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易代的艰危之际，欧阳修尽职尽责地履行了一位宰执重臣的使命

嘉祐六年闰八月，由于富弼以母丧去宰相位，朝廷的人事又发生了一次变动。以韩琦为首相，曾公亮为次相，欧阳修任参知政事，进封乐安郡开国公^[2]，九月十一日同修中书时政记。从此，欧阳修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显赫重臣，与韩琦同心辅政，每次商议国事，心所未可，未尝不力争，而韩琦亦欣然不疑，彼此相知益深。

此时，仁宗皇帝已经年过半百，尚未立嗣，朝廷大臣无不忧心忡忡。尤其是嘉祐元年正月仁宗得了一次暴病之后，百官纷纷交章劝谏，包拯、范镇所言尤为激切，富弼、韩琦、欧阳修也曾多次进言，但皇帝始终不置可否。这样五六年下来，人们也渐渐不敢再提。十月的一天，欧阳修在中书省（宰臣们议事处）值班，忽见内侍官送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谏官司马光请立皇子的奏疏，接着知江州吕诲也疏论此事。当天晚上，欧阳修与曾公亮、韩琦商量，来日将这两封奏章呈交皇上，只要皇上稍有此意，就要极力促成。第二天，奏事垂拱殿，两封奏章刚刚读完，未等宰臣们开口，仁宗马上说：

“朕有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

接着又左右顾盼道：“宗室中有谁可堪此选？”

韩琦十分惶恐地回答道：“一则是宗室不与大臣交接，臣等无从了解；再则此等大事岂臣下敢议？当出自圣上的抉择。”

仁宗说：“宫中曾养二子，小者原本纯朴，近来不惠，大者尚可。”

大家忙小心翼翼地问道：“请问其名？”

仁宗说：“名宗实。今年三十。”

大家都极力赞成。当即便将建储之事定了下来。散会之前，欧阳修又说：

“此事至大，臣等不敢立即执行，还请陛下今晚三思，明日再来取旨。”

第二天，奏事崇政殿，三位宰臣再次请示，仁宗说：“朕已决定，再无疑议。”

大家说：“凡事都需有个循序渐进，且容臣等给新皇子商议一个合适的职衔。”

当时，赵宗实因生父濮安懿王过世不久，正在忧居之中，朝旨起复，除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赵宗实再三辞避，圣旨准许除服之后就命。

嘉祐七年（公元1062），二月一日除服，赵宗实依然托疾力辞。这样一拖再拖又到了七月。一天，三位宰臣在一起开会，韩琦说：

“宗正之命始出，则人人皆知必为皇子，不如干脆正其名，使他明白愈辞愈进，以示朝廷之意不可回，或许就会接受。”

欧阳修、曾公亮都十分赞成。随后，他们将赵宗实写下的十多封辞让表呈交仁宗，仁宗说：“那么，下面该怎么办呢？”

欧阳修说：“宗室自来不领职事，今众人忽见越级擢拔宗实，又判宗正寺，则天下皆知陛下将立他为皇太子。现在不如干脆正其名，直接立为太子。防御使判宗正寺的任命他可以推辞，如果立为太子，只须陛下命学士作一诏书，诏告天下，事情就定了，不由宗实不接受。”

仁宗沉思良久，望着韩琦说：“这样好吗？”

韩琦极力赞成。仁宗说：“那么，则须尽快办理。”

嘉祐七年八月五日，仁宗正式颁发诏令，立濮安懿王之子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诏曰：

……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诏令颁布之后，仁宗皇帝又召集全体宗室成员入宫，明示立赵宗实为皇子之意，随即命内侍省皇城司在内香药库之西营建皇子宫室。至此，困扰朝野近十年的一件大事终于解决了。

九月四日到七日，朝廷举行了一系列祭祀仪式，祭告天地、祖庙及历代先帝的陵寝，并大赦天下，文武百官及其亲属都得到封诰和赏赐。

仁宗建储一事，欧阳修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直接参与商议、筹划，所有奏请也多出自他的手笔，皇子改名札子也是由欧阳修所撰。在札子中，他罗列了十个日字旁的字请仁宗挑选，仁宗选取了最后一个字：曙。因此，在这次推恩封赏中，欧阳修进阶正奉大夫^[3]，加柱国^[4]，并赐“推忠佐理功臣”。

此后数月，朝廷并无多少大事，一切循常，君臣晏安。十二月二十三日，仁宗召群臣往龙图阁、天章阁欣赏太祖、太宗、真宗御书，随后又至宝文阁亲作飞白书分赐群臣。飞白，是我国古代书法中的一种体式，笔画露白，有似枯笔所写，相传是东汉蔡邕所创，汉末魏初宫阙题署多用其体。宋代诸帝，皆擅书法，而仁宗以飞白知名。赐书之后，仁宗又作《观书诗》，令群臣唱和。当晚赐宴群玉殿，传诏学士王珪撰写诗序，刊石于阁。十二月二十七日，仁宗再召群臣于天章阁观赏三朝瑞物，宴集群玉殿。席间，仁宗举杯致辞：

