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如愿以偿地离朝外任，两个月后，欧阳修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朝政斗争之中

这一年，欧阳修的个人生活却很不幸。他的身体依然不好，“衰病交攻，心力疲耗”（《与王懿敏公仲仪》其十六），“齿牙摇脱，饮食艰难”（《与吴正献公冲卿》其六）。而更让他揪心的是，儿女们的健康状况也都很差。春末以来，疫病连连，四儿一女全都病倒了。仲夏又逢水灾，全家惊奔不暇。到八月间，唯一的女儿竟病重夭折。这已是欧阳修失去的第四个孩子了，五十八岁的他老泪纵横，痛不欲生。悲悼未已，又接异母兄欧阳昞来信，一位侄儿也不幸病逝。在写给韩琦的信中，他说：

某以私门薄祜，少苦终鲜，惟存二侄，又丧其一。衰晚感痛，情实难胜。

——《与韩忠献王稚圭》其二十五

这些不幸的遭遇使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深冬以来，头晕目昏，视物艰难，到治平二年（公元1065）春天，又得了淋渴病（即糖尿病），“癯瘠昏耗，几不自支”（《与王龙图益柔》其七）。因此，正月二十三日，他向朝廷上表，请求解除参知政事之职，出知外州。可是，二十五日圣旨不允。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他又连上《乞外任第二表》、《乞外任第三表》，依然不允。欧阳修无可奈何，只得强打精神，继续这日复一日的劳碌和忧思。二月的汴京，春意已浓，沿街的垂柳与槐树都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可是逢上阴雨的天气，体弱衰颓的欧阳修仍感到寒气侵人，早早晚晚，行走在上朝下朝的路途上，他的心中总会涌起复杂难言的感慨：

宫柳街槐绿未齐，春阴不解宿云低。

轻寒漠漠侵驼褐，小雨班班作燕泥。

报国无功嗟已老，归田有约一何稽。

终当自驾柴车去，独结茅庐颍水西。

——《下直》

未能如愿以偿地离朝外任，两个月后，欧阳修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朝政斗争之中。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英宗有旨，诏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详议崇奉濮王典礼。此事肇端于去年五月英宗亲政之初，当时普天同庆，朝廷百官依例加官晋爵，恩泽遍及存亡，宗室已故诸王也都各加封赠。然而，濮安懿王是英宗的亲生父亲，中书省认为其封赠规格应该有别于诸王。那么，应该追封什么尊号？封赠的制书上又该如何称呼？这在以礼制孝道治国的儒学政体中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为了慎重起见，韩琦等中书省宰臣奏请，将此事下达负责礼仪的有关部门进行讨论，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当时，英宗批示等仁宗去世两周年大祥之礼过后再行讨论。

此时，大祥祭礼已于三月二十九日如期举行，应该着手解决这个悬置近一年的封赠问题了。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从传统礼法而言，英宗既已嗣位仁宗，他与濮王之间就不再是父子，而只是君臣；可是，从个人情感而言，英宗显然是并不情愿遵从这一礼法的，否则他就不会颁发详议的诏令。因此，诏令下达后，群臣观望，莫敢先发。唯有知谏院司马光奋笔倡言，他说：

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yǐ，屏风）端冕，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引

因此，他主张对濮王尊以高官大国，他的三位妃子：谯国夫人王氏（濮王正妻）、襄国夫人韩氏（濮王继妻）、仙游县君任氏（英宗生母）并封为太夫人。这一主张得到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的响应。他们以司马光的奏稿为依据，结合众人的意见，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皇帝应称濮王为皇伯，封赠册书上则不直呼其名。

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中书宰执却不同意司马光、王珪等的观点。他们引用《仪礼·丧服记》、《开元开宝礼》等典籍，认为“所生、所后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欧阳修《濮议一》），英宗应称濮王为皇考。并建议将两派意见同时下达，让朝臣们展开讨论。

