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阳修公正无私的治理下，开封府井然有序

此时，欧阳修身兼八职，除了自身的劳碌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引起他的思考。官僚机构的日趋庞大，是近年政治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切，然而，“议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欧阳修认为，致弊之因在于朝廷推恩过滥，每遇节庆都要给大臣们封官晋爵：

凡所推恩，便为成例。在上者稍欲裁减，则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习惯，因谓所得为当然。积少成多，有加无损，遂至不胜其弊，莫知所以裁之。

——《再辞侍读学士状》

欧阳修本人也从历次推恩中获得了许多封赐，意识到这一朝廷积弊之后，他决心从我做起，改革时弊。翰林侍读学士，本属清要之职，并无多少实际事务需要处理，但是官高位隆，朝廷给予的薪俸仍是十分可观。由于近年推恩过滥，翰林侍读学士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了既定的编制，“清职遂为冗员”（同上），“学士例为兼职”（《与李留后公瑾》），因此，嘉祐三年三月，欧阳修接连上《辞侍读学士札子》、《再辞侍读学士状》，恳切陈辞，这才获得批准。

不过，到六月十一日，欧阳修又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府素称难治，前任包拯刚毅威严，名震京师，“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元·脱脱《宋史·包拯传》），当时汴京流传一句谚语：“关节（指通贿请托）不到，有阎罗包老。”他的威名妇孺皆知，人称“包待制”。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立威望，以取代前任在民众心中的位置。但欧阳修则一切依循人情事理，并不刻意更张，有人很为他担心，说：

“前任威名，震动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风采。而您接任以来，却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举措，怎么办呢？”

欧阳修回答道：

“人的资质、性情、才能，各有短长。岂可舍弃己之所长，勉强其所短，以循俗求誉？但当尽我所为，不能则止。”

开封府既多近戚宠贵，往往蔑视规章，肆意犯禁，一旦绳之以法，总是能通过各种途径求得皇帝圣旨而获赦免。欧阳修知开封府后不到两个月，就十次接到这样的圣旨，涉及的人员有的是达官子弟，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甚至不过是得势的宦官亲旧。即便欧阳修将案情细节再三上奏，声明不能姑息，圣旨仍然要求宽赦。有一次，一个名叫梁举直的宦官因私自役使官兵，被送交开封府处理，审理过程中，梁举直先后请来了三道圣旨特许免罪，欧阳修坚执不从，封回圣旨。在《论梁举直事封回内降札子》中，他尖锐地指出：

曲庇小臣，挠屈国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册书之，以著人君之过失。今梁举直不欲受过于其身，宁彰陛下之过于中外，举直此罪重于元犯之罪，今纵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犯本罪，岂可曲恕？

七月末，他又上奏论列：频降不断的免罪圣旨严重干扰了执法机关的司法公正，同时也彰显了皇帝的“曲法之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因此，他请求今后如有因犯罪而敢于求取圣旨的，朝廷应特许开封府维持原判的同时，追究说请求旨人的责任，予以重罚；如果是犯罪者自行干请，应在原来处罚的基础上再加二等；如果依然干求不已，开封府应该有权直接通报御史台出面弹劾。只有这样，才能“止绝小人干乱公朝，败紊纲纪”（同上）。

在欧阳修公正无私的治理下，开封府井然有序，“事无不治”（欧阳发《先公事迹》）。不过处事不徇私情，自然会招人嫉恨，在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的官场中，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授人以柄。一天上朝，皇帝说：

“有臣僚上言，开封府推官吴充因为与权知开封府欧阳修为亲家，而被升为户部判官，与朝廷规章不合。”

按照当时的升迁制度，推官应任职三年才有资格徙迁判官，而吴充任推官刚过一年，资历不足。吴充字冲卿，宝元元年进士，欧阳修比他年长十四岁，但彼此私交甚好，早在谪居夷陵时期，两人就有了书信往来，此后同朝共事，情意相契，至和元年七月，欧阳修受到宦官贵戚围攻时，吴充曾不顾位卑言微，挺身相救。不久前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迎娶了吴充的女儿，两家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论者所说均为事实，所以中书政事堂要求皇帝将奏折公诸于众，以便调查处理，但皇帝说奏折已经焚毁了；又请问上奏者的姓名，皇帝却不回答。这件事虽然并没有对欧阳修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但朝议纷纷，精神上还是很有些压力。

尽管如此，欧阳修并不因噎废食，依然能够举贤不避亲。此时，文彦博罢相出判河南府，韩琦、富弼并为宰相。欧阳修曾致书韩琦，希望他出面推荐梅尧臣入馆阁，可是等了一段时间，未见结果，于是，欧阳修汲引梅尧臣进入由他自己主持工作的唐书局，参与编修《唐书》。这年秋天，梅尧臣晚年喜得贵子，欧阳修送酒作歌为好友贺喜，在《洗儿歌》中他写道：

儿翁不比他儿翁，三十年名天下知。

材高位下众所惜，天与此儿聊慰之。

梅尧臣怀才不遇、沉沦下僚，始终是欧阳修的一块心病，自恨无从援手，因而耿耿于怀，即便在“更资一笑”的《洗儿歌》中也忍不住要有所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