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深切的哀悼之情，欧阳修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文章写成之后，却遭到尹洙家属与门生的非难

景祐三年，欧阳修与尹洙同因“朋党风波”得罪，各自远谪天涯。此后，欧阳修被诏还京，尹洙则前往西北前线。两位政治改革事业与文学革新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战友，尽管千里相隔，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庆历五年秋季，当欧阳修陷身于“盗甥”的流言之中时，尹洙也被守旧派以滥用公款替部将还债的罪名贬为均州（治所在今河南均县）监酒税。到达贬所后，州府的势利小人又对他处处刁难，百般折磨。第二年，尹洙身染重病，可是均州地处偏僻，既无名医，也无良药。时任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知州的范仲淹闻知此事，十分着急，忙上奏朝廷，请求允许尹洙来邓州治病。三个月后，朝廷的批示才姗姗来迟。然而此时，尹洙已经病入膏育，到达邓州不久便溘然逝去。身后萧条，家无余财，留下一群嗷嗷待哺的稚儿幼女。当时是庆历七年四月。好友的过早谢世，令欧阳修十分悲伤，尽管自己家里也并不宽裕，他仍然慷慨解囊，资助尹洙的遗属扶柩还乡。在《祭尹师鲁文》中他悲愤地写道：

嗟乎师鲁！辩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志可以狭四海而无所措其一身！

这么一位才高志大的英睿之士，竟不能为世所容，横遭迫害，潦倒以终！但是令人尤为敬佩的是：

方其奔颠斥逐、困厄艰屯，举世皆冤而语言未尝以自及，以穷至死而妻子不见其悲忻。

对于死生进退，豁达从容；性命忧患，不累于心胸。堪称知道明理的贤哲！因此，欧阳修相信：

嗟乎师鲁！自古有死，皆归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殁！尤于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为，后世师法！

随后，奉范仲淹之托，怀着深切的哀悼之情，欧阳修又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墓志铭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对于这类文章的写作，欧阳修一向强调“不虚美，不隐恶”，对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文字简练含蓄，使读者能寻味其中的褒贬涵义。《尹师鲁墓志铭》更是有意模仿尹洙简古的文风，用精简准确的评语记述尹洙一生的品行大节，写得言简意深。

然而，文章写成之后，却遭到尹洙家属与门生的非难。因为文章牵涉到有关古文的写作及其历史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尹洙以古文名世，而《墓志铭》只说了“简而有法”四个字的评语，甚嫌评价不足；其次，尹洙破骈为散，厥功甚伟，《墓志铭》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三，《墓志铭》没有提到尹洙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倡导地位。第二年，欧阳修为此作《论尹师鲁墓志》一文逐一予以辩解：首先，“简而有法”是指善于对素材进行取舍剪裁，恰当地把握用语的轻重褒贬，含蓄准确地表达思想内容，所谓“用意特深而语简”，这四个字分量极重，从古至今只有孔子亲自所作的《春秋》才当得起，用以称尹洙之文，已是极高的评价，“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实在太荒唐了；其次，单就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好，但骈文也未必一概皆坏，因此，破骈为散本身，不必特别予以揄扬；第三，宋初以来，倡导古文的人很多，尹洙之前已有柳开、穆修等人，所以，说“作古文自师鲁始”并不符合事实。欧阳修的辩解理直气壮，而且慷慨激昂，文章最后写道：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表明本文是有意效仿尹洙的文风而作，倘若死者地下有知，一定会像昔日那样“展卷疾读”，拍案叫好。然而尹洙的家属、门生仍不领情，范仲淹也认为“词意高妙，固可传于来代”（范仲淹《与韩琦书》），但叙事过于简略，不尽如人意。最后请韩琦另外写了一篇墓表文，洋洋洒洒地超过了欧氏之文二三倍，大大冷落了欧阳修。

诚如欧阳修所坚持的，碑文写作应该强调史笔的简要，但是透过这件事情我们仍可以发现，在文学发展问题上，欧阳修与尹洙之间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原则分歧。

早在洛阳时期，欧阳修从尹洙学习古文，崇尚简古，并努力贯彻于他的写作实践之中。但是，即便在这一阶段，“简古”也不能规范他所有文章，深婉不迫、意味深长才是其散文的重要特色。后来，随着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欧阳修对“简古”问题既有所发挥又有所变化。一方面，他仍然推重“简而有法”的文风，但主要限于碑志、史传等文体，无论在写作实践上还是在理论认识上，都并不把“简古”作为一切文体的标准；与此同时，作为尹洙“简古”主张的补充，欧阳修又提出了不能片面求简的思想。在写给门生徐无党的信中，他说：

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

——《与渑池徐宰》

要求简约峻洁必须服从于自然流畅，“简”是属于第二位的。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简洁固然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大优点，但简洁有时是以牺牲散文的自由挥洒为代价的，有损于散文的形象性与抒情性。正因为如此，他对尹洙的“简古”日益感到不满。多年后，他曾对苏洵说：苏洵之文以驰骋纵横见称，而这正是尹洙之所短。

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引

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对“简古”风格的崇尚，主要激于对骈偶文藻饰繁缛的厌倦和排拒。但是，骈偶排比与单句散行原来同是语言中的自然现象，反对“五代体”、“西昆体”并不意味着否定骈偶文体甚至骈偶的语言成分。因此，在欧阳修洛阳时期的文章中仍有不少骈偶句式。如果说，当时文章中的这些骈偶成分，大抵积习所使，摇笔自来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写作中，他更自觉地吸取骈文的艺术长处，达到另一境界。因此，在《论尹师鲁墓志》中，他明确宣称：

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

而从创作实践来看，代表他散文艺术走向成熟的作品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都是融化、涵摄、整合了骈文某些特点的新型“古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有意识地运用古文的笔势笔调来组织骈偶排比等语言成分，形成一种似骈非骈、亦骈亦散的文体，散句和骈句水乳交融而又灵活变化，极大地加强了表现力。

因此，对于尹洙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问题，欧阳修并不赞成范仲淹以及尹洙家属与门生的看法。即便在当时，持此观点的也不仅仅欧阳修一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韩琦。韩琦与尹洙、欧阳修均为至交，尹洙的家属拒绝了欧阳修所作的墓志铭后，便请韩琦另作墓表文。在《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中，韩琦写道：

天圣初，公（尹洙）独与穆参军伯长（穆修）矫时所尚，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词鼓动之，于是后学大悟，文风一变。

这里先叙尹洙、穆修力倡古文，次叙欧阳修以卓越的创作实绩影响众人。“次得欧阳永叔”的“次”，仅指时间先后而言，至于功劳大小，仍隐然推欧阳修为首。这在当时反映了不少人的共同看法。尹欧诸人都已作古多年之后成书的《神宗旧史·欧阳修传》这样写道：

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章大变，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

今天，我们摒除了一切人际关系与情感因素，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欧阳修学古文在尹洙之后，而且一度领受尹洙的教益，但尹、欧的古文理论和写作才能确有高下之殊。是欧阳修促使了宋代散文风气的真正“大变”，尹洙是无法与之匹敌的。可以设想，如果遵循尹洙的古文理论，宋代散文就不可能形成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从而谱写出中国散文史上别放异彩的新篇章。奠定这种群体风格和局面的，只能首推欧阳修。在这个根本点上，这两位好友之间看来是无法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