邻几等友人“仕宦连蹇，志不获伸”的人生遭遇寄予无限同情与哀挽，同时，坚信他们的文章能“垂世而行远”，体现了欧阳修追求“三不朽”的人生理想。

四月中旬，边境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欧阳修不想再拖延下去了，急忙呈上早已写好的《蔡州再乞致仕表》与《蔡州再乞致仕札子》，请求朝廷批准他解职归田。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不待朝廷批复，五月间，他又接连呈上再乞致仕《第二表》、《第二札子》与《第三表》。他去意已决，整装待命，志在必归。六月十一日，他终于得到神宗的恩准，以太子少师^[14]、观文殿学士^[15]致仕。

按照宋朝的规定，大臣退休的年限是七十岁。而欧阳修早在六十一岁知亳州时，就已六次上章请求退归。虽然朝廷曲意挽留，数加优礼，而他求退之心始终不变。这种不恋权位，急流勇退的精神风范，“近古数百年所未尝有”（欧阳发《先公事迹》），天下士大夫无不惊叹仰望。《神宗实录·欧阳修传》称其“可谓有君子之勇”！

欧阳修于六月十七日接到朝廷准予致仕的诏命，他归心似箭，早已整装待发，“适值久雨，积水为阻，三五日始遂东归”（《与吴正献公冲卿》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