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阳修专注于国家的财政痼疾时，范仲淹则将他的着眼点集中于吏治的腐败

景祐三年（公元1036）的正月显得特别寒冷，就像欧阳修的心境一样。上元佳节快要到了，满街满巷都装扮得花团锦簇、金碧辉煌，可是这属于别人的热闹喜庆带给他的只是感怀与伤痛：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生查子》

昔与今的对比，乐与悲的反差，在灯与月的交相叠映中竟是如此地强烈！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为什么美好的一切总是稍纵即逝？

不过，此时的欧阳修不再是闭门苦读、求取功名的贫寒秀才，也不再是倒冠落佩、诗酒风流的洛阳才子，他已经逐步成长为一名关怀现实、目光远大的思想先驱者，因此，他不允许自己长时间地沉溺于忧戚悲伤的个人狭小天地，而是用坚强的理性使自己振作起来，从事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其时，宋朝立国七十余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危机似乎已渐成燃眉之势，许多的矛盾纠集在一起，难解难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吏治腐败与财政锢疾。宋代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皇权得到空前加强，同时又引进了多种平衡机制，既有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又有台谏对相权的抑阻，政治体制与官衙设置比前代更趋规范与完备，科举入仕的全面推广也促进了官员素质的普遍提高。但专制制度与分化事权互相牵制的措施，又影响了办事效率，助长了因循苟且、人浮于事、互相推诿的官僚作风，以及唯唯诺诺、敷衍行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习气，同时也导致了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而在经济上，宋初君主十分注意发展生产，制定“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贫富变迁有可能通过自我的努力而实现，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商品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管理和调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可是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又带来了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弊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矛盾由此激化。与此同时，重于“安内”而疏于“攘外”的基本国策，使宋朝缺乏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威胁下，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不得不输纳大量“岁币”，也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经过长期的深入思考，欧阳修撰写了长篇论文《原弊》。原，是推究事物本源之意，此文的中心论旨就是推究时政弊端的根源。文章就农本思想立论，以真切恳挚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力役之弊”以及“不量民力以为节”、“不量天力之所任”等社会政治弊端，认为正是这些弊政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从根本上导致了财政危机的日益加剧和积贫积弱局势的逐步形成。文章有理有据、切中时弊，充分体现了欧阳修对社会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与了解，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新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

当欧阳修专注于国家的财政痼疾时，范仲淹则将他的着眼点集中于吏治的腐败。此时吕夷简执掌朝政已经十余年，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大都是他的追随者。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详列朝廷各职能部门的主要长官名单，一一指点评说，哪些是循序升迁，哪些是越级提拔，哪些是出于公道，哪些是出于私意。最后告诫皇帝说：

“大凡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臣以为不宜全都交付宰相去办。”

吕夷简对此颇感不悦，常在仁宗面前说范仲淹务名无实。范仲淹听说后又连上四篇奏章，分别为《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大都是指责当时的朝政状况。他还和皇帝谈论前代朝廷的兴衰历史，如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经常出现日蚀、地震等灾异，很多人纷纷上书，认为是上天对成帝舅家王氏专政的警示。成帝心中疑信参半，便驾车亲往宰相张禹的府中听取意见。张禹出于私利，阿附王氏，自然不肯顺从舆论指斥王氏，只说：

“灾变之意，深远难见，这些捕风捉影的话语，不应相信。”

成帝历来亲信张禹，大小事情都由他定夺，听说此言后便放下心来，从此不再怀疑王氏，最后招致了王莽篡位的祸事。说到这里，范仲淹加重语气道：

“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

这些话很快传到吕夷简耳中，他怒不可遏，在皇帝面前一一加以辩驳，并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也不甘示弱，交章对诉，用词愈发尖锐激烈。吕夷简气急败坏，遂以辞职相要挟。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来，吕夷简执掌国政最久，“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元·脱脱《宋史·吕夷简传》），皇帝早已习惯了对他的依赖。权衡再三之后，范仲淹被撤消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之职，出知饶州。

这时，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意旨，奏请严查范仲淹同党，张榜朝堂，以此警告百官不得越职言事。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于是满朝谏官御史，无人敢发表不同意见，士大夫们大多也害怕受到牵连，不敢为即将离京的范仲淹饯行送别。但仍有一批缙绅之士以气节自励，不畏干系。

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皆载酒往饯，王质还特意在范家留宿几晚，畅谈国是。有人警告他说：

“一旦发生党锢之事，您就是第一个被治罪的人。”

他奋然答道：“范希文乃贤德之士，倘若能成为他的党人，本人深感荣幸。而且，如果有告密者将我与范公数夕之论记录下来，进呈皇上，亦未必不是苍生之幸也。”

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不顾禁令，上书论救：

“仲淹以一言触忤宰相，即遭重谴，恐非太平之政，请追改前命。”

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也主动上书“检举”自己与范仲淹义兼师友，而且曾受到范仲淹荐举，情愿以朋党之名治罪。

于是，余靖、尹洙相继被贬。余靖贬筠州酒税，尹洙贬郢州酒税。

十天之内，就有三人因莫须有的罪名接连被贬，以规谏朝政得失为职责的台谏们竟默然无语。尤为可气的是，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左司谏高若讷还当众非议范仲淹，认为罪当贬黜。欧阳修当时刚好在座，立即挺身而出，反唇相讥。但碍于主人的面子，还是留有一定分寸，许多话冲到嘴边又忍了下去。酒会结束后回到家中，欧阳修越想越气，于是铺开纸笔，慷慨陈词，写下《与高司谏书》一文。

文章“发于极愤而切责之”（《与尹师鲁书》），辞锋犀利，鞭辟入里，充分表现出欧阳修敢作敢为、疾恶如仇的政治品格。他说，人的性格有“刚果懦软”之别，如果谏官因“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言事，不过是庸人失职，尚可理解与原宥；倘若“昂然自得，了无愧畏”，非毁贤者，企图以此文过饰非，则是君子中的败类！针对高若讷的有关言论，就范仲淹贤与不贤的问题，文章展开一反一正的假设论证，陷对手于两难境地：

且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果不贤邪？……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

总之，在欧阳修看来，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作为谏官，高若讷都难逃其咎。随即欧阳修又援古证今，指出高若讷的做法，“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实则是“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拍案而起：

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余靖）贬官，师鲁（尹洙）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在当时如此严峻的政治背景下，欧阳修深知这样一封书信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在文章的最后，他大义凛然而又语带讥讽地写道：

若犹以谓希文不贤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文章义正辞严，感情激越，而行文却不失曲折抑扬之致，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的主体风格。

高若讷接读此信，果然暴跳如雷，立即将信件交付朝廷，并说欧阳修攻击天子以忤意逐贤人，惑乱众听。于是皇帝降旨，将欧阳修逐出朝廷，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台谏官吏更是落井下石，责令他立即启程，不得逗留。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就连契丹来朝的使者也偷偷买了一些带回去。多年以后，还有人看到幽州驿舍的墙壁上张贴着当时市面上印行的诗稿。正在长安守父丧的苏舜钦也驰书汴京，对禁止越职言事的诏令提出质疑，认为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贬，“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朝廷矣”。（苏舜钦《乞纳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