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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如梭，转眼夏秋过去，冬至又已来临。冬至过后，一阳来复，白昼渐长，因此古人十分重视这个节气，“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冬至》）。然而今年的冬至，朝廷上下却是阴霾密布，一向体弱多病的英宗皇帝又病倒了，不仅多日不能临朝，而且不能说话，只能以笔代言，一切军国大事的处理都写在纸上。虽有御医多方救治，病情仍是日见沉重，朝臣们个个忧心如焚。十二月，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速立皇子，病中的英宗很不高兴，不予批示。

一天，宰相韩琦等问安之后，退出御殿，英宗的长子颍王赵顼跟着出来，忧形于色，对韩琦说：“这可如何是好？”

韩琦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颍王回答道：“侍奉父亲，乃是为人之子的本分。”

韩琦说：“我所指的不止于此。”

颍王闻言，恍然大悟。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宰臣们问安之后，韩琦上前奏道：

“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惧惶恐，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

英宗点了点头。韩琦请英宗亲笔书写，英宗把笔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

韩琦说：“陛下所指是颍王吧？请陛下明示。”

英宗遂在下面加写道：“颍王顼。”

韩琦忙召内侍高居简，将御书交给他，命翰林学士起草制书。不一会，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火速赶到，在御榻前待命。英宗靠在几案上，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话，张方平不能辨识。英宗以手指着几案，张方平忙递上纸笔，英宗写下“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个字，其中所书名字不甚分明，张方平又呈上纸笔，请皇上再写，英宗遂写下“颍王”二字，又写下“大大王”三字。张方平领旨退出的一刻，英宗不禁潸然泪下。

从御殿退出后，枢密使文彦博对韩琦说：

“你注意到皇上的脸色了吗？人生至此，虽然是父子相传，也不能不感到凄怆啊！”

韩琦伤感地回答道：“国家大事，只能如此，否则又能怎么样呢？”

治平四年（公元1067）正月八日，英宗病逝，年仅三十六岁，在位五年。同一天，年方二十的太子赵顼即皇帝位，是为神宗。尊皇太后曹氏为太皇太后，皇后高氏为太后。百官加官一等，各有赏赐。

此时，欧阳修已经六十一岁，求退之心比以往更为急切，可是，又逢朝廷多事，他也只能隐忍待时了。可是有谁能料到，他等来的竟是一场飞来横祸！

由于一年前的“濮议之争”，朝中不少人都对欧阳修恨之入骨，很想将他弹劾去位，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

二月，朝廷为英宗举行大丧仪式，百官皆缟服素袍，以示哀悼。欧阳修一时疏忽，在丧服里面穿了一件紫底皂花紧丝袍，拜祭时被监察御史刘庠发现，立即上书弹劾：

细文丽密，闪色鲜明，衣于纯吉之日，已累素风；服于大丧之中，尤伤礼教。

强烈要求朝廷对欧阳修予以贬责。神宗皇帝压下了这份奏章，只是派内使悄悄告知，叫他尽快换掉里面的紫花袍子。欧阳修极为惶恐，立即闭门待罪。神宗又派内使宣召，仍回宰相政事堂供职。

然而，“紫袍”事件刚刚过去，一次更大、更恶毒的弹劾又落在了欧阳修的头上。此事须从去年说起。

淄州知州薛宗孺，是欧阳修夫人的堂弟，他在任水部郎中时曾荐举崔庠充京官，后来崔庠因贪赃枉法被拘捕，薛宗孺也牵连受审。他原想，朝中有人好做官，倚仗身为参政的堂姐夫的势力，可以很快获得赦免。谁知欧阳修不仅没有出面为他说话，反而郑重申明，不可因他是自己的亲戚而侥幸免罪，结果薛宗孺被依法罢免了官职。薛宗孺怀恨在心，不久前回到京城，便到处散布流言，说欧阳修有才无行，老不知羞，和长儿媳吴氏关系暧昧。谣言传到集贤校理刘瑾的耳中，刘瑾与欧阳修素为仇家，于是添油加醋一番，告诉了御史中丞彭思永。彭思永又将这番话传给了他的下属蒋之奇。蒋之奇是嘉祐二年进士，与欧阳修有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欧阳修对他一直颇为爱重。治平二年九月蒋之奇应制科不入等，适逢“濮议之争”如火如荼之际，遂前往欧阳修府中拜访，极言追崇濮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使置身重围之中的欧阳修感到莫大的欣慰。治平三年二月，“濮议之争”平息，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台谏官被贬出京。三月十四日，在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下，蒋之奇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然而，在“濮议”的问题上，执政大臣虽然占了上风，但朝廷舆论却普遍同情被黜免的台谏官，在这场风波之后，因欧阳修的推荐而新任谏官的蒋之奇自然不为众人所容，被朝臣目为奸邪，他为此十分苦恼，试图改变这种窘迫的处境。从彭思永那里听说这个谣言后，蒋之奇觉得是个极好的机会，决定反戈一击，遂连夜写下了弹劾的奏章。神宗读罢谏章，却并不相信，蒋之奇忙引彭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决请求朝廷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随后，彭思永也上书说欧阳修罪当贬窜，并对神宗说：

