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所作所为，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抱负相比，仍然相距甚远

转眼又是“重九”将至，这天清晨，云天漠漠，冷峭的寒风送来一两声断续的雁鸣。欧阳修坐在窗前，凝视着庭院里渐渐凋残的红叶，缕缕乡愁在心头悄然升起：

九月霜秋秋已尽，烘林败叶红相映。惟有东篱黄菊盛，遗金粉。人家帘幕重阳近。　　晓日阴阴晴未定。授衣时节轻寒嫩。新雁一声风又劲。云欲凝，雁来应有吾乡信。

——《渔家傲》

他回想起皇祐五年母亲下葬那天，当时因为身在服制之中，诸事未能周备，在母亲的坟前，他仰天长号，抚心自誓，只等服丧期满，便向朝廷请求一个江西差遣，以便就近营葺墓地，种植松柏、置田招客、盖造屋宇、刻立碑碣。当时乡人父老、亲族故旧，环列墓次，无不为他的孝心感动。谁知一入都门，羁绊重重，宿愿在心，迟迟难以实现，千里之外的父母坟茔也只能托堂弟欧阳焕代为照看。七月十二日《新唐书》进奏之后，他先后呈上三道求知洪州的奏章依然没有得到批准。尽管他求去心切，可朝廷仍是曲意挽留。宰相韩琦更是一再向仁宗皇帝建言：

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

——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引

因此，朝廷不仅没有批准他出知洪州的请求，反而于十一月十六日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成为朝廷最高军事机关的副长官，随即又兼任同修枢密院时政记^[1]。皇上的一再眷顾、提拔，使欧阳修在感激之余，更觉无可奈何，只能在诗中抒写心中那一份永恒的渴望：

君不见颍河东岸村陂阔，山禽野鸟常嘲哳。

田家惟听夏鸡声，夜夜垄头耕晓月。（原注：鹎鵊，京西村人谓之夏鸡）

可怜此乐独吾知，眷恋君恩今白发。

——《鹎鵊词》

不过，既已就任新职，欧阳修仍然决心有所作为，他不愿意做一个尸位素餐、明哲保身的庸碌官员。在枢密使曾公亮的支持下，欧阳修以他一贯认真踏实的作风大力振举纪纲，革除宿弊。他将各地兵力部署、地理远近等情况仔细稽考核实后，编为图籍，从而对全国军事形势了然于心，一些边防线上久缺屯守，他大力加以搜补，因此，数月之间，枢密院的工作便步入正常有序的轨道。

而在此之前，他还曾上《论茶法札子》、《论监牧札子》、《论均税札子》等，要求改革茶法、马政，罢除方田均税，以便民利民。

对于朝廷政治制度的一大关捩——台谏制度的完善与规范，欧阳修尤为关注。嘉祐六年（公元1061）四月二十七日，台谏官唐介等因言事得罪，被贬逐远方小郡。欧阳修随即上《论台谏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为四位谏官辩护，请求皇帝特赐召还，“以劝守节敢言之士”。

台谏是朝廷权力机构的一种平衡机制。北宋之前，谏院并非独立职司，谏官原是宰相衙门的属官，其监督对象是皇帝；宋仁宗时，谏院成为独立机关，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监督对象转以宰执、百官为主，职权范围得以扩大；同时又有谏官“风闻言事”的特许，鼓励“异论相搅”，成为专制政权中一种有力的自我牵制，助长了政治上自由议论的风气。北宋立朝百余年间，“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之所以如此重视台谏，就是为了养其锐气，监督宰执，限制相权。庆历新政时期的欧阳修、王素、蔡襄、余靖，正是新一代台谏官的杰出代表。那时，他们四人同心协力，极论时事，积极促成仁宗重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实行。同时也以刚直敢言、不畏权贵的勇气和精神，极大地冲击了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的官场习气，为革新士气、刷新朝政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时人称为“一棚鹘”。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往往“群言夺于众力，所陈多未施设”，皇帝虽有听言之勤而未见用言之效，加以“台谏之官资望已峻，少加进擢便履清华”（《荐王安石吕公著》），因此，至和、嘉祐以来就有一种舆论，认为台谏官们都是出于个人目的，以多言求骤进，这种舆论对皇帝有很大的影响，不再轻易采纳谏官的言论，致使台谏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欧阳修上疏力陈人君拒谏之失，终于使仁宗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欧阳修此时的所作所为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抱负相比，仍是相距甚远。回想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刷新朝政的行为与举措，是何等的雷厉风行！作为“新政”的舆论代言人和积极推行者，那时的欧阳修又是何等的激进、勇锐！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他们无一不抱着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如今，经历了十多年宦海沉浮，这批当年的改革家重回朝廷，韩琦、富弼同掌朝政，欧阳修位在枢府，所面对的现实，一切并未改观，积弊依然存在。当年新政失败的教训、此后从政的丰富经验，促使他们反思过去，政见因而有所调整，不再一味激进，而渐渐趋于老成。这种改变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合理性，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昔日那种勇于进取的精神已大大消减。多年以后，人们回望这段历史，都不禁发出惊叹与质疑：

前辈谓韩魏公（韩琦）庆历、嘉祐施设，如出两手，岂老少之异欤？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

——宋·朱熹《朱子语类》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随时了。

——同上

这种前后不一、自相乖违的做法，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欧阳修，在他的诗文中曾不止一次地揭示了其中的底奥：

自从中年来，人事攻百箭。

非惟职有忧，亦自老可叹。

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

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

——《读书》

官场中难以躲闪的明枪暗箭，使欧阳修渐渐变得有些“退懦”怕事，健康状况的不断衰退，也使他觉得力不从心。然而，作为一名正直有为的封建士大夫，一方面忧国忧民，渴望改革，一方面惧谗畏讥，顾虑重重，这不能不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

某区区于此，忽复半岁。思有所为，则方以妄作纷纭为戒；循安常理，又顾碌碌可羞。

——《与刘侍读原父》其二十一

正因为如此，随着地位的日益升迁，他内心的苦闷也越来越深。至此，远离朝廷，赋闲隐退，是回避矛盾、解脱苦闷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所以，自从嘉祐元年以来，他请求出知洪州已经不下十次，每篇求出的奏章都写得“辞极危苦”（《与王懿敏公仲仪》其八），“冀以危诚有以感动”（《与冯章靖公当世》其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