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日常工作之外，欧阳修总是“文债”不断

浓浓的悲秋意绪中，欧阳修想起许多过往的人和事。自从有关《尹师鲁墓志铭》的纠纷发生后，尹洙家属与欧阳修的直接联系就十分稀少了，但欧阳修心中却一直牵挂着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给予一些切实的帮助。当年出知外州时，人微言轻，只能从自己的俸禄中节省出一部分接济遗孤，终究如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今他德高位隆，在朝廷中说话有了一定分量，因此他决定出面请求朝廷赐给尹洙遗孤一份官职。在《乞与尹构一官状》中，他追述了好友一生忠义刚正的品节与不幸的人生遭遇后，写道：

今洙孤幼，并在西京，家道屡空，衣食不给。洙止一男构，年方十馀岁，惸然无依，实可嗟恻……伏望圣慈，录洙遗忠，悯洙不幸，特赐其子一官，庶沾寸禄，以免饥寒。

朝廷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录用尹洙之子尹构为官，一家的生活终于有了基本的保障，欧阳修总算可以放下心来了。

时近中秋，天气越来越凉爽，《唐书》的编撰进展颇为顺利。不过，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欧阳修总是“文债”不断，其中最令他苦恼的是墓志文字。墓志铭的意义在于让墓主的事迹、精神传于后代，因此，只要有可能，家属总是希望请到当世最有影响的文人秉笔，希望借文字而永垂不朽。多年来，欧阳修门前一直是请托不断。对于一切传记类文字，欧阳修始终秉持着真实可信的写作原则，每次动手写作前，他总是要反复核实墓主的所有生平事迹：

寻常人家送行状来，内有不备处，再三去问，盖不避一时忉忉，所以垂永久也。

——《与梅圣俞》其三十九

认真踏实的写作态度，使得每一篇墓志的撰写都极为艰辛，在给刘敞的信中他曾自诉其苦道：

某两日为伯庸赶了志文，盖其葬日实近，恐误他事。然其为苦，不可胜言，闲思宜为刘叉所诮。然自此当绝笔，虽不能如俚俗断指刺环邀于鬼神以自誓，然当痛自惩艾兹时之劳也。

——《与刘侍读原父》其十四

唐代韩愈和欧阳修一样，所撰墓志无数，门人刘叉曾入其书房，拿走银钱数斤，并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唐·辛文房《唐才子传》）欧阳修觉得，长此以往，自己也会受到刘叉这类人的讥笑。恨不能发一道封笔宣言，不再写作墓志，可是人情难却，让人无可奈何：

某为之翰家遣仆坐门下要志铭，所以两日不能至局。大热如此，又家中小儿女多不安，更为人家驱逼作文字，何时免此老业？

——《与刘侍读原父》其十三

同僚、朋友派遣仆佣在门前坐等催逼，遇此情形，不写又能怎样呢？仅嘉祐四年，他就先后写了《程公神道碑铭》、《唐君墓表》、《张君墓志铭》、《王公墓志铭》、《吴公墓志铭》等数篇。

除了墓志铭，还有各种亭堂记。官员出知地方，每有建造，便想请知名文人作记以传千古。欧阳修的散文，本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无论是山水记、亭园记，还是记事、记物的文章，都善于虚处生情，极富情韵意态。早年所作《伐树记》、《非非堂记》、《养鱼记》，以及中年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等，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加以仕宦三十年，故旧满朝野，因此，常有人求他作记：庆历六年为滕宗谅作《偃虹堤记》、皇祐三年为许元作《真州东园记》，嘉祐三年为李端愿作《浮槎山水记》……然而，“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与梅圣俞》其四十二），何况替人作记，描写对象都不是亲见亲闻，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每有请求，他总是百般推辞。嘉祐二年九月，梅挚出守杭州，临行前，仁宗皇帝亲赐御诗以示恩宠，首联曰：

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

梅挚到任后，建堂山上，取赐诗首句之语命名为有美堂。两年后改知江宁府，从金陵派专人至京，请欧阳修作记。梅挚与欧阳修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从现存文集看来，至和元年两人就有诗歌唱酬，嘉祐二年同试礼部后往来更为密切，但是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欧阳修一开始没有答应。但是梅挚恳请不倦，来人来信先后有六七次之多，欧阳修觉得却之不恭。八月下旬，趁着身体稍好，公事也相对清闲时，苦心孤诣，作《有美堂记》。虽然梅挚信中对有美堂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但欧阳修毕竟没有亲临其地，所以他巧妙地避免对有美堂及其周围景色进行正面描写，仅在开头点明皇帝赐诗，引出有美堂的命名，随即宕开笔势写道：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天下美景不外乎两类，其一是自然山水之美，其二是都市繁华之美，可是这两种美却往往不能在一处兼而有之。览山水之美，必须到那辽阔荒寂的山野；赏繁华之美，则一定要在人稠众广、舟车频密的城市。因此，超然物外与愉悦繁华这两种快乐也是不可得兼的。这样的例子可说是比比皆是：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

但是也有例外：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

金陵、钱塘，两地都是山水与城市结合的名胜之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不过从近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来看，其高下又自有不同：

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在动荡混乱的五代，南唐李氏据有金陵称帝，吴越钱氏藉占杭州立国。宋朝建立后，南唐后主负隅顽抗，宋太祖天宝八年（公元975），曹彬率部攻入金陵，消灭南唐；三年后，吴越王钱俶主动臣服，杭州得以免于兵火蹂躏。战乱之后，金陵元气大伤，江山虽在，繁华不再；杭州随之跃居“东南第一州”。正因为如此，能有幸出任杭州知州的，往往不是朝廷公卿大臣，就是天子侍从。他们来到杭州后，都喜欢选取形胜之地，修亭治榭，尽情享受游览的快乐。然而，他们所建的亭台，都不能兼美，“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文章至此总括全篇道：

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

文章采用对比映衬手法，由远及近，由大到小，渐进宛转地突出有美堂兼得天下之极美的特色，从而与“有美”二字丝丝入扣，于平易中见出结构的谨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