“天下安定，太平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享，宜尽醉勿辞。”

当晚，人人尽欢，至暮方罢。

在步步显荣的日子里，欧阳修身着宰执大臣的朱紫官服，腰系金带，脚跨装有镀银鞍辔的御赐骏马，从游侍宴，先后写下不少应制诗，这些诗歌无非都是流连光景，歌功颂德，成就并不很高。他日常生活的内容，不过就是斋宫摄事（祭祀）和宫禁值宿等，因此，即使是应制之外，偶尔作诗，吟咏的内容也多少显得有些空虚。

对于这种德隆位重而无所作为的生活状态，欧阳修始终心怀愧疚。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他不断自怨自责：

某窃位于此，不能明辨是非，默默苟且，负抱愧耻，何可胜言！

——《与王懿敏公仲仪》其十四

某衰病碌碌，厚颜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

——《与苏丞相子容》其三

某自承乏东府（中书政事堂，此指欧任参知政事），忽已半岁，碌碌无称，厚颜俯仰，尚思一有论报而去，……当自为计也。

——《与富文忠公彦国》其三

嘉祐八年（公元1063）上元节，京城和往常一样处处张灯结彩，士民群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奇术异能应有尽有，乐声悠扬。依照以往惯例，正月十四日一早，皇帝将游幸各宫寺与臣下欢饮终日，留连至日暮时分遂同往宣德门观灯，酒过五巡方罢。可是今年，自正月初仁宗就感到身体不适，所以十四日早上没有出宫，直到晚上才勉强出席了慈孝寺、相国寺与端门的酒宴，酒过三巡即罢。从此之后，虽然每天照常上朝，身体却日复一日地衰弱了。二月，仁宗病情加剧，朝廷忙奉旨颁发德音为仁宗祈求福寿，同时召集多名御医会诊。宰臣奏事改在仁宗寝宫福宁宫西阁。三月二十二日，仁宗抱病临延和殿，亲试本榜礼部奏名进士。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饮食起居如常，可是当天晚上初更时分忽然起床急命内侍进药，同时召皇后面见，待皇后赶到时仁宗以手指心已经不能说话，经抢救无效，于当晚三更时分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仁宗皇后曹氏，是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她个性沉稳，处事镇定，仁宗去世之后，左右慌乱不堪，曹后将所有宫门的钥匙收集起来，放在面前，同时派心腹内臣密召宰辅黎明进宫。第二天是四月一日，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天未放亮就到达禁中，与曹后商定召皇子即位。随即皇子抵达，闻知此事，连声说道：

“某不敢为，某不敢为。”

同时转身就跑。几名宰臣急忙上前拉住，给他戴上皇冠，披上龙袍。同时召殿前马步军副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宣读仁宗遗诏。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王珪惶惧之中不知从何下笔，韩琦说：

“大行皇帝在位共几年？”

王珪这才找到下笔的思路。到午后一两点钟，百官皆集，仍然身着吉服，只是解去金带和所佩金、银鱼袋，依次自垂拱门外步入福宁殿前痛哭。韩琦宣读遗制，英宗赵曙即皇帝位。百官于福宁殿东楹拜见新帝，随后又回到福宁殿前痛哭。

英宗初即位，宰臣奏事时，总是详问本末，然后裁决，无不得当，满朝文武翕然相庆，称为明主。谁知不久，英宗忽然患病，语无伦次，精神失常。几位宰臣忧心如焚，再三商量之后，只得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与英宗共同处理朝务。

当时枢密使之职缺人，由于英宗患病没有亲政，即由二府^[5]官员商定。以欧阳修的资历应该擢升，但他本人坚决不同意。他说：

“此大不可也。如今天子不亲政，而母后垂帘，朝政得失，责任皆在我辈。倘若由我出任枢密使，人们会说我们几位大臣互相封官晋爵，何以镇服天下？”

韩、曾二相都觉得欧阳修所说很有道理，便放弃了这一动议。此时，前年去职的宰相富弼母丧已除，即将回朝，遂于五月十七日起富弼为枢密使。诏命发布之后，欧阳修致书富弼，深表切盼之情：

朝廷新有大故，时事多艰，旧德元臣，与国同体，驰骑奔走，不惟出处之节得宜，与来者为法，康时济物，愚智所同，有望于马首之来也。

——《与富文忠公彦国》其四

在这次朝廷易代的艰危之际，欧阳修尽职尽责地履行了一位宰执大臣的使命，为国家的平稳过渡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对他予以嘉奖，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6]，并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