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太多政敌的攻击与陷害、友朋的误会与决裂，欧阳修更深地感受到韩琦的光明磊落与胸怀博大

治平二年五月，濮议初起时，枢密使富弼便请了病假，宰相韩琦、曾公亮权兼枢密院公事。对于中书省主张追崇濮王，富弼坚决反对。他曾对人说：

“欧阳修读书知礼法，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这是辜负仁宗，坑害主上啊！”

事实上，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之间的隔阂并不是从濮议开始的。嘉祐八年六月富弼除母丧回京任枢密使以来，彼此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嘉祐初，韩琦、富弼同为宰相时，每有大事，总会与枢密使共同商议。可是现在，除非皇上有旨命二府协商，韩琦很少主动征询富弼的意见，富弼因此感到很不痛快。特别是治平元年五月催促太后撤帘还政一事，富弼事先一无所知，听说之后大吃一惊，他气愤地说：

“我富弼备位辅佐，其他事情固然可以不预先知道，此等大事，韩公事前怎能不向我通报一声？”

有人因此责怪韩琦，韩琦说：“撤帘还政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做得仿佛完全出于太后的意愿，才能保全太后的体面，事前又怎可公之于众呢？”

英宗亲政之后，臣僚加官晋爵，富弼坚决不肯接受，他说：

“仁宗立陛下为皇子，乃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微臣之小劳，此非仁宗之意也。当时，宗室之中与仁宗血缘相亲的不止陛下一人，最后以陛下为子，就是因为陛下孝德彰闻。而陛下即位后，却做了很多令太后失望的事情，皇太后曾对臣与胡宿、吴奎等说：‘无夫妇人，孤苦无告。’令为臣伤心悲痛，不忍卒闻！这难道不是对仁宗的辜负吗？”

说到这里，他用手中笏板指着御座，说道：

“倘若不是陛下有孝德，怎可坐在这个位子上？”

英宗俯身鞠躬，回答道：“不敢。”

从此，富弼对韩琦的怨恨更深了。而欧阳修与韩琦在政事上配合默契，虽偶有异议，也能坦诚相待，因此情谊日笃。渐渐地，富弼与欧阳修之间也越来越疏远了。到“濮议之争”爆发，彼此就成为完全对立的两派。

在濮议如火如荼之际，富弼先后写了二十多道奏章，请求免去枢密使之职离朝外任，英宗挽留不住，遂于治平二年七月五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出判河阳。临行之前，他在给英宗的奏疏中说：

臣察性愚直，生平未常敢作分毫过恶……今陛下侍从臣僚中，亦有谤臣者不少，臣事陛下如事先帝，尽心无隐，惟道是从，陛下已尽见。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言语之中已完全将韩琦、欧阳修等视为小人、政敌。

富弼于初秋离开汴京，欧阳修没有前去送行，只写了一封短简。信中说：

今者大旆当西，不一造门下，窃意不近人情，兼料诸公意必同此，所以虽承诲勒，未敢闻命也。

——《与富文忠公彦国》其六

对于双方的政见歧异并不讳言。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联系。韩琦依然眷恋旧日情谊，每年富弼生日，不论远近，必派专人带上亲笔书简前往祝贺，而富弼托以老病，从不回复。熙宁年间，欧阳修、韩琦先于富弼去世，富弼也未派人前往祭吊。

富弼离朝后，英宗打算任命欧阳修为枢密使，但是欧阳修力辞不拜。通过几年的观察，对于欧阳修的为人，英宗已是十分了解，非常欣赏他耿直的性格，同时也不免为他在朝臣中的处境感到有些担心。一天，英宗在崇政殿单独召见欧阳修，奏事完毕后，十分关切地询问他的生活近况，谈话中欧阳修说：

“听说最近台谏连上奏章，指责我不该力主濮王之议，幸蒙陛下保全，知道这并非我一人的主张，您压住了所有台谏的奏章，弹劾的风潮才稍有平息。”

英宗说：“参政秉性耿直，不避众怨，每次奏事，与两位相公有所异同时，便相折难，言语之间无所顾忌。我还听说，台谏论事时，参政也往往面折其短，就像平时奏对时一样。可以想见，一定会因此得罪不少人。今后还是应该稍微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欧阳修回答道：“臣虽愚拙，但一定谨受圣训。”

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欧阳修刚直的性格确实已经让他吃尽了苦头。政敌的攻击与陷害，友朋的误会与决裂，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道经久难愈的伤痕。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越来越深地感受到韩琦的光明磊落与胸怀博大。自从嘉祐六年担任参知政事，每当意见相左，欧阳修未尝不力争到底，而身为首相的韩琦总能欣然忘怀，四五年来，始终无间。对于欧阳修的一些学术观点，如怀疑《周易·系辞》不是孔子所作，对于隋唐之际的大儒文中子王通也颇多微词等等，韩琦并不苟同，但他也能求同存异。因此，欧阳修曾感叹道：

“即使一百个欧阳修加起来，又怎敢和韩公相媲美！”

韩琦则说：“欧阳永叔与我相知，没有其他，就因为我韩琦以诚待人。”