六月二十一日，英宗再下诏令，命三省并御史台官员共同详议。事情很快传到太后的耳中，正当人们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之际，六月二十三日，太后传出手诏，严厉斥责中书省不当议称皇考。韩琦等将讨论详情回奏太后，认为称皇伯更属无稽之谈。英宗见到太后手书之后，十分惊骇，连忙降诏，暂停讨论。

然而不久，礼官范镇等又上疏力请行皇伯之议，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等也纷纷声援，然而英宗既不愿遵从皇伯之议，又不便违背皇太后的意旨，决意暂缓作出决定，因此，对这些奏章一律留中不出，未作批示。除此之外，台谏官们的其他奏论也多不被英宗采纳。作为一种监察制度，北宋台谏在朝廷事务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台谏的言论备受人主重视。对比过去，不能不令当今的台谏官们积愤抱怨，因而迁怒于中书宰臣。

十二月十九日，吕诲上疏，指责韩琦“自恃勋劳，日益专恣，广布朋党，隳紊法度”，并说他力倡皇考之议，是谄谀邀宠的行为，其结果是“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不仅如此，他还壅塞言路，意欲专权，“使忠臣抱吞声之恨，圣君有拒谏之名”（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治平三年（公元1066）正月七日，吕诲又与范纯仁、吕大防联名上疏。因为欧阳修是中书省礼制思想的主脑，有关奏章也多出自欧阳修之手，因此这一次，他们将欧阳修作为重点攻击的目标：

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接着历数韩琦、曾公亮，以及与欧阳修同为参知政事的赵概，苟且依违，附会不正，请求皇帝将他们一并罢黜。正月十三日和十八日，三人又接连上了两道弹章，仍以欧阳修为主要弹劾对象。在此前后，吕诲还有五道奏章，劾奏韩琦不忠。与此同时，中书宰执们也有札子自辩。

正当两派相持不下之时，正月二十二日，朝廷颁发了曹太后的手书，诏曰：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

——同上

英宗立即下诏谦让，不受尊号，只称“亲”，即园立庙，以王子宗朴为濮国公，奉祠事。并令臣民避王讳。

曹太后态度的突然转变，不能不令朝臣们感到震惊和疑惑。人们纷纷传说，太后手书并非出自本意，乃是韩琦交结宦官苏利陟、高居简，眩惑太后写成的。司马光首先发难，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纷纷上书，认为宰执大臣假借太后之命文过饰非，“欲自掩其恶，而杜塞言者之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请求太后、英宗收回诏命。这一道道奏章，无不气激词愤，竟至诬人私德，侮辱人格，渐渐偏离了争辩的主题，变成了失去理性的意气之争。韩琦读过范纯仁的奏章后，黯然神伤，对同僚说：

“我与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情同兄弟，视范纯仁亲如子侄，他怎忍心如此相攻？”

君命不可回，于是吕诲等人以所论奏不见听用，坚决辞去台谏之职，家居待罪。英宗皇帝多次挽留，吕诲等坚辞不受，并说与宰执大臣势难两立。皇帝没办法，只得征求执政的意见。韩琦、欧阳修等回答道：

“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

英宗犹豫再三，决定贬黜台谏官，但又关照说：

“不宜责之太重。”

二月二十四日，诏令吕诲出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知歙州休宁县。当时，赵鼎、赵瞻、傅尧俞出使契丹回到汴京，听说后也上疏要求同贬，因为此前他们都是台谏派的支持者。于是，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傅尧俞通判和州。知制诰韩维及司马光也请求同贬，皇帝没有批准。翰林侍读吕公著上言道：

“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显，而屡黜言官，何以教化天下？”

皇帝不听。吕公著请求补外，于是出知蔡州。

至此，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终于平息了，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濮议”。然而，“濮议之争”对欧阳修个人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今天看来，这场论争并没有什么意义，更没必要对两派观点作是非评判，值得反省的是，两党相争中表现出来的意气用事、甚至“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梁启超《王安石传》）的不良现象。事实上，对立两党皆不乏品格高尚的君子，力主濮议的韩琦、欧阳修立身事君，大节昭昭，首攻濮议的司马光也是道德名望有口皆碑的人物，然而，一旦陷入混战，则皆不免争强好胜，有失理性，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