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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传
1.5.11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欧阳修奋笔疾书写下了不朽之作《朋党论》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欧阳修奋笔疾书写下了不朽之作《朋党论》

自宋夏战争后,位处西北边境的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周围居住的民众被元昊掳掠殆尽,州城四面野无耕民,城中供给都需长途运送,劳民伤财。因此有不少大臣奏请废除麟州,也有人建议保留麟州,将州治迁移到府州(今陕西府谷)或岚州(今山西岚县)附近。移徙废存,孰利孰弊?为了便于最后决策,庆历四年四月八日,仁宗特派欧阳修前往实地考察。

欧阳修于五月上旬抵达麟州,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论麟州事宜劄子》中,他详细地陈述了有关情况。首先,麟州及其下辖的五个兵寨与府州遥相呼应,构成了西部边境的一道屏障,可以拒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侵扰者于二三百里以外,“若麟州一议移废,则五寨势亦难存”,其结果必然使府州成为孤堡,自守不暇,黄河沿岸各州县“尽为边戍”,“终岁常忧寇至”;其次,麟州“城壁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可守而不可攻”,距离黄河与府州,分别不过百余里,若要迁移,“不过移得五七十里之近”,却放弃了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因此,他力主麟州不可移废。但如何解除粮草运输给民众带来的压力呢?他建议一方面减少五寨常驻士兵,减去的三分之二士兵可屯于人烟稠密的保德军附近,既可免去供给运输之烦,又离五寨不过百里,若有敌情,可随时增援;另一方面,任用“材勇独出一方,威名既著,敌所畏服,又能谙敌情伪”的当地土人为麟州知州。作为本地人,他一定会“视州如家,系己休戚”,而且也容易使当地百姓归附。这样便能做到“外能捍贼而战守,内可辑民以实边”,不必凡事仰仗于朝廷,省费减兵,无所不便。

然而此时,朝中形势却又有些不太宁静了。新政的实施严重地触犯了某些官僚权贵的利益,从减少任子做官的恩荫,到严格按资历升官的考绩条规,使希图侥幸进取之辈深感不便,尤其是按察使派出后,因循腐败者的各种罪状被大量检举揭发出来,大大小小的官员寝食难安。他们渐渐汇聚于夏竦的周围,等待时机,要把在朝政斗争中屡试不爽的“朋党”的刀子重新拾起。于是恶毒的攻击开始散布开来,朝野之中有关朋党的议论又日甚一日地聒噪起来。他们攻击改革者们“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并煞有介事地说:

……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仁宗皇帝不免心生疑窦,彷徨迷惘。一天,他满腹狐疑地问执政大臣:

“我从来只听说小人结党营私,也有君子之党吗?”

范仲淹坦然回答道:

“我在边地领兵时发现,那些勇敢的士兵喜欢自成一群,那些胆小的士兵也喜欢自为一伙。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关键在于主上的辨别。假使君子相朋为善,对于国家又有何害?朝廷不应禁止。”

欧阳修在旅途中得知这一情况,心中十分焦虑。他深知在君主集权制的时代,改革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君王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支持。鉴于景祐三年范仲淹因言事遭贬,尹洙、余靖、欧阳修仗义执言而被诬以朋党相继贬逐的教训,欧阳修决定化被动为主动,撰文痛斥至今阴魂不散的朋党之说,释解仁宗心头的疑虑,坚定他任用贤能的决心。于是,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欧阳修奋笔疾书,写下了不朽之作《朋党论》。

文章开篇以退为进,出人意料,并不就事论事地辩解革新派是不是朋党,也不否认政治生活中朋党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着重论说朋党的君子、小人之别。他写道: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朋党”一词,由来很早,《韩非子》、《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就已出现过,但往往含有贬义。欧阳修在此则透过现象深入本质,赋予“朋党”以新的内涵,提醒君王及其他不明真相的人们不要一提“朋党”就谈虎色变般敏感、排斥,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破除了这一由来已久的盲目成见后,接下来的论述更让人意想不到: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相信读到这里,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充满了疑惑,情不自禁地想看个明白。于是,作者便以他惯有的从容风格展开论述: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小人以个人私利为最高追求,没有原则,更无操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此他们的聚合是短暂的、虚伪的。而君子则完全不同: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通过这一番合符基本人情人性与生活常识的逻辑推理,文章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一论断,作者又列举了尧、舜、商、周以及东汉、晚唐六件相关的历史事实,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论述国家治乱与朋党的关系,说明进用君子之真朋的重要意义。

文章前半部分重在说理,后半部分重在引证史实,立意新颖,分析透彻,排比、反复句式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论辩的力量。仁宗读罢,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