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善处逆境，将贬谪作为砥砺节操、升华自我人格境界的一个契机

自五月二十一日谪命下达，台吏日日上门催逼。欧阳修一家老少“惶迫不知所为”（《与尹师鲁书》），慌忙收拾行李，四天后即出汴京东水门外泊舟待发。亲朋好友纷纷临舟话别，不免又停留了两天，二十八日一早正式启程。夷陵地处偏远（今湖北宜昌），距离京师陆路一千六百里，若走水路，则需绕行五千五百九十余里。欧阳修本想从陆路行走，但时值酷暑，又无马匹车辆，只得作罢。旅途漫长而又艰辛，好在随处都有亲旧留连，又时时有慕名而来的士子登舟求教，梅尧臣、苏舜钦、石介、谢绛等都有诗书寄来，慰其远行之苦。梅尧臣诗曰：

共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

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

谪向蛮荆去，得当雾雨繁。

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

——梅尧臣《闻欧阳永叔谪夷陵》

对于欧阳修此番的表现，梅尧臣丝毫也不觉得意外。他深知，早在初入仕途之际，欧阳修即已立下舍身报国的崇高志向。此时他所担心的是刚者易折，不知友人是否能经受住逆境的考验？因此，他殷殷地告诫朋友，在凄风苦雨的贬谪生涯中，千万不要陷溺在穷愁悲抑的自怜自艾中不能自拔。

其实，梅尧臣所担心的事情，欧阳修连日来也一直在反复思考。逆境之中该如何自处？前辈文人似乎没有多少值得效仿的榜样。即便是欧阳修最为景仰的唐代文学家韩愈，平时正色立朝，抗疏极谏，颇有杀身成仁的气概，而一经贬谪，则忧愁无聊尽见于诗词。因此，欧阳修暗自下决心，一定要超越前人，善处逆境，对贫贱悲戚以平常心处之，将贬谪作为砥砺节操、升华自我人格境界的一个契机。六月十二日抵达楚州，正好遇上先期被贬的余靖泊舟岸边，两人又惊又喜，连忙移舟相见，置酒长谈。欧阳修遂将连日的思考与余靖交流，余靖十分赞赏。在《与尹师鲁第一书》中欧阳修写道：

安道（余靖）与予在楚州，谈祸福事甚详，安道亦以为然……又常与安道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

鉴于近世有的人因言事被贬之后，往往傲逸狂醉，却自我标榜说为大事者不拘小节，欧阳修与尹洙约定，到达贬所后，一定要忠于职守，勤于公务，绝不酗酒放纵，散漫度日。

心念已定，欧阳修便将这漫漫迁谪之旅看成是一次难得的长途旅游，每天从容淡定，闲坐船头，欣赏那变化无穷的江上美景：

孤舟日日去无穷，行色苍茫杳霭中。

山浦转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东。

滮田渐下云间雁，霜日初丹水上枫。

蒪菜鲈鱼方有味，远来犹喜及秋风。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此时，酷暑已经过去，秋风送爽，枫叶初丹。蔚蓝的天空上，一群群大雁展翅高飞。这志薄云天的鸟儿排成雁阵，自北向南倔强地飞翔。忽然，不知从哪里射来一支暗箭，雁阵出现短暂的混乱，但很快又调整队形继续前行……眼前的情景令欧阳修浮想联翩，他写道：

云间征雁水间栖，矰缴方多羽翼微。

岁晚江湖同是客，莫辞伴我更南飞。

——《江行赠雁》

九月，欧阳修一家到达岳州（今湖南岳阳），夷陵县派来迎接的官吏已经等候在这里，他们还带来了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的来信。丁宝臣，字元珍，景祐元年进士，与欧阳修相识在汴京，两人交往甚密。元珍离京赴任时，欧阳修还曾作诗相赠，不想两年之后，又将在夷陵相会，并共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对于欧阳修被贬而来，丁宝臣“不徒不恶之，而又加以厚礼”，“言文意勤”（《回丁判官书》），令欧阳修十分感动。这天晚上，泊舟岳阳城外。风朗气清，云水苍茫，柔美的月光下，轻舟短楫来去如飞，船上渔人唱晚的歌声很快消逝在夜空，只有岳阳城里的钟声悠悠地回响，更衬出夜的宁静……欧阳修诗兴大发，随口吟道：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

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

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晚泊岳阳》

此时距夷陵仍有七八百里路程，舟中无事，他又重新阅读《李翱文集》。李翱是韩愈的弟子，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之一。早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期，欧阳修就已开始读李翱的集子。最先读的是他的名作《复性书》。这是一组研究人性的系列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主张“性善情恶”，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善的本性容易受到“接物而生”的情（喜、怒、哀、乐、惧、爱、恶、欲）的迷惑，因此应该去情复性，便可达到圣人的境界。欧阳修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无新意，不过是对《中庸》思想的引申和发挥而已。后来，他又读了李翱的《答韩侍郎书》，文章反复叮咛，声情并茂，但给人感觉是李翱本人处境窘迫、无人引荐，因而愤世嫉俗，没有超拔常人的境界和眼光；不过文章说韩愈只对“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者极力荐举，与秦汉间尚侠行义的豪隽之士没什么两样，这一评论倒是十分中肯。可以说，对于李翱其人其文，欧阳修印象平平。然而，这次重读，不经意间翻到李翱的《幽怀赋》，刚读了第一行，便眼前一亮：

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嗟老而羞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

唐代自德宗、顺宗以后，政治形势江河日下，朝廷已失去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战乱不息，人民生活极其困苦，文人学士大多意志消沉，所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得失与悲欢。李翱生当此时，卑微老迈，却反对为个人的不幸而哀鸣，提出应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而担忧。这种深刻的时代忧患意识，与欧阳修此时的思想深深地契合。读罢全文，他不禁“置书而叹，叹已复读”（《读李翱文》），反复再三，不能自已，将李翱引为平生第一知己，“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同上）。他想，“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同上）！然而当时之人，即便是“有道而能文”的韩愈也没有李翱这样的境界。韩愈曾作《感二鸟赋》，借有人向德宗献白乌、白鸜鹆之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欧阳修认为其主旨“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同上），仍没有跳出个人的狭小圈子。联想到当今社会，他深深地体会到两百年前李翱那种“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感：

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

——《读李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