欧阳修对韩琦的由衷敬佩在这年秋天所作的《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有着集中的体现。韩琦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人，至和二年（公元1055）曾任相州知州，昼锦堂是他当时在州署后园所盖的建筑。文章采用正题反做的写法，开篇从人之常情着笔：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阨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西楚霸王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虽然当时就有人嘲笑他沐猴而冠，然而，从古至今，又有几人不在内心深处向往着“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的荣耀时刻呢？富贵还乡，犹如衣锦昼行，人人可见，人人以之为荣，此情此心，今古相通。在充满了功利的现实世界中，穷街陋巷的寒士往往人人可欺，高车驷马的贵人则个个趋奉，穷达贵贱之间其人生境遇有着天壤之别，苏秦、朱买臣的经历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所以，经历了落魄之悲，又沉醉于得志之快中的苏秦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战国策·秦策》

读到这里，人们不禁会想，韩琦富贵还乡，并建昼锦堂，显然也是为了炫耀富贵吧？不！文章随即笔锋一转，写道：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

韩琦出身世家，父亲韩国华，官至谏议大夫；天圣五年，韩琦年方二十，即举进士第二，步入仕途，从此一帆风顺，步步荣显，其名声远播，为世人闻风下拜、钦佩仰望已经很多年了。因此，“仕宦而至将相”，对于韩琦来说，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像那些穷困潦倒之士，一时侥幸得志，大大出乎常人意料之外，从而以惊骇的目光大加夸耀。

然则高牙大纛（用象牙装饰旗杆的大旗）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韩琦一生，未经困厄，也没有遭受过势利小人的欺凌侮辱，不存在夸耀富贵以洗雪耻辱的心理。因此，对于这样英伟盖世的人来说，出行时热闹烜赫的仪仗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唯有公侯可以执掌的玉制礼器、可以穿戴的华丽冠服也不足以显示他的高贵。造福于民，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从而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才是他的志向所在，而这也是全国士大夫们对他的由衷期望，又岂止是炫耀一时，荣耀一乡呢？那么，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在家乡建堂并取名“昼锦”？顺着这一思路，作者写道：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如何，而其志岂易量哉！

昼锦堂建于至和年间，当时，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守相州。堂成之后，他曾作《昼锦堂》诗明志，诗歌开篇即概述了古往今来所谓衣锦还乡的人之常情，并对之予以坚决的否定：

所得快恩仇，爱恶任骄狷。

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羡。

他对报恩泄怨、炫耀富贵的行为十分鄙薄，更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荣耀，而是当作警戒，他明确表示：

兹予来旧邦，意弗在矜炫。

……

庶一视题榜，则念报主眷。

——韩琦《昼锦堂》

由此可以看出，他视富贵如浮云的崇高境界。有此境界方能成其事业：

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相州昼锦堂记》

自康定元年以来，韩琦先后担任陕西路安抚史、枢密副使、枢密使、参知政事，直到嘉祐三年入朝为相至今，二十多年来确实是出将入相，勤勤恳恳，无论平安与艰险始终不改节操。尤其是嘉祐八年仁宗去世，太后与英宗失和，继之又兴起“濮议之争”，真可谓千钧一发的多事之秋。作为宰相的韩琦，必须支撑朝廷、稳定政局，不仅要有极大的智慧，还需有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胆识与气魄。当时有人劝他：

“您知无不为，所做的一切，确实都很好，可是在这样形势多变的时候，万一有所差失，不仅自身难保，恐怕还会殃及全家。”

韩琦感叹道：“此何言语！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乃是天意。岂可因为担心不成功就畏缩不前、停止不做呢？”

事实证明，韩琦无愧于历史赋予他的重大使命，履险如夷，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地将国家治理得像泰山一样安稳，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动荡与风波，真不愧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为此，《宋史·韩琦传》为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为宰辅的欧阳修，多年来与韩琦配合默契，亲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朝政风云，对于其间的艰难与危险体会极深，因而也更加了解韩琦。文章写成之后，他曾对门生晁端彦说：

“‘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这几句写韩公，无一字溢美，都是我亲眼所见，只是据实记下。在那些国家安危系于一线的关键时刻，所有人都惊恐战栗，冷汗淋漓，说不出一句话，只有韩公从容坦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真是人所不及啊！”

然而，“濮议之争”爆发之后，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社稷功臣，却遭受到许多无端的指控和侮辱，令欧阳修十分痛心。虽然没有去过昼锦堂，但欧阳修读过韩琦的《昼锦堂》诗，深深了解韩琦的为人，了解他为国家做出的所有无私的牺牲与奉献，并对他立德、立功、立言的高远志向充满敬意，因此，在这个是非淆乱、意气相胜的时刻，欧阳修满怀感慨地写下了这篇不朽名作。文章结语说：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读罢全文，韩琦极为爱赏，对于欧阳修的知己之情深感欣慰，每有空闲，便情不自禁地取出来赏玩一遍。几天之后，欧阳修又派书童送来另一个抄本，说：

“上次送来的文章有不够妥帖之处，请以这个新的抄本为准。”

韩琦再三玩味，发现前后两个版本仅有一个细微的差异：原文开篇“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改为“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虽然只是各添了一个“而”字，但语调更为舒缓，很好地体现了富贵者意骄气满的神情，使文义的表达更为疏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