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撰写《新五代史》，长期以来，欧阳修还在坚持不懈地研究《易经》、《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

“人生多因循！”（《与王恪公》其二）在写给王拱辰的一封信中，欧阳修情不自禁地这样感叹。《新五代史》的写作至今已经绵延十三年了。十三年间，政务、灾祸、疾病不时困扰着他的身心，使他很难长时间沉潜于其中。来到颍州后，一则较为闲静，二则周边环绕诸多博学之士，得以“求得少许所缺书”（同上），因此，他又可以专心地写作一段时间了。在写作过程中，每遇疑难，他总是和刘敞讨论，已经写成的书稿，也让刘敞先睹为快。欧阳修一向认为历史的记录应该像《春秋》一样，对那些“可以垂劝戒示后世”的君臣善恶功过与朝廷百事，“直书而不隐”（《论史馆日历状》）。可是，在五代那样一个充满战乱与动荡的年代，“兴亡两仓卒，事迹多遗欠”（《答原父》），许多文物资料都已遗失，历史事迹的考证困难重重，因此，他常常如履薄冰，希望刘敞多多提出修改意见：

闻见患孤寡，是非谁证验？

尝欣同好恶，遂乞指瑕玷。

——《答原父》

刘敞认为，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做到了“是非原正始，简古斥辞费”（刘敞《观永叔五代史》），叙事客观，议论公正，而语言简练准确，是一部可以千古流芳的皇皇巨著。

除了撰写《新五代史》，长期以来，欧阳修还在坚持不懈地研究《易经》、《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从贬谪夷陵时期开始，他就抱着疑古惑经的态度，力辟汉儒以来对经书的种种曲说，强调撇开传注直接“师经”，写下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其中许多观点，颇为惊世骇俗，例如关于《春秋》“获麟”一事的解释。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国国史修订而成。所记之事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共二百四十二年。叙事多极简略，以用字为褒贬。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其中《左氏》详事实，《公羊》、《谷梁》论义理，自汉以来，春秋学就成为儒家经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包括《公羊》、《谷梁》在内，历来研究《春秋》的学者都认为孔子作《春秋》始于隐公止于“获麟”，一定大有深意，因为麟是一种吉祥的兽类，有的认为孔子因见麟而作《春秋》，有的认为孔子作《春秋》因获麟而绝笔，等等。欧阳修却不认同于这些说法，他在《春秋或问》中写道：

孔子……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

他认为，孔子著书极为慎重，没有史料的依据，没有事实的核对决不轻易下笔，因此才能成为万世之法。获麟一事与孔子所作《春秋》的起止时间，并不具必然因果关系，之所以起于隐公止于获麟，完全取决于孔子当时所掌握的史料。隐公之前因年代久远，有关史料难以核实，所以删去不用；“获麟”之后因孔子不在史官职位上，史料也不能及时得到，所以不再涉及。反复探讨《春秋》何以起于隐公止于获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义在《春秋》，不在起止”。这个例子说明，囿于传统只能使人们对《春秋》的理解越来越误入歧途，即便是《左氏》、《公羊》、《谷梁》三传，也有诸多对《春秋》的误解：

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

可以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因此，当代研究《春秋》以及一切先儒经典的学者，应该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来重新审视前人的传注：

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

一石激起千层浪，欧阳修这种“据经废传”、疑古疑经的治学方法，在思想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的反对，有的疑惑，有的赞成。庆历新政时期，在范仲淹等人的支持下，他又将这种学风引入科场，所作策问大都以疑经为题，对青年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皇祐元年的新科进士姚辟就是这样一位青年学者，欧阳修称赞他“超然出众见，不为俗所牵”（《获麟赠姚辟先辈^[1]》），希望他将来能够力剿众说，堵塞歧路，将经学研究引入正途。并谆谆告诫道：

正途趋简易，慎勿事岖崎。

著述须待老，积勤宜少时。

苟思垂后世，大禹尚胼胝。

——《获麟赠姚辟先辈》

研究经学务求平实，不可一味追求新奇怪异之说，著书立说应以老年为宜，但青年时代就该辛勤积累，要想著述流传后世，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作为个中之人，欧阳修深深体会到，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不仅需要胆识、勇气和毅力，更需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辛劳与寂寞，所以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通常人们仅仅从理性上知道学术文化事业的可贵，未必就肯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但是，因“好之”而去追求，自己与这事业仍然是有差别，有区分的，有时会因懈怠而与之分离。只有达到“乐之”的程度，学术文化与自身才融为了一体。因为乐是通过感官而来的快感。感官的生理作用，不仅不再与理性所追求的事业发生冲突，反而能转化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助力，推动着你融入其中。那时，你会感到世间一切声色利禄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无论是谁，只有经过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才能最后达于“乐”的最高境界。这些都是欧阳修最切实的感受，他曾多次诚恳地将这感受告知青年学子，希望他们趁着年少尽快培养出对于文化的真正乐趣。他说：

乃知文字乐，愈久益无厌。

吾尝哀世人，声利竞争贪。

哇咬聋两耳，死不享《韶》、《咸》。

而幸知此乐，又常深讨探。

——《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

在他看来，那些一生沉沦于声色利禄之中而未曾体会到文字之乐的人，就像失聪的聋人至死不能欣赏到美妙的音乐一样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