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上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尝试，诗歌理论的建树也有了长足发展

闲适的心情特别适合从事文学创作，此时，欧阳修不仅散文艺术走向成熟，进入了黄金时期，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尝试。他精心揣摩前人诗作，尤其是中唐韩孟诗派诗人的作品。

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诗歌流派。面对盛唐诗人辉煌的诗歌成就，他们不甘心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后，试图从语言、意象、技法、声律、体制等方面突破前人既定的规范与体系，从而为后代诗人开辟了诸多创新的路径。

欧阳修的诗歌受韩愈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以文为诗和以议论入诗两方面。这一时期他也有不少诗作有意效仿韩孟诗派其他诗人的风格，如《春寒效李长吉体》（李贺字长吉）、《拟孟郊体秋怀》、《弹琴效贾岛体》等等。而就艺术个性而言，欧阳修最喜欢的是李白，因此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

欧阳公诗学退之（韩愈字退之），又学李太白。

转益多师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诗歌具有了自己独特的面目，一方面吸收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将诗歌散文化、议论化；另一方面又在保持韩诗雄伟、畅达的同时，避免了韩愈用语险怪、枯燥艰涩的缺点，以清新流畅的语言与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形成流丽宛转的风格。

与此同时，欧阳修在诗歌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梅尧臣这时已经四十五岁了，在诗坛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自己的诗稿却并不留意收拾，倒是妻兄谢绛之子谢景初十分用心。作为梅尧臣诗歌最忠实的读者，景初担心姑父的诗作散失，自告奋勇代为整理，将天圣九年以来的诗作辑为十卷，请欧阳修作序。接到这厚厚一叠诗稿，欧阳修既为老友感到高兴，又不免有些心酸。梅尧臣少年早慧，“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年长之后更是学贯古今，“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悦于世”（《梅圣俞诗集序》），而当今文坛，论及诗歌，亦无不首推圣俞。景祐年间，宰相王曙读过梅尧臣的诗后也不禁击节赞叹道：

“二百年无此作矣！”

然而，这样一位超群出众的才士，却仕途不顺，早年荫袭叔父梅询的官爵走上仕途，此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皆名落孙山，因而长期沉沦下僚，直到如今年近五十，还在给人做幕僚，怀才不遇，不能奋发有所作为。古人常说：

文章憎命达。

——杜甫《天末怀李白》

又说：

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白居易《序洛诗》

莫非真的是绝世的文才与通达的仕途两相抵牾？欧阳修木肯相信如此宿命的解释，但是回顾古往今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又不能不认可韩愈所说：创作欲望往往产生于愁苦困窘之中，表现悲苦忧愁的作品也格外容易打动人心。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

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欧阳修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苦苦思索，终于厘清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写道：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人们常说诗人得意的少，穷困潦倒的多，欧阳修认为这只是一种误解而已。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大概是因为传世不朽的诗作大多出于古代那些穷困潦倒的诗人笔下，而一般诗人的作品则随着时间的流逝湮没无闻了。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因为，大凡读书人胸中蕴藏着才智和抱负却不能施展于当世，总是喜欢浪迹于山巅水涯，这使他们与社会、与自然的接触更加广泛而又深入，生活体验与现实感受也就更加真实、深刻。而诗歌内容的丰富、充实，有赖于诗人的生活阅历与人生体验。在艰难的处境中，诗人内心的情感无处发抒，只能设法用最准确、最巧妙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穷愁潦倒的诗人抒发羁臣、寡妇的哀叹，能写出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这就是诗人越是困顿，诗歌艺术水平就越是高超的缘故。他由此得出了一个在我国诗歌批评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卓越判断：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观点，涉及到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从强调诗歌必然反映作者生平遭际、强调诗歌必须反映真情实感的角度，比之韩愈作了更为透辟的发挥，把过去颠倒了的因果关系纠正过来。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这篇文章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质，予一切困顿偃蹇的寒士一掬同情之泪，也反映出欧梅之间真挚的友情。文章以无比痛惜的语气写道：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对梅尧臣半生不遇、年华渐逝充满了感同身受的焦灼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