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欧阳修极为看重家族世系，也极为关注家族的兴旺

由于欧阳修不亲权贵，有些人未免怀恨在心，“由是造为语言，达于朝廷”（欧阳发《先公事迹》）。朝廷委命专人到南京暗访，审察是非，结果发现欧阳修得到当地百姓普遍的爱戴，被称为“照天蜡烛”。来人将情况如实向朝廷秉报，仁宗皇帝十分高兴，打算尽快将欧阳修召回京城委以重任。然而此时，欧阳修却正为老母的病情愁苦不堪，在给颍州僚友的信中他忧心忡忡地写道：

某自至此，以亲疾厌厌，无暇外事。欲求一僻地以便侍养，而远处不可迎侍，侧近又多为清要所居，不敢陈乞。区区于此，无复情悰。

——《与张职方》

皇祐四年（公元1052）三月十七日，郑氏夫人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欧阳修“五内分崩”（《与十四弟焕》），忙向朝廷告假，扶柩前往颍州，为母守制。

对于母亲的葬事，欧阳修内心一直非常矛盾。按照常情常理，应该将母亲与已故的父亲合葬，可是异母兄欧阳昞已将其生母葬于吉州泷冈（今江西永丰南凤凰山），如果欧阳修再将母亲葬于泷冈，则会彰显父亲早年出妻之事，这是欧阳修终生讳言的事情。而且仕宦之人，身不由己，一旦将母亲归葬数千里之外的祖茔，寒食清明，恐怕难有机会亲临其地，上坟祭祀。想到这一点，欧阳修的心中也有万千的不忍：

某亦不忍以先妣有归，子孙以远，不得时省坟墓也。

——《与孙威敏公元规》

因此，他一度在颍州选择墓地，可左思右想，最后还是决定将母亲归葬吉州。欧阳修先派侄儿嗣立回乡，与堂弟欧阳焕等一道挑选墓地、制作石椁，并在石椁上刻下他亲自撰写的石椁铭。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于皇祐五年（公元1053）七月十五日扶柩南下，八月下葬，过世多年的胥、杨二夫人亦同时附葬。由于欧阳修尚在居丧期间，《胥氏夫人墓志铭》、《杨氏夫人墓志铭》分别由两位门人徐无党、焦千之代为撰写。

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当欧阳修在吉州忙着母亲下葬的事情时，岳母金城夫人赵氏又在许州病逝。“千里之外，忽承凶讣”（《祭金城夫人文》），欧阳修分身乏术，只得派表弟郑兴宗前往祭奠。他在吉州按礼仪完成所有祭祀活动，回到颍州已是初冬时节。

居丧期间，欧阳修十分热心于搜访欧阳氏家族的族谱，在吉州营葬的几个月间，他曾“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欧阳氏谱图》）。回到颍州后，即“考正其同异，列其世次”，撰成《欧阳氏谱图》。谱图是记载家族世系和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五世以外，另辟世系。有此一图，则历代世次、诸房亲疏均可一目了然。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欧阳修极为看重家族世系，也极为关注家族的兴旺，每遇朝廷推恩，他总是把荫官的机会给家族中比较贫寒的子侄，但他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家族谋私利。对于尚未入仕的子侄，他要求他们勤奋学习，掌握一技之长；对于已经为官的子侄，则要求他们“每事当思爱惜，守廉、守贫、慎行刑”（《与十三侄奉职》）。皇祐四年夏，南方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称帝改年号，建大南国，随后又连陷横州、贵州等八州，围困广州。欧阳修的侄儿欧阳通理时任象州司理，正处在战乱的边缘地带。忧居颍州的欧阳修一方面为侄儿一家的安危日夜担忧，一方面仍鼓励他报效朝廷。他说：

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

——《与十二侄通理》其一

欧阳通理信中提及想买些当地特产朱砂给叔叔送去，欧阳修忙告诫道：

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阙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

——同上

他认为，作为地方官员如果每到一地都有心购买当地土特产，很容易造成以权谋私、巧取豪夺，乃至行贿受贿的风气。因此，他坚持不买一物的原则，以保持廉洁，而这也正是父亲欧阳观的遗风所在。欧阳观为吏至廉，在绵州三年，同僚们纷纷购买蜀地特产带回家乡，而欧阳观不营一物，离任时，唯有蜀绢一匹，画为《七贤图》六幅。欧阳修十分珍视父亲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品，将它视为传家之宝。四十余年过去了，《七贤图》已经变得十分破旧，“惧其久而益朽损”，欧阳修请工匠重新装裱，并作《七贤画序》以记其事，希望“子孙不忘先世之清风”。

四十多年后，欧阳修的手迹成为人们竟相争购、收藏的珍品后，苏轼辗转读到了这些欧阳修写给子侄辈的书信，十分感慨，他说：

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

——苏轼《跋欧阳家书》

透过这些既未引经据典，也无宏词高论，“而劝诫之辞，真切恳到，出于至诚”（元·黄溍《跋欧阳文忠公帖》）的私人信件，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认识到欧阳修表里如一的伟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