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正式拉开了帷幕

春去秋来，形势更进一步地向有利于改革者的方向发展。八月十三日，范仲淹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此时仁宗皇帝急于稳固政局，实现太平，一次又一次地向大臣们求问强国的方略。范仲淹深感任重而道远，曾私下对朋友说：

“皇上对我确实是极为信任和器重，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先后缓急，以往长期承平局面中形成的弊端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革除的啊。”

但年轻的皇帝已是迫不及待、跃跃欲试了。他两次赐给范仲淹亲笔书写的诏书，又于九月三日大开天章阁召见二府^[6]大臣，让他们当场奏对，条列己见。天章阁始建于宋真宗天僖年间，仁宗即位后，专门用于珍藏真宗御制文集与御书。在如此庄严肃穆的殿阁与宰执大臣共商大计，谋求革故鼎新之道，足见仁宗的郑重其事。

仁宗皇帝的一再敦促，令范仲淹十分惶恐，退归私第后，他将多年来对国事的深入思考，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文，提出了十大新政主张：一曰明黜陟，即严格官吏升降制度；二曰抑侥倖，即限制臣僚自荐子弟做官的“恩荫”制；三曰精贡举，即科举考试制度的进一步精细化与严密化；四曰择长官，即选派优秀的人担任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州县长官；五曰均公田，即均衡地方官员的职田收入，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以便廉洁为政；六曰厚农桑，即重视农业生产，大兴水利建设；七曰修武备，即参照唐代府兵制，整治军备，减省给养之费；八曰覃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从重处置那些违反或拖延赦令施行的人；九曰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政令，以取信于民；十曰减徭役，即减轻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对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

与此同时，富弼也呈上了《安边十三策》和当务之急的十几条革新建议，韩琦则先奏七事，又陈救弊八事。这些都是对范仲淹十大新政主张的补充。仁宗专意信任范仲淹等改革派大臣，全部采用了这些奏议，庆历三年十月开始，陆续以诏令形式统一颁行全国，付诸实施，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正式拉开了帷幕！

从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可知，新政的核心就是整顿吏治，革除官场上“不问贤愚，不较能否”、“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弊病。欧阳修热烈拥护范仲淹的新政主张。事实上，早在初登言路时，他便连上《论按察官吏札子》与《论按察官吏第二状》两个奏折，要求“特立按察之法，……然后别议黜陟之法”，淘汰那些年老、病患、赃污、不材的官吏，以解决官吏冗滥的弊端。九月末，他又上《再论按察官吏状》，建议朝廷“精选明干朝臣十许人，分行天下，尽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这一提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庆历四年初，仁宗诏令中书省、枢密院聚议多日，决定选派都转运按察使前往各地考察地方官吏。于是，张昷之被派往河北，王素派往淮南，沈邈派往京东，施昌言派往河东，李绚派往京西。他们分别代表朝廷“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皆罢之”（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

范仲淹亲自参与了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他调来各路转运使名册逐一翻阅，见庸碌无才者，便一笔勾去其姓名，这种雷厉风行、毫不留情的作风，就连富弼看着都有些心惊，他说：

“范公您这里轻轻一笔，哪里知道他要一家痛哭呢。”

范仲淹坚定地回答说：

“宁愿让一家哭，不能让一路哭。”

范仲淹坚决果断的态度主导着改革的发展方向，因此，新政实行不久，一些庸碌贪赃的官吏纷纷解去，州县吏治一时有所澄清。

庆历四年春，在紧锣密鼓地整顿吏治的同时，有关人才选拔与培养的改革措施也在热烈的讨论与部署中。

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兴学。可是，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安，学校凋零，教育衰敝。宋朝建立后，稍稍增修国子监学舍，长期在校的学生也不过一二十人；太学则未尝营建，暂借锡庆院数十间房子勉强支撑。

宋朝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分解试（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科。科目虽多，但朝廷最重视的是进士一科，士子趋之若鹜，人才亦多出于此科。在此之前，进士省试共分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贴经。这种考试方法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因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要求改革这一弊制。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就曾指出：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对于科举考试的弊端，欧阳修也早有不满，他本人蹭蹬科场七八年，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又曾目睹梅尧臣、曾巩等杰出之士的一再受挫，多次撰文质疑这一制度选择人才的合理性与可靠性。因此，他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讨论中。在《论更改贡举事件剳子》一文中，他明确指出：

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弊，理当变更。

进而分析致弊之因，其一在于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只要死记硬背《六帖》、《初学记》等类书，格式上符合基本要求，把诗文写得四平八稳，便能获选；其二在于“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导致阅卷者心劳力竭，取舍失当。针对这两项弊端，他提出了改革的办法：

今之可变者，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去留。

具体而言就是首场试策，次场试论，最后试诗赋，每场考试淘汰一批人，最后参加诗赋考试的，“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致乖诞之人”，这样便能保证“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

随后，遵从仁宗御旨，欧阳修与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等九人，讨论科举改革方案，实施“精贡举”的主张。

庆历四年三月十二日，由欧阳修起草上奏《详定贡举条状》一文，“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从人才培养到人才选拔，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措施。在人才培养方面，主张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让士子们在本乡本土接受教育，由地方官员考察其道德品行，选择品学兼优的人推荐应试。在人才选拔方面，提出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引导全国士子留心国家治乱的思考；简化诗赋考试的程式规范，使才识闳博者得以驰骋；考问儒家典籍的大义，使研读经书者不专于记诵。这一系列改革主张很快在御前会议上获得通过。

十三日，朝廷发布了欧阳修起草的《颁贡举条制敕》，正式颁行新的科举考试条例，同时诏令天下州县皆立学。从此，各类官私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勃兴于四方，推动着宋代文化走向全面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