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之外的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开始了

莫嫌白发拥朱轮，恩许东州养病臣。

饮酒横琴销永日，焚香读《易》过残春。

——《读易》

当欧阳修怀着“养拙待归”的心态在青州过着平静的生活时，千里之外的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已经开始了！这场变法运动的主持者，正是欧阳修曾高度赏识并多次极力推荐的王安石。

在长期的州县地方官任上，王安石对社会现实、民生疾苦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鄞县、舒州、常州等地试行的改革措施，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逐渐形成一整套变法理论和方案。嘉祐三年受诏还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后，他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朝政提出了改革意见。尽管没有得到采纳，但他的英伟卓识和“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的高尚品德，使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持续攀升。他依然不断辞谢着人人欣羡的晋升机会，而他越是辞谢，朝廷就越是委以重任：

（嘉祐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王安石累除馆职并辞不受。中书门下具以闻，诏令直集贤院。安石犹累辞，乃拜。

（嘉祐五年四月）己卯，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馆才数月，馆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固辞之。

（嘉祐五年十一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安石知制诰。初安石辞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月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因此，到仁宗嘉祐六年，王安石已经进入了朝廷决策的核心集团。英宗治平元年，因母丧退居江宁，治平四年三月除丧，知江宁府。九月，除翰林学士。当时，英宗去世，神宗初立。

嘉祐以来，大规模的边境冲突基本平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安定与繁荣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庆历新政”前后所面临的种种社会危机依然没有缓解，随着时间推移，国家形势日益严峻。每年向西夏输纳银七万两，绢五千匹，茶三万斤，向辽国输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却仍然买不来西北边境的安宁。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迫在眉睫。新的改革浪潮在士大夫中蓬蓬勃勃地酝酿着，仿佛地下奔腾汹涌的岩浆，只等着一个突破口的打开。

神宗赵顼是英宗皇帝的长子，于治平四年继皇帝位，正当奋发有为的二十年华，面对积贫积弱的尴尬局面，深感屈辱，决心锐意求治，富国强兵。他曾和大臣谈及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与辽作战，惨败而归的往事，无比沉痛地说：

“太宗自燕京城下兵败，被北虏穷追不舍，仅得脱身，所有随身携带的器物，随行侍候的嫔妃都被抢走，太宗腿上连中两箭，每年都要发病，他的逝世，也是由于箭伤复发。像这样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还要年年捐银输帛，为人子孙者应当这样吗？”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有一次，他还身着戎装到后宫去见祖母（仁宗妻曹后），以表达自己发奋图强的志向。

他开始广泛征询大臣的意见，探求革新之路。

他召富弼入对，富弼说：“陛下即位之始，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他向司马光请教，司马光说，人主应先修身而后治国。

这些元老大臣深知天下之事积重难返，希望神宗沉着冷静，切合实际，循序渐进地打开局面。然而，稳健常常流于因循苟且，过分强调客观困难则可能落入庸碌无为。因此在神宗皇帝看来，他们都过于老成持重，早已失去了“庆历新政”时的勇锐之气，他们的谈话往往空泛而不着边际，丝毫不能解救当务之急。年轻的皇帝在无限焦虑中痛感无人共商大计的孤独与苦闷。这时，他想起了翰林学士王安石。

熙宁元年（公元1068）四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君臣一见如故，在一系列重大国策上取得高度一致。王安石怀着乐观、豪迈的心情对神宗说：

“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信心倍增，以坚定的目光注视着远方，仿佛已看到了灿烂辉煌的前景。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就在大势所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百年难逢的君臣遇合的关键点上，奏响了激扬奋进的序曲！

经过一年的酝酿和准备，熙宁二年（公元1069）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立即建立起一个负责制定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和兵器制造等事）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命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新机构。

历时十八年的变法运动正式开始。

在神宗皇帝最大限度的信任和支持下，王安石勇往直前，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1]、免役法^[2]、均输法^[3]、市易法^[4]、方田均税法^[5]、农田水利法^[6]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7]、将兵法^[8]、保马法^[9]、保甲法^[10]等。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最终目的是为了缓和矛盾，对付社会危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

一时之间朝野震惊，舆论汹汹。尽管这是一个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普遍地求变图新，可是在具体运作方面却有着种种不同或是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观点。同时，这又是一个因循守旧已成习惯的社会，许多人虽然早已不满现实，却又似乎暗暗地害怕和抵触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更何况，政治、社会的大事件，是属于各个阶层人们的群体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卷入许多更为复杂、琐碎、偶然、却又不容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