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这一理想目标在欧阳修的心中显得越来越清晰了

从此，欧阳修可以一心一意投身政务与文化学术事业，不必为家事操心。这次离家期间，又有好些年轻士子从全国各地寄来诗文书信向他请教。欧阳修自幼孤贫力学，深知为学之难，对于好学的晚辈，无不热心地提携帮助。而且，本着谦虚的态度，他真诚地相信，在与后学的讨论中自己也会有所进益。因此，他总是认真地阅读他们的习作，给予恳切的鼓励或批评。这些求教的年轻人中，有两位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一位是建州浦城（今福建松溪县北）的吴充（字冲卿），一位是上蔡（今河南上蔡县）的祖无择（字择之）。

吴充寄来三篇文章，欧阳修十分赞赏，认为其文“辞丰意雄，沛然有不可御之势”。针对吴充信中提出的习文过程中自觉难以更上一个台阶的苦恼和困惑，他在回信中指出：

……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这里所说的道，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了解。他举例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著述六经只花了五年；孟子一生游说诸侯，无暇著书，《孟子》七篇是其弟子万章等所记述；荀子先仕齐后至楚，晚年退居才有所作。而他们的著作皆为不朽，秘诀就在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后世一般学者只见到前人传下来的文章著述，不理解文章原是道的承载形式，于是沉迷文辞雕琢之中，“愈力愈勤而愈不至”。因此，为道不至，“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答吴充秀才书》

文章因而沦为顺时取誉、猎取功名的工具。欧阳修认为晚唐五代以来的文坛弊端正在于此。这封回信中对于道的具体内容的阐述，依然承续着他一贯的思想，同时又加入了更深的现实体验。

和吴充谦谦君子之风不同，祖择之的言语文辞之间流露出傲视群伦、睥睨当世的气概。欧阳修充分肯定他志趣高远、见解独特，但也坦率地指出他的毛病在于“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即思想驳杂，对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他认为，“学不师则守不一，议论不博则无所发明而究其深”，因此建议祖无择应有所师从并辅以朋友之间的广泛讨论：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不迁。

然而，在经历了晚唐五代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之后，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宋朝建立以来，虽努力重建传统，但任重而道远，文化领域依然是百废待兴：

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则学者不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所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

文化传统的丧失带来的可怕后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作为一名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士大夫，欧阳修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便是要振兴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如果说几年前这一目标在他心中还有些模糊，那么现在随着他涉世越深、读书越多、思考越勤，这一目标也就显得越来越清晰。是的，当今之世，从学识到人格皆可为人师表的杰出之士实在是太少了！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诚恳地告诫祖无择：现实中无师可从，就以儒家的经典为师。学习六经，一定要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可走汉唐儒者的老路，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以智慧来提升精神、开阔胸怀，逐步达到“道纯中实”的有德境界。德既立，则立功、立言之事不难而自至。这一番议论，正是欧阳修对自己近年来重读经典，以义理之学取代注疏之学的方法论的理论总结。

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

——《答祖择之书》

现实的历练，学识的提高，使欧阳修的理性精神与包容精神日益增强。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与青年学子的交往之中。有位姓乐的秀才，在景祐三年欧阳修自汴京贬赴夷陵途经荆南（今湖北江陵）时，曾多次登舟拜望，并呈上自己的诗文习作请求指教。读过文章后，欧阳修曾作《与乐秀才书》，勉励他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识，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百事”，做到“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回信写好后却没有发出。原来，乐秀才随后又多次寄来书信，读其文愈多，知其人愈深，欧阳修渐渐证实了自己最初的感觉，意识到乐某所求不过是功名而已，除此以外没有更高的志向。对于这种庸碌之士，欧阳修也颇能理解，没有对他鄙夷不屑，只是觉得自己信中那番劝勉对他未免大而无当，毕竟玉与石材质不同，作用不同，琢磨雕饰的工具自然也当有所不同，所以又针对他的具体情况重新写了一封更有针对性的回信：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凿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

——《与荆南乐秀才》

这里提出了“顺时取誉”与“卓然自立”两种对立的做人做文的态度，并坦言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曾经历过两种人生态度的转化。当年顺应世俗、取悦时人，则获得连中“三元”的荣耀，如今试图经世致用、卓然自立，则遭受被贬的屈辱。虽然前后荣辱迥异，但自己无怨无悔。那么，乐秀才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呢？则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志向。如果仅仅满足于“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如果有志于“齐肩于两汉之士”，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