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神道碑铭》写成之后，没有招致政敌的攻击，却引起富弼以及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极大不满

欧阳修曾说，宰辅有任责之忧，神仙无爵禄之宠，既得荣显，又享清闲，而兼有人天之乐者，只有翰林学士一职。作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欧阳修不必像其他部门的官员一样每天去衙门坐班，居多暇日，可以优游于文字笔墨之间。他开始专心构思撰写《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一文。

皇祐四年（公元1052）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在徐州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当时欧阳修正在颍州为母守制，回想起庆历新政前后的风风雨雨，感慨万千，在《祭资政范公文》中，他写道：

自公云亡，谤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见。始屈终伸，公其无恨！

当年七月，范仲淹遗属致书欧阳修，“以埋铭见托”（《与孙威敏公元规》）。欧阳修深感自己“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奖最深”（同上），撰写神道碑铭正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但是，总结范仲淹的一生，就意味着要对近三十年的当代史作出一个尽可能客观冷静的回顾与评判，这对于一位亲历其中、创痛深重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篇文章既要彰显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又不能给依然人多势众的政敌以任何可以攻击的把柄。在对往事的深细追索中，他反复斟酌，迟迟难以动笔。朋友们都不能理解，纷纷来信催问，他解释道：

中怀亦自有千万端事待要舒写，极不惮作也。……此文出来，任他奸邪谤议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彻头须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过当，方得恰好。……所以迟作者，本要言语无屈，准备仇家争理尔。如此，须先自执道理也。

——《与姚编礼辟》其一

在给范家子弟的回信中他也说：

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引

就这样一拖再拖，倏忽就是两年过去，现在他终于可以动笔了。文章写成之后，为了慎重起见，又将初稿寄给韩琦审定：

今远驰以干视听，惟公于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于尽瘁。窃虑有纪述未详，及所误差，敢乞指谕教之。

——《与韩忠献王稚圭》其十五

经过反复修改，文章最后定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没有招致政敌的攻击，却引起富弼以及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极大不满。矛盾的焦点在于宝元元年西夏战事爆发之后的一段史实。欧阳修写道：

自公（范仲淹）坐吕公（吕夷简）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景祐年间的“朋党风波”，使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范仲淹的所有支持者都遭到贬谪，吕夷简不久也被罢去相位，范、吕二派当时可说是两败俱伤。西夏战事爆发后，吕夷简再次入相，范仲淹受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外敌当前，不受命则已，一旦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将相岂可不同心？于是，范仲淹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写信与吕夷简和解，从而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欧阳修公允不偏地记下了这段往事。可是富弼、范纯仁等出于党派意气，却不能接受这种写法。范纯仁说：

“我父亲从来就没有和吕公和解过！”

他要求欧阳修修改这一段文字，欧阳修很生气，说：

“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你们年轻人怎么知道？”

富弼也托徐无党转告了自己的不满，欧阳修在回信中说：

述吕公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则万世取信。非如两仇相讼，各过其实，使后世不信，以为偏词也。大抵某之碑，无情之语平；富之志，嫉恶之心胜。后世得此二文，虽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幸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换，则请他别命人作尔。

——《与渑池徐宰无党》其四

欧阳修认为碑志类传记性文字，只有做到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才能取信于后世；何况大敌当前之际，与政敌握手言和，捐弃前嫌，更能表现范仲淹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以国事为先的胸怀与气度。因此，他坚决拒绝改写。范纯仁便自作主张删去二十余字，这才刻石埋铭。欧阳修闻知此事，十分气愤，他说：

“这不是我的文章了！”

接着又感叹道：“我也是曾经受到过吕丞相迫害的人，但是我不能凭着个人的感情任意涂改历史，只有出语公允，才能取信于后世。我曾经听说范公自言平生不曾对任何一个人抱持怨恨与嫌恶，而且他与吕公和解的书信如今也清清楚楚地收在文集之中。岂有父亲自言无怨恶于一人，儿子却不使解仇于地下的呢？”

他还表示要另写文章记叙此事的前前后后，并提醒后世读者：若读《范公神道碑铭》应以欧阳氏家族所藏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