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科举改革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愿望

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解试一般在秋季，是由各州府或国子监举行的考试，解试通过的考生称“贡生”或“举子”，于次年初春集中到京师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贡生”到京后，要向礼部报到，写明家状、年龄、籍贯及参加科举的次数，取得考试资格。考试之日，考生凌晨入场，依次就座，主考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向主考官提出。考场由皇宫侍卫严加看守，黄昏时分才开门放考生出院。考试结束后，由内侍官收取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印章，这一过程称为“糊名”，目的是为了杜绝营私舞弊；接着，由初考官初次判卷，定出等第；然后再次“糊名”，由覆考官覆判；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的结果决定等第；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奏闻朝廷，以供殿试最后裁决，这叫奏名，也叫定号。整个过程极为周密复杂而又严肃紧张。在《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一诗中，欧阳修再现了举子们临场答题、考官们衡文判卷的情景：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

晨光初露，晓风习习，红木几案上香薰袅袅，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试者们正紧张地埋头答卷，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点喧闹。这些考生都是各地选送的精英，一旦礼部考试中式，再经殿试，就将由朝廷授官叙爵。诗歌结尾两句自谦衰病，寄望各位考官审慎、公正，为国家精择贤材。

当时科举场屋中，骈俪雕琢的西昆体时文虽已消歇，但又一种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盛行一时。“太学体”的始作俑者，是反对西昆体的健将、欧阳修的同年好友石介。庆历二年（公元1042），他因杜衍之荐，任国子监直讲；庆历四年设太学后，他又任博士，对太学的发展曾起到关键的作用。石介“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湘山野录》）。有一年，朝廷造十王宫，又封八大王元俨为荆王，有位学生作赋歌咏，写道：

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新封八大之王。

石介读后勃然大怒，“鸣鼓于堂”，严加呵责。但他在反对时文拼凑对偶的同时，却助长了僻涩怪诞文风的滋长。早在景祐年间，欧阳修就曾对他这一倾向提出过批评，无奈石介自许太高，根本不能接受。在石介的影响下，太学诸生好新好奇，竟致流于怪诞诋讪、流荡猥琐，有的写出“狼子豹孙，林林逐逐”的僻涩之语，有的自诩“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的怪诞之说，走到了文学的绝路。

“太学体”这个怪胎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文化背景。在古代散文史中本来就存在平易和奇崛两种文风，中唐古文运动时期，韩愈曾指出：

（文）无难易，唯其是尔。

——韩愈《答刘正夫书》

但他本人实际的美学爱好则更倾向于“奇崛”和“难”的方面，他的创作已不免“怪怪奇奇”，其末流更趋于险怪奇涩。到了宋初，不少古文家因反对骈文的浮艳繁丽而追求古奥简要，所作或诘屈聱牙、学古不化，或艰涩怪僻、滞塞不畅。与石介同时的宋祁，所作也有“涩体”之称，其影响实已超出科举场屋的范围。“太学体”继“五代体”、“西昆体”之后，已成为宋代古文运动健康发展的新的障碍。

对这种奇涩的文风，欧阳修一直采取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早在明道二年（公元1033）他就曾明确主张：

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与张秀才第二书》

景祐年间与石介书来信往，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主要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庆历四年出使河东，在绛州作《绛守居园池》一诗，曾斥责韩愈所称道的樊宗师的奇险文风；庆历七年又告诫王安石“勿用造语”，不要机械地模拟韩文。

利用科举改革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愿望。在北宋科举制扩大和完善的历史条件下，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风气声息相通，联系密切，特别在散文领域，往往受到科场文风的影响。这次受命主文，他决心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推动文学革新的进程。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力矫文弊风险很大，但他仍不顾一切严申考场纪律，要求应试文字言之有物，平易自然，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一律黜落！

当时有位太学生名叫刘几，在太学中首屈一指，最喜为险怪之语，是许多青年士子崇拜模仿的对象，这届贡举中夺魁的呼声极高。欧阳修也早已闻知其人，读过他的文章，十分厌恶。这天阅卷，欧阳修看到一篇怪僻得让人难以卒读的文章，最后几句写道：

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

欧阳修说：“这一定是刘几的文章。”于是在后面续道：

秀才刺，试官刷。

并用大朱笔从头至尾横抹一道，称为“红勒帛”，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字，张贴在墙壁上，让各位考官参观。后来揭去糊名，这篇文章果然出自刘几。

这一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位考生仅用六百余字简洁明了地论述了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梅尧臣最先读到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读罢，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转念一想：如此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倘若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吗？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可是待到揭榜之日才知道，写作这篇文章的竟是一位来自眉山的考生：苏轼！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当时二十二岁，他十九岁的弟弟苏辙，也在这次省试中名列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