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很想让欧阳修出任宰相，曾多次与王安石讨论此事

此时，欧阳修青州之任即将期满，朝廷正在考虑对他的新的任命。自熙宁二年（公元1069）二月以来，神宗皇帝重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作为一位稳重心细，有胆有识的最高统治者，年轻的皇帝并不打算一味标新立异，完全不顾祖制旧法。尽管他厉行变法，渴望能够改写历史，但在朝廷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任免问题上，他始终严格承袭着作为“祖宗家法”的制衡术：用政见不一的人互相制约，既可以集思广益，又可以使自己不受制于某一方。因此，组成熙宁中书内阁的五位宰执大臣，其政治态度可说是各个不一。当时人们以“生”、“老”、“病”、“死”、“苦”戏称五位宰辅。“生”是指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年富力强，生机勃勃；“老”是指宰相曾公亮，他年逾古稀，老态龙钟，正在请求告老归乡；“病”是指宰相富弼，他不赞成大变法度，尤其不赞成军事行动，常常称病不朝，消极抵抗；“死”是指参知政事唐介，他是王安石最坚决的对立派，直言极谏，不被采纳，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就因病去世；“苦”是指参知政事赵抃，他也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因大势所趋，深知无力阻挡，只是连连叫苦。

由于曾公亮确已老迈，致仕求退已是刻不容缓。神宗皇帝很想让欧阳修出任宰相，曾多次与王安石讨论此事。一天，他说：

“欧阳修与邵亢相比较怎么样？”

邵亢字兴宗，英宗朝时因论事得体，被赞为“国器”，以知制诰知谏院。神宗即位后，迁龙图阁直学士，进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治平四年九月，拜枢密副使。

王安石实事求是地回答道：“邵亢比不上欧阳修。”

神宗又问：“和赵抃相比较呢？”

“胜过赵抃。”

过了几天，神宗又问王安石：

“欧阳修和吕公弼相比较呢？”

吕公弼字宝臣，是已故宰相吕夷简的儿子，时任枢密使。

王安石回答道：“欧阳修胜过吕公弼。”

“那么，和司马光相比较又怎样？”

王安石想了想说：“欧阳修比司马光也要强。”

于是，神宗决定起用欧阳修。但王安石劝阻道：

“陛下应该先召欧阳修进京，和他谈论时事，考察他是否确实有补于政。”

熙宁三年（公元1070）四月二十九日，神宗派内侍冯宗道前往青州慰问欧阳修，同时宣布任命欧阳修为宣徽南院使^[11]、判太原府^[12]、河东路经略安抚使^[13]，并命他尽快进京朝见。

这一任命完全出乎欧阳修的意料之外。他求退心切，知道朝廷不会轻易同意他告老归田，所以去年冬天曾两上章疏，请求移知邻近颍州的淮南小郡寿州（今安徽寿县），希望逐步卸去重任，谁知竟然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他为此深感不安，不肯接受任命，将敕告寄存在州军资库，连上四道《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请求朝廷取消这一任命。

而与此同时，五月十九日欧阳修所上的《言青苗第二札子》，以及他擅自于京东东路各州军停放秋料青苗钱的行为，也使王安石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欧阳修不可能成为自己变法事业的同路人，他开始竭力阻挠神宗起用欧阳修。一天，他对神宗说：

“陛下想重用欧阳修，可是欧阳修对时政的见解大多乖谬，如果由他主政，恐怕会妨碍陛下想要成就的事业。”

神宗叹息道：“可是除了欧阳修，我们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朝政啊。”

王安石说：“宁愿用才德平庸之辈，也不能用一个可能会从中作梗的人。”

神宗说：“宰相人选，还应该是肯做事，有承担的人。”

王安石说：“肯做事固然很好，但如果所做的事情与理相悖，岂不是会误了陛下的大事吗？陛下行事未免过分在意朝野舆论，一旦受其牵制，就会贻误事机，所以为臣不能不感到担忧啊！”

神宗沉默良久，回答道：“还是等欧阳修进京以后再慢慢商议吧。”

王安石深知欧阳修在士林中的声望，一旦入主朝政，很有可能形成一股反对新法的强大势力，因此，他坚决地对神宗说：

“微臣以为，欧阳修执政必定无补于时事，只会使那些好为异论者追随其后，给朝廷添乱。”

这番对话，远在千里之外的欧阳修自然是毫不知情，但是，几年来，他求退之心日益强烈，而通过一年多对新法实践的冷静观察，他深感自己的政见与王安石相去太远。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宗旨，所颁行的一系列新法都围绕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一中心，在“国计”与“民生”这两端上，重心明显倾向“国计”而忽视“民生”。新法实行之后，国家收入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百姓的负担也日益加重。加上所用非人，一些贪利求进的地方官，为了个人升官晋级，不惜严刑重法苛榨人民，王安石主观上的“良法美意”在实践中却部分地变成了“扰民”的工具。而欧阳修的变革主张历来是以整顿吏治、爱民、节用为核心，其具体的施政原则也是以镇静宽简为本，反对“扰民”。同时，在改革的强度上，对于王安石如此大刀阔斧的作为，欧阳修也有不同看法。他历来主张渐变而非突变，因循保守则恐国势日危，改革旧章又怕另滋扰乱，矫枉不能过正，力图掌握分寸和限度。

“道不同，不相为谋”，眼前的形势，更坚定了欧阳修的退隐之心。他迟迟不肯进京，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五日，又先后递呈了第五道、第六道《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同时致书中书省，请求免除朝命，改知与颍州毗邻的小郡蔡州（今河南汝南）。在《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其六中，他说：

（臣）历官以来，多触罪辜，屡罹忧患，盖以不通时务，不习人情，加以晚年继之以衰疾，识虑昏眊，举事乖违。大抵时多喜于新奇，则独思守拙，众方兴于功利，则苟欲循常。……臣宜所必辞者三：义所难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学，三也。

明确表示了自己“守拙”、“循常”，反对“新奇”、“功利”的政治态度。七月三日，朝廷同意了欧阳修的请求，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改知蔡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