“如果仅凭一个谣言就要究治其罪，确实说不过去，但是欧阳修首开濮王之议已经触犯了众怒。”

于是神宗将蒋之奇、彭思永的奏章转给了枢密院。欧阳修很快得知这一情况，气愤不已，立即上章请求彻底追查此事。他说：

臣忝荷国恩，备员政府，横被污辱，情实难堪！虽圣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传闻，不可家至而户晓。欲望圣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虚实。

臣身为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诬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寃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

他接连上了三道札子，并且杜门不出，请求罢去参知政事之职，以便朝廷调查此事时，所差官吏无所畏避，秉公执法。

迟暮之年，再一次蒙受如此污秽的诋毁，欧阳修本已衰颓的心境变得更为惨淡，独坐书斋，他深深感受到人生寡欢，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竟是这样的虚无！

人生在世，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最后都一样逃不脱死亡的结局。出于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和规避，道教提倡长生之术，然而：

那些传说中得道成仙的人，骖鸾驾凤，远离红尘，无人可见，无人能知，和千千万万不免一死的普通人相比，其本质的意义又有什么不同呢？

然而，学仙求道固然可笑，而富贵功名则更加虚妄：

在此期间，神宗就如何处理欧阳修“长媳案”，曾秘密咨询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思恭虽与欧阳修素无私交，但他客观地认为，欧阳修是一个难得的忠臣，因此极力解救。于是神宗派人将蒋之奇、彭思永的奏折从枢密院取回，连同欧阳修的所有奏章批付中书省，要求仔细查问劾奏者的消息来源，有何真凭实据，以辨明事实真相。同时，又派内侍朱可道前往欧阳修府上探望，亲赐手诏，抚问慰安：

——《神宗御札》（欧阳修《谢赐手诏剳子》附，见欧阳修全集）

在审查过程中，蒋之奇交待消息来自彭思永，彭思永与刘瑾是同乡好友，不愿牵累于他，因此一口咬定乃是道听途说之言，由于年老昏昧，记不清具体出自谁口。并说：

“朝廷规定，允许御史风闻言事，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偏听偏信，如果非得查个水落石出，并将最先传话的人加以惩处，恐怕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什么不同的意见了。微臣宁愿身受重罚，也不愿堵塞了天子的言路。”

案情审查至此，再也无法进行下去。欧阳修又连上四道奏章，请求朝廷务必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他分析道：

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诘问，遂至辞穷也。不然，思永、之奇惧见指说出所说人姓名后，朝廷推鞫，必见其虚妄，所以讳而不言也。

这时，亲家吴充也上书朝廷，极力请求辨明真相，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于是神宗再次批示中书省，要求彭思永、蒋之奇交待传话人姓名，及其所言的具体依据。但彭思永仍然不愿供出刘瑾，承认此事道听途说，暧昧不实，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三月四日，朝廷宣布了处分决定：御史中丞、工部侍郎彭思永降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降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同时张榜朝堂，批评蒋之奇、彭思永对欧阳修的弹劾乃“空造之语”，“皆狂澜而无考”，并指出：

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

此时，欧阳修杜门待命已经很多天了，神宗派内使朱可道前往欧阳修府上，再赐手诏，劝他重回中书省供职：

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辩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

然而，欧阳修去意已决。他接连上了三表三札，坚决请求解除参知政事之职，出任外郡。他说：

臣拙直多忤于物，而在位已久，积怨已多。……叵使臣复居于位，只如前日所为，则臣恐冤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须更为朝廷生事，臣亦终不能安。

三月二十四日，神宗皇帝终于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除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今安徽亳县），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诏令下达当日，神宗皇帝又派中使传宣抚问，叮咛慰谕，以表眷顾恩宠之意。

闰三月三日，枢密院颁发欧阳修统辖亳州戍兵军令。辞别神宗，欧阳修离开工作、生活了整整十四年的汴京。伫立船头，回望岸上送行的亲友故旧，他以一首《明妃小引》含蓄地道出了此时心中复杂难言的深沉感慨：

十四年来，他竭尽了忠诚，也饱尝过自责；他享受了尊荣，也蒙受过羞辱；他赢得了朋友，也失去过友谊；他刚直的性情使他备受舆论的推崇，也使他结下了无数的仇怨……如今，他将远离这座让他充满眷恋又充满了倦怠的城市，从此不再回来……

[1]同修枢密院时政记：宋代四种史官记事之一。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枢密院始置时政记，记录君臣奏对和宰执议政详情，以备修史。

[3]正奉大夫：文散官名。宋前期二十九阶之第六阶。正四品上，系执政所带官阶。

[4]柱国：勋级名。北宋十二勋级中第十一级，仅次于最高一级的上柱国。从二品。

[5]二府：北宋前期，中书门下（东府）与枢密院（西府）为中央最高政府与军事机构，对持文武二柄。

[6]金紫光禄大夫：文散官名。魏晋以后，光禄大夫之位重者，加金章紫绶，因称金紫光禄大夫。北宋前期为文散官二十九阶之第四阶。正三品。系执政所带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