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奏院事件”之后，守旧派纷纷占据要职

此时，朝中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仍在紧张对峙之中，双方似乎是势均力敌。九月，较为中立的宰相晏殊为谏官论罢，出知颍州。杜衍任宰相兼枢密使，可是同时被任命为枢密使的贾昌朝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的陈执中，却极为舆论所不认可，尤其是以门荫得官的公卿子弟陈执中，刚愎自用，不学无术，遭到台谏官们的强烈反对，而仁宗一意孤行，遂成定局。十月，谗谤日甚，蔡襄出知福州，孙甫出使契丹，石介通判濮州。杜衍的地位高了，可是也更加孤立了。但是，这位倔强的老臣依然独立支撑着新政的大局，使朝中群小深感不便。为了倾轧杜衍，守旧派全力寻找一切可乘之机。终于，他们的目光盯住了苏舜钦。

苏舜钦才思敏捷，议论锋发，指陈朝政不避权贵，一些守旧派大臣早已将他视同仇雠，而且，他又是杜衍的女婿，今年三月因范仲淹的推荐，以集贤院校理，监进奏院。如果能将他扳倒，乃是一举数得的事情。

十一月初，进奏院祠神。按惯例，祠神过后全院官吏有一次聚餐，以往都是由大家凑钱置办酒食、邀集伎乐。苏舜钦觉得这样不妥，便与同监进奏院刘巽各出俸钱十千，加上变卖办公废纸的钱四五十索一同使用。参加这次宴会的除了本院官吏，还有馆阁同舍数人，都是与苏舜钦意气相投并在新政实施以来颇受重用的一批才学之士。大家开怀畅饮，极尽欢娱，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更是乘着醉意戏作《傲歌》，歌云：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此前，听说进奏院有此盛会，太子中书舍人李定也很想参加，但他与苏舜钦并无交往，便请梅尧臣代为致意，苏舜钦素来鄙薄李定为人，没有答应。李定怀恨在心，遂捃摭其事，将苏舜钦以卖废纸公钱大宴宾客、王益柔醉后作《傲歌》亵渎圣人等事一并告知御史中丞王拱辰。

自庆历以来，王拱辰与范仲淹、欧阳修等政见不一，日益走向对立，与夏竦、贾昌朝为首的守旧派结为同盟。听说这一情况，他如获至宝，指使部属鱼周询、刘元瑜奏劾苏舜钦，借此动摇杜衍、范仲淹的地位，达到阻挠新政的目的。仁宗听信谗言，将此事交给开封府究治，还连夜派宦官把参加宴会的人全部拘捕入狱，造成一起轰动朝野的大案。王拱辰、张方平甚至联名上书要求处死王益柔，其背后不便明言的原因乃是，王益柔也曾得范仲淹荐举。

在此危急时刻，枢密副使韩琦急忙面见仁宗说：

“我听说陛下派遣宦官带着文书连夜拘捕馆阁学士，京城士庶无不惊骇。苏舜钦等不过一醉饱之过，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即可，何劳陛下亲自过问？陛下一向圣德仁厚，如何做出这样的事情？”

仁宗回想昨夜之事，也觉得确实是小题大做，有失朝廷体面，悔恨之情见于颜色。及至宰辅大臣讨论处置办法时，贾昌朝暗中支持王拱辰等的建议，杜衍因身受牵连不便说话，另一名宰相章得象也不置可否，唯有韩琦说：

“益柔醉后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为陛下近臣，应该同国家休戚与共。如今西部边境用兵，有多少大事需要筹划，置之不言，却联名攻讦一个位卑名微的王益柔，他们的用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最后，王益柔免于一死，但被黜除集贤校理的职衔贬为复州监税；苏舜钦则以盗用公钱论罪，除名勒停，削职为民；此外还有十名参与宴会的知名人士受到贬谪。结案之后，王拱辰十分得意地对人说：

“被我一网打尽了！”

十一月十二日，苏舜钦等十二人的处分命令发布五天后，仁宗皇帝又下达诏书，申斥朝臣朋党相讦、沽名钓誉，诏书明确指责执行新政的按察使们“恣为苛刻，构织罪端”，欧阳修、蔡襄等新政的舆论代言人“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要求“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诏令的下达，无疑是守旧派借皇帝之口来压制舆论，使朝野上下无人敢为苏舜钦等人鸣冤叫屈。

正在京城等待新职任命的梅尧臣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他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道：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

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

虽云九客沮，未足一客嗔。

古有弑君者，羊羹为不均，

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阳人。

——《杂兴》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郑国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为主帅抵御入侵者，羊斟为华元驾御战车。战前，华元杀羊慰劳士卒，而不及羊斟。战斗开始后，羊斟怀恨在心，说：“昨日的羊您做主，今日的战车我做主。”于是将主帅的战车开到郑军的包围圈中，宋军大败。诗歌以古典喻今事，形象地记录了这场由睚眦必报的小人而引发的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诗歌最后两句表明是非自有公论，警告玩弄阴谋权术的人，不要以为天下的士人都像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一样，只顾保全个人操守而不问世事。

随后的日子里，被贬的十余人先后黯然离京，苏舜钦也携妻带子前往苏州，开始长达四年的放废生涯。临行前他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正在河北转运使任上的欧阳修，自辩其冤，词极愤激。接读来信，欧阳修不禁扼腕长叹。如今他不在谏官任上，连为好友辩护的权力也没有了，无限愤懑之中，他提笔在信后连书数字：

“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

“进奏院事件”之后，守旧派纷纷占据要职，杜衍在朝中的地位日益孤危，处处被人掣肘，根本无法发挥作为宰相兼枢密使的作用，于是多次请求罢去相职，出知地方，但是仁宗没有同意。

欧阳修于岁暮卸去河北转运使任回到汴京，但是仁宗并没有履行让他回朝任职的诺言，随即又任命他暂时代理知成德军（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事^[8]。因此，春节刚过，欧阳修再次远赴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