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既已无缘参与到抗敌御侮的军事作战中去，便将自己的热情和精力重又转移到思想文化的研究之中

重回馆阁预修《崇文总目》，对欧阳修来说自是驾轻就熟。既已无缘参与到抗敌御侮的军事作战中去，他便将自己的热情和精力转移到思想文化的研究中。

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迫于辽和西夏的边陲威胁，虽然号称“海内混一”，但其实际疆域不及汉唐，甚至不如晋隋。石晋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归入版图。这一恒久的遗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反映，便是宋代知识分子对于“正统”观念的普遍关注与崇尚。什么是“正统”？“正”主要指儒家的政治伦理，即所谓王道、王德；“统”，主要指地域上的统一。这一思想起源于西汉，而在宋代形成为一股文化思潮。北宋时最先提出正统论问题的是真宗朝官修的《册府元龟》，随后有不少士大夫著文阐发。史学上的“正统论”实质上是政治上的权威论，目的是使本王朝的存在神圣化。

西夏政权历来以附庸的姿态臣事宋朝，自明道元年（公元1032）元昊继位为西夏王之后，即不甘于这一地位，景祐元年（公元1034）开始屡屡侵扰宋朝边境，进而于宝元元年（公元1038）称帝，建国号大夏，与宋朝分庭抗礼。从此羽翼已丰的元昊对繁荣发达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康定元年（公元1040）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扰行动。

此时欧阳修关注的焦点便是正统问题。他一连写了《正统论》七篇，包括《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东晋论》、《后魏论》、《梁论》。这些文章虽然是对过往历史的论述，所表达的却是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崇尚正统，辨别华夷，为本朝政权寻找神圣莫渎的根据，从而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度。

与此同时，他也密切注视着西北战事，根据所了解的信息，分析敌我形势，写成三篇策论。因他以前较少研究军事问题，对自己的分析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文章写成后没有进呈朝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情势的发展都与他当初的预料十分吻合，使他确信自己对时局的把握有一定的准确性，于是又写下一篇洋洋数千字的长篇论文《通进司上书》，十二月二十四日奏上，希望能对朝廷的战略决策有所助益。文章认为，元昊用兵“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其目的是要打持久战：

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

这样相持，不出三四年，宋朝就会兵乏民疲，倘若再遇上水旱灾害，盗贼群起，那么，无论是战是和，一切主动权就都掌握在敌人的手中了。针对这一情况，欧阳修认为，朝廷应该“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如今，边境驻扎着四五十万人的军队，完全仰赖西部地区的财用供给，已经导致当地民众不堪其苦，一旦发生水旱灾害，难保不激起事变。因此，他主张“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保证军需充足，而西部民众的困苦也可得到纾解。这样，部队长久驻扎，无论是守是攻，都能从容有备。三大主张的提出，建立在欧阳修对国家交通、经济、商贸的长期研究的基础之上，既有历史资料为旁证，又有对当前时事的深入分析，体现了他一贯的现实精神。

正是出于对社会政治与现实的高度关注，欧阳修对当时思想界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性理之学，表现出了冷漠和反感。

一天，欧阳修收到一封外地来函，一位名叫李诩的年轻人以所著《性诠》三篇就教于他。其人年少气盛，在信中说，即使是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扬雄、韩愈等大儒复生，也不能动摇他的观点。欧阳修很不欣赏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认为，一个绝对自信的人是不会在意他人的肯定或否定的，而之所以要借助外人的评判，正说明对自己的观点仍有所疑惑。他在回信中说：

夫自信笃者，无所待于人；有质于人者，自疑者也。……既吾子之自信如是，虽夫子不能夺，使修何所说焉？

——《答李诩第一书》

欧阳修强调朋友间切磋讨论的重要性，认为在求学的道路上，只有谦虚谨慎，不断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

——同上

对于李诩着力讨论的人性问题，欧阳修也没有多大兴趣。作为一名立足现实人生的学者，欧阳修执著于儒家伦理道德规则，对其所以然的形而上问题则存而不论。他说：因此他认为性理之说是无用空言，并为当时学者热衷于探讨这一问题感到担忧。

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

——《答李诩第二书》

性理之学是宋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一大发展，它立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对心性义理的探寻为出发点，追溯儒家伦理道德本源，由此建立起以天理为最高主宰的道德本体论，以及正心诚意、格物穷理的道德知行论。因此，欧阳修在《答李诩第二书》中对言性之风的批评，遭到后世儒者的群起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