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成为了革新派的主要代言人，为即将到来的“庆历新政”作出了积极而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西部边患未解，北方又传警报。庆历二年三月，契丹族政权辽国见宋朝忙于西夏战事无暇他顾，于幽蓟一带聚兵，声言南下，要求割让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南）以南的十县土地。而在此时，京东、京西也正酝酿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宋王朝腹背受敌，毫无招架之力，在此情形下，决定派使臣前往辽国议和。知制诰富弼临危受命，先后于四月、九月两度出使契丹。面对飞扬跋扈的辽国君臣，富弼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终于保全了国土，拒绝了联姻的要求，但是作为代价，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宋朝每年必须向辽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局面，迫使仁宗皇帝下决心广开言路，寻求拯救危局的方略。他五月十二日正式下诏，命三馆臣僚上书言事。欧阳修十分踊跃地响应这一号召，连续多日废寝忘餐，写成《准诏言事上书》一文。文中提出“三弊五事”，全面分析宋朝官僚政治的症结所在，系统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立足现实，反对因循守旧的政治思想，其精神实质与范仲淹随后提出并成为“庆历新政”主要内容的《条陈十事》完全一致。文章长达三千八百余字，尖锐犀利，毫无隐讳。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他又接连撰写了《本论》、《为君难》等系列论文。

《本论》分上、中、下三篇，分别从政治、思想两个领域针对宋朝积弊提出“治本之策”。上篇侧重于政治方面，指出当前朝政存在的五大弊端：其一是“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其二是“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其三是“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其四是“莫有奋然忘身许国者”，其五是“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讥疾”。他认为：

夫财用悉出而犹不足者，以无定数也（即经费支出没有严格规定）。兵之敢骄者，以用之未得其术。以此知制（即法）之不立也。夫财匮兵骄，法制未一，而莫有奋然忘身许国者，以此知不任人也。

因此，均财、节兵、立法、任人，是求治的关键，其中“任人”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当今之世，“不任人者，非无人也”，而在于缺乏一种“尊名以厉贤”的良好社会风气：

彼挟材蕴知，特以时方恶人好名，各藏畜收敛，不敢奋露，唯恐近于名以犯时人所恶。是以人人变贤为愚，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讥疾，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而莫敢出力以为之。

由于世人都以嫉妒他人美好的名誉声望为普遍时尚，致使那些富有才华与智慧的人们不得不含蓄收敛，轻易不敢显露，唯恐稍一不慎，便招来时人的妒忌与排挤，因此人人都以贤为耻，以愚为荣。愚者不受责备，贤者反遭讥讽，于是天下之事松弛荒废，而没有人敢出来奋力挽救。由此可见，“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因此，崇尚名节，振作士气，高扬人格力量，正是求治革新的根本所在！

确实，自五代以来，道德陵夷，士气衰颓，士大夫们逐渐养成了因循苟且、唯唯诺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人习气，欧阳修此论可谓切中肯綮。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敏锐地发现并揭露了这一弊病，而且身体力行，与范仲淹等杰出之士一道，“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为一代知识分子作出了光辉榜样，“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元·脱脱《宋史·忠义传序》）。

《本论》的中篇与下篇则是从思想一统的角度，反对佛教，弘扬儒学。自东汉后期佛教传入中土，其影响日益扩大，对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构成了极大威胁，历代儒者无不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排佛辟佛。唐代文学家韩愈曾作《原道》，甚至主张采取强制措施，“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即勒令僧人还俗，烧毁佛经典籍，将佛寺变为民居。后世儒者“咸宗其语”（宋·陈善《扪虱新话》），沿袭着这一思维模式。但欧阳修不赞成韩愈的简单与粗暴，他认为这只是治标而非治本，其结果必然是“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那么，怎样才能遏制佛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呢？欧阳修主张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他说：

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

也就是说，只有大力弘扬儒学，使人人受教化，个个知礼义，“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欧阳修的这一主张，显然比韩愈的行政命令式的手段高明许多，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宋·陈善《扪虱新话》）。

不过，此时的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还十分浮浅，他简单地认为“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就整个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诸方面，佛教都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与见解，可补中国传统学术之不足。如，佛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本领即为儒家所不擅长；至于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育及心性修养等理论，更为传统儒学的空白。所以后人讥刺欧阳修“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而且，综观欧阳修的一生，他也不是坚决的反佛斗士。早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就曾随谢绛等拜访太室山上以持诵《法华经》而著称的汪姓僧人，听他讲经说法，“不觉心醉色怍，钦叹忘返”（谢绛《游嵩山寄梅殿丞书》）。任职汴京后又结识了惟俨、秘演等僧人，并与他们酬唱往来，十分密切。此后宦海沉浮，佛教自然而然成为了他摆脱心灵苦闷的有效工具。而到晚年，他甚至自命为在家修行的佛家居士。这种对佛教既排斥又接受的矛盾态度，正体现了欧阳修作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与代表个体心灵需求的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与双重人格的共存共处，前者可以公之于众，而后者则不足与外人道，属于个人“隐私”。

与《本论》不同，《为君难论》重点在于提倡言事之风。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为君难，莫难于用人”的角度出发，讨论用人与纳谏之间的关系。指出：帝王用人，虽应“任之必专，信之必笃”，但切不可“以违众为独见之明”，“以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作者熟悉历史，对于前代君王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招致祸败的例子信手拈来。他说：

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辩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

在慕容垂的怂恿下，苻坚决意不疑，大举南伐，结果经淝水一战大败而归，“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自此兵威沮丧，不能复振，遂至于乱亡”。同样，五代后唐时，石敬瑭以河东节度使驻太原，拥兵跋扈，后唐废帝李从珂将他视为心腹之患，想调任他为天平节度使，借此削弱他的势力。“满朝之士皆谏，以为不可”。李从珂夜召亲信薛文遇以决可否。

文遇对日：“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即与过路人商量盖房子，必然办不成事）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

第二天即不顾朝臣反对，颁发了诏令。早有不臣之心的石敬瑭得知这一消息，正好以为借口，说：“我不兴乱，朝廷发之，安能束手死于道路乎！”于是举兵叛乱。废帝兵败自杀，石敬瑭称帝，为晋高祖。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清泰：后唐废帝年号）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

因此，帝王用人在“任专信笃”的同时，还应广听博采，接受群臣的意见。然而，“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为君难论》下篇即重点论述帝王听言之难。他认为，听言之难最难不在巧谀与忠直的辨别，而在于真正可用与不可用的辨别：

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辄有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

有的人说话头头是道，一接触实际便一败涂地。战国时代就有个著名的“纸上谈兵”的故事。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最善谈兵，可谓天下无敌。后来赵王命令他领兵攻打秦国，结果兵败身亡，赵国一次折兵四十万。而有的人则恰恰相反，如秦国大将王翦。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打算攻打楚国，曾问秦将李信，用兵多少？李信年少气盛，回答说：“不过二十万足矣。”而老将王翦则说：“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很不高兴，说：“将军老矣，何其怯也！”于是派李信将兵二十万攻楚，大败而还。最后还是由王翦将兵六十万消灭了楚国。由此可见，为君者不仅要敏于听言，还要善于听言。

且听计于人者宜如何？听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辄败事；听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说则成功，此所以为难也。

欧阳修这一系列重要论文，与他明道、景祐以来的其他文章在思想上前后相续，不断深化，是当时涌动于朝野上下的改革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写出，众口相传，他因此而成为革新派的主要代言人，为即将到来的“庆历新政”作出了积极而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