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罢相之后，仁宗皇帝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开放言路，增补谏官。欧阳修首被其选

庆历三年（公元1043）正月，皑皑白雪依然覆盖着荒原与村落，春天的脚步却已悄悄走近：那仿佛巧手裁剪出来的绿叶红蕊，争先恐后地从枝条间迸出，就连那曾经被野火烧过、被樵夫砍过的老树残根，也纷纷长出了嫩枝新芽……大自然勃勃的生机，激发着人们内在的生命活力：

新年风色日渐好，晴天仰见雁已回。

……

翠芽红粒迸条出，纤趺嫩萼如剪裁。（趺：fū，花蕊）

卧槎烧枿亦强发，老朽不避众艳咍。

（枿：niè，树木砍去后又长出的新芽。咍：hāi，嗤笑）

——《归雁亭》

酒酣几欲揈大鼓，惊起龙蛰驱春雷。（揈：hóng，敲击）

——同上

在滑州归雁亭，欧阳修怀着春天的喜悦，憧憬着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这真是一个值得人们期待的年份。正月，西夏因久战困弊，终于决定派遣使者请求议和，历时四年的宋夏之战即将告一段落。

当然，令人振奋的消息还不止于此，先后执政二十年的宰相吕夷简因年老多病于三月二十一日辞去相位。对于这位长期辅政的老臣，仁宗内心是十分依恋的。当年，他年幼登基，母后临朝，“内外无间言，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宋·王称《东都事略·吕夷简传》）。这位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宰执大臣，“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元·脱脱《宋史·吕夷简传》），尽管由于当政日久，未免专权擅任，压制异己，但从未将政敌置之死地，“所斥之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同上），因此，虽多次被台谏弹劾，而仁宗对他的眷顾始终不变。对于他的辞职，仁宗曾再三挽留，又多次亲下手诏予以极高礼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既像父辈又像导师的宰相的辞职，对正当盛年的皇帝来说，又未尝不是一种约束的解除。他决心以此为契机更新朝政、革除时弊！

吕夷简罢相之后，仁宗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开放言路，增补谏官。欧阳修首获其选，推荐他的便是现任宰相兼枢密使晏殊。企盼多年的机会终于降临，欧阳修的心情无比激动和兴奋，决心不辜负君王的恩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酝酿多年的改革潜流推波助澜。他快马加鞭回到京师，但见绿荫初茂，新笋成行，四月的汴京在他眼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盎然生机！

与欧阳修同时任命为谏官的还有王素、余靖、蔡襄。他们一样地充满忧患意识，一样地正直敢言，上任不久即被人们戏称为“一棚鹘”。鹘，又名隼，是一种形状似鹰的猛禽。他们以锐利的眼光审视朝野，以极大的勇气指陈朝政阙失，向权威挑战，向陈规开火，充当着改革的先锋和斗士。

四月七日，士论所归的韩琦、范仲淹同时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自康定元年以来，两人同在西北整顿军队、加强防务、大兴屯田、招抚边地少数民族，为提高军队战斗力、防止西夏侵扰、安定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声名大振，并称“韩范”，因此朝廷倚以为重。

可是即将出任枢密使的却是声名狼藉的守旧派人物夏竦。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他明敏好学，才术过人，但生性贪婪，汲汲于功名利禄，又喜欢玩弄权术，反复无常，时人称为奸邪小人。吕夷简执政期间，害怕与他共事，始终不肯起用。退休时为了尽释前嫌，特意推荐了他，所以才有这一任命。

消息发布之后，欧阳修、蔡襄等极力反对，这群无所畏惧的台谏官们交章论谏，一连上了十一道奏疏，终于迫使皇帝收回成命，改任杜衍为枢密使。已经兴冲冲来到都门之外的夏竦只得悻悻离京，改任亳州知州。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人。他从小“苦志厉操，尤笃于学”（元·脱脱《宋史·杜衍传》），劲正清约，好荐引贤士，裁抑侥倖，凛然有大臣之概，在朝野间享有盛誉。此时由枢密副使升任枢密使，正是顺理成章，深孚众望。

朝廷的一系列人事变动，昭示着宋仁宗奋然求治，振起威德的革新意愿。朝野上下一大批关心国运、富有社会政治热情的士大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正在国子监担任直讲的石介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

“这是千古难逢的盛事啊！我的职责就是颂美圣明，怎能不放声高歌、纵笔疾书？”

于是，他以澎湃的激情写下一首长达一百九十句的四言古诗《庆历圣德颂》。诗歌明辨忠邪，热情讴歌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辅佐圣君的贤德俊良，痛斥夏竦为朝廷大奸。由于切中时事，一经写出，众口相传，影响极为巨大，就连远在偏僻的四川眉山、当时年仅八岁的苏轼，也从乡校老师那里读到了这首诗歌，从此记住了范、韩、富、欧等一代名臣。

在舆论的鼓舞下，欧阳修等四名谏官更觉斗志昂扬，极论时政，奏疏不断。对于石介这位思想界的猛将、这位最富鼓动性的宣传家，他们一直都是十分了解的，对于他乐善疾恶、遇事奋然敢为的个性自然也是十分的推崇，引为同调。因此，决定联名向朝廷推荐石介担任谏官。

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范仲淹的坚决反对。他说：

“石介的刚正不阿，这是天下闻名的。但他个性过于标新立异、倔强劲直，倘若担任了谏官，必定会强制君王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难行之事，稍微拂逆了他的意愿，便会不顾一切地死谏，叩头流血，无所不为。当今皇上，虽然年轻，但并无什么过失，朝廷政事得体，又哪里用得着这种谏官？”

对于那首众人交口传诵的《庆历圣德颂》，范仲淹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诗歌刚刚传出时，范仲淹正在从陕西边境返回汴京的路途上。读罢此诗，他不禁拊掌长叹，对同行的韩琦道：

“大事将要坏在这个怪人手上了！”

韩琦也深有同感，他忧心忡忡地说：

“国家大事怎么能这样简单鲁莽？这样做必定要坏事的。”

长期以来，范仲淹、韩琦从朝廷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深深感到，政治改革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应该以全局的观念和富于前瞻性的眼光理性地推进，而石介这种意气用事的做法虽然能逞一时之快，但很有可能将这场初露端倪的严肃的政治改革导向无休止的人事纠纷。

不过，此时的欧阳修还不善于从这样的高度来思考政治问题，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为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利而欢欣，为改革事业的步步推进而激动。四月八日论罢夏竦，五月三日论罢凌景阳等三人馆职之资，七月三日论罢翰林学士、知制诰苏绅，十一日论罢参知政事王举正……一时之间，“人视之如仇”（元·脱脱《宋史·欧阳修传》），但欧阳修毫不介意，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恪尽谏官职守。在《答徐无党第二书》中他写道：

修今岁还京师，职在言责，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为明天子求人间利病。

仁宗皇帝十分欣赏欧阳修的忠诚刚正，论事切直，始终如一，曾深有感慨地对身边侍臣说：

“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