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富弼之命下达不出十天，欧阳修也接到了新的任命

欧阳修七月底回到汴京时，苏舜钦已在进奏院任职，梅尧臣则于不久前解湖州监税任回到汴京，等待新的任命。本该是宿愿得偿，尽情欢聚，然而世事竟是如此地不遂人愿。

原来，四月间开始酝酿的“朋党”风波并没有平息，而是愈演愈烈。随着改革的逐日展开，越来越多的官员受到弹劾，也使越来越多的官员站到反对新政的立场上去。那些已经失去官位和担心即将失去官位的臣僚，不断地给皇帝写信，毁谤之声不绝于耳。即便是一些正直的、中立的官员，也认为范仲淹等人“更张无渐，规模阔大”（元·脱脱《宋史·范仲淹传》），改革难以稳步进行。仁宗皇帝越来越困惑、越来越动摇。“山雨欲来风满楼”，朝廷发生的一切，使范仲淹感受到深刻的危机和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正在这时，契丹与西夏发生战争。契丹国主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西征，并要求宋朝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以他对西北边事的洞明和练达，对此疑虑重重，他担心契丹出兵的真正目的在图谋宋朝，于是请求罢去参知政事之职，出镇西部边境，趁机在宦海风波中全身远退。六月二十二日，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出为陕西、河东路安抚使。

然而，一个更为可怕的阴谋在七月间酝酿成熟。庆历三年四月，夏竦在就职前一刻被罢去枢密使职位，紧接着石介所作《庆历圣德颂》又将他斥为大奸，一时之间有如过街老鼠，狼狈不堪，这名老奸巨猾的政客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怀着刻骨仇恨抵达亳州知州任后，他一面上万言书自辩，一面纠集党徒散布关于“朋党”的流言。并在家里斋请僧道，向神灵祈祷，盼望有朝一日能置政敌于死地。他家斋坛上放置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夙世冤家石介”。他还秘密派遣一名美貌的心腹女奴，混入石介家中，偷偷模仿石介的笔迹。学成之后，便涂改石介写给富弼的书信，又伪造了由富弼授意石介起草的废立仁宗的诏书。此事飞语传闻，朝野震惊。仁宗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但身陷如此险恶的流言之中，富弼也无法继续在朝廷安心任职了。八月五日，富弼以枢密副使出为河北宣抚使。不久，石介亦随之罢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因前任通判任期未满，只得先回故乡山东徂徕等候。

目睹朝中的这些变化，欧阳修内心十分焦虑，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将自己投身到忘我的工作中去。他将三个月来在河东考察所发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思考与研究，写成一系列奏折，如《上矾务利害状》、《乞罢铁钱札子》、《请耕禁地札子》、《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等，希望能在艰难中继续推进新政的实施。

出人意料的是，富弼之命下达不出十天，欧阳修也接到了新的任命，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当时契丹大军集结北部边境，声称讨伐西夏，兵多诡诈，不能排除他们另有图谋。因此，欧阳修此行责任重大。但是，正如蔡襄所言：

事有轻重，度才而处；才有长短，适用为宜。朝廷安危之论系于天下则为重，河北金谷之司系于一方则为轻。修之资性，善于议论，乃其所长，至于金谷出入之计，勤干之吏，则能为之。

——蔡襄《乞留欧阳修札子》

北部边境军需物资的筹备固然重要，但与朝廷大局的稳定相比较则显得次要一些。如今革新派主帅范仲淹、富弼已先后离朝，作为新政舆论代言人的欧阳修倘若外任，对于改革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况且，军需物资的筹备，任何勤谨干练的官吏都可以胜任，而朝廷谏官与知制诰之职则非长于议论、见解深刻而透彻的欧阳修莫属。因此，他认为：

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长，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

其他谏官也一再上书，请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但是他们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事实上，欧阳修这次被命离朝，正是由于他论事切直，锋芒毕露。其中极力主张欧阳修外任的，就是当年推荐他任谏官的宰相兼枢密使晏殊。晏殊初入相时，擢欧阳修为谏官，但是没想到他如此刚直耿介，两年来论事不休，有时甚至当面争论，毫不容情。一天，晏殊指着韩愈的画像对人说：

“这样子很像欧阳修，怎知欧阳修不是韩愈转世？我看重欧阳修的文章，但不看重他的为人。”

作为唐代著名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韩愈和欧阳修一样立朝耿直，无所畏避，后世对于他的历史功绩的认识和历史地位的确立，有一个由隐而显、由低而高的变化过程。由于他拙于世务，有时也难免恃才肆意，当时及后世的人对他的为人有过不少非议。晏殊一番话即是从这一角度，借贬低韩愈进而贬低欧阳修。

心高气傲的欧阳修听说以后，自然大为不平，他反唇相讥道：

“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之，其为人又次于文也。”

朝命不可违，回京刚刚半个来月，欧阳修又要打点行装出发了。不过，在整装待发的日子里，他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朝中的大小事务。八月二十六日，由于反对新政的臣僚们频频上告，仁宗下诏指责按察使“发摘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使下无所措手足”（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欧阳修敏锐地意识到这道诏令将极大地损害按察使的热情与权威，使整顿吏治的工作无法开展，进而导致新政的流产。他立即呈上《论台官上言按察使状》，请求仁宗收回诏令。

对于欧阳修的离朝外任，仁宗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十分嘉奖欧阳修的刚直敢言，一方面又对他穷追不舍的论事风格有些难以接受。临行之前，他诚恳地对欧阳修说：

“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回到京城，不会让你长期留在河北。对于朝政还希望你知无不言。”

欧阳修回答说：“作为谏官，许以风闻，论事尚且唯恐失实。如今既以另有职事，议论朝政岂非越职之罪？”

仁宗说：“只要所论切当，不必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