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气盛的欧阳修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大倡言事之风

馆阁之职虽然清闲，却也清苦，俸禄微薄，而京城物价又高，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曾坦陈其窘迫之状：

京师侍亲，窘衣食，欲饮酒，钱不可得。闷甚，时与师鲁（尹洙）一高论尔。子渐（尹源）在此，每相见，欲酤酒饮，亦不可得。

——《与梅圣俞》其六

尽管如此，毕竟君子忧道不忧贫，欧阳修仍是心境明朗，积极向上。这年夏秋，洛阳时期的同僚好友张先（子野）来京改官，被任命为监郑州酒税，立秋之日离京赴任。欧阳修与尹洙、尹源等为他送行。席间赋别，欧阳修一反历代文士悲秋的传统，挥笔写道：

四时惨舒不可调，冬夏寒暑易郁陶，

春阳著物大软媚，独有秋节最劲豪。

——《送子野》

这首七言长诗，以无比豪迈的语调尽情地歌颂秋天：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季节！暑气消退，天朗气清，皓月当空，江潮澎湃……其实，它就是正当壮年的欧阳修心灵的写照。此时，朝廷依然很沉闷，下情无由上达，思想、政治、文化的全面刷新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他满怀希望，充满了奋斗的激情！

然而，正当欧阳修专心致志地从事于思想文化事业的开拓与创新时，一连串的不幸又降临到他的身上。

七月的一天，有消息从襄城传来，妹夫张龟正病逝。母亲郑氏夫人闻此噩耗，想到女儿孤苦伶仃，悲不自胜。欧阳修一边安慰母亲，一边急忙向朝廷告假，赶往襄城处理丧事。张龟正没有子嗣，只有前妻所生的女儿，年方七岁，欧阳修可怜她无依无靠，遂决定将她与妹妹一道接往汴京，与他家人一起生活。

九月，欧阳修携寡妹孤甥回到汴京，夫人杨氏已卧病在床。一家人竭尽全力求医问药，杨氏的病却日见沉重，不久便玉殒香消。欧阳修原本体质孱弱，劳累奔波之后又继之以丧妻之痛，终于病倒了。

这一病就是一月有余，心衰面老，瘦骨如冰，不免时时对花垂泪，见月伤怀。病中无聊，便命人将家藏的永和十三年晋人所书《黄庭经》石本拿来枕边玩味。《黄庭经》是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此时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尽管欧阳修不信神仙道术，自号为“无仙子”，但也认为，养生之术“可以养内以却疾，犹愈于肆欲称情以害其生者”（《删正黄庭经序》）。于是趁养病之闲，以永和石本为标准，对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新本《黄庭经》加以删正，并对“其难晓之言略为注解”（同上）。同时也从中学一些养生之道，慢慢地调理身体。

朋友们时时上门探望，其中有位叫孙道滋的朋友长于琴道。欧阳修常听人说操弄丝桐可以养中和之性、禁忿欲之心，此时为病所苦，久治不愈，遂从道滋学琴。几支乐曲学下来，“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送杨置序》）。

十一月，仁宗祭天地于圜丘，诏令大赦，录用五代及诸国宗室。其时石介因御史中丞杜衍的荐举为御史台主簿，尚未就职，便上书反对，因而激怒仁宗，弃而不召。当时大臣都认为石介地位低微，竟对皇帝已行之事妄加谏阻，罪有应得。欧阳修病体刚愈，回崇文院上班，听说此事后，甚觉不平。他觉得石介之论，并无过失，“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因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如此好义之士，不仅可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而作为石介的荐举者杜衍，却屈从皇帝的意旨，不能坚持原则为石介辩护，实在令人痛心！

初入馆阁时欧阳修便与杜衍相识。作为长辈，杜衍对他颇加奖掖，二人私谊不可谓不好。但此时欧阳修激于义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连夜写下《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一文，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官员的任免，应该考察其人才德是否胜任所担负的职务，而不能听任皇帝的喜怒，“上虽好之，其人不肖，则当弹而去之；上虽恶之，其人贤，则当举而申之”。当年赵普担任太祖的宰相时，曾为某事择官，赵普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太祖不肯用。过了几天，太祖又问，他又提出这两人的名字，太祖依旧不用。又过了几天，太祖再次问起，他仍是提出这两人的名字，太祖一怒之下将他的奏章撕碎，扔在殿陛之下。赵普不动声色，将笏板插在腰间，慢慢地将碎纸一片片捡起，带回宰相办公室。过了几天，将这撕碎的奏章重新粘贴起来呈给皇帝，太祖大悟，终于起用了这两位大臣。赵普之所以敢如此作为，就在于他早已“审知其人之可用，然后果而不可易也”。而眼前的事实却正好相反，杜衍“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这说明杜衍“自信犹不果”，不能承担自己应该担当的责任！文章最后指出：

况今斥介而他举，必亦择贤而举也。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

就这样，年轻气盛的欧阳修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大倡言事之风，甚至不惜开罪于年高德劭的前辈尊长。而杜衍亦不愧为一代名臣，对欧阳修如此尖锐的批评，坦然接受，心无芥蒂，二人之间的忘年之谊，久而愈笃。

倏忽又是严冬季节，凛冽的北风吹来了片片雪花，早上起床拉开窗帘，只见园中树木都如玉琢琼雕一般。欧阳修一早上朝，从邸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朝廷任命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4]

原来，范仲淹于明道二年四月召为右司谏后，当年十二月就因言事触忤仁宗及宰相吕夷简而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梅城镇），随后又移知苏州，今年三月才被诏还朝，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5]虽然已经是几进几出，范仲淹的风格一如当年。重回朝廷后，他一有机会便和皇帝讲古今治乱之道，但凡朝政得失，决不三缄其口，使得因循守旧、老成持重的吕夷简感到很不习惯，唯恐惹出乱子来不好收拾。他曾暗地里托人对范仲淹说：

“天章阁待制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并非台谏之官，你何必言事不休？”

范仲淹回答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官的职责，我怎敢不尽职尽责？”

吕夷简知道没有办法阻止他，便命他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乃王畿重地，其长官例由待制以上官员充任，职权之重，固然远胜于其他州府长官，而政务之繁杂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一任命实质上是想用繁复的地方事务牵制范仲淹，使之无暇他顾，同时也希望他最好能在工作中出一点岔子，可借机将他调离京城。

可是范仲淹明敏周全，决事如神，就任一个多月后，“京师肃然称治”（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民间流传的歌谣唱道：

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宋·王称《东都事略》引

当时欧阳修的岳父胥偃正担任纠察在京刑狱之职，负责监察在京各监狱每天决断在押犯人的情况。和吕夷简一样，胥偃对范仲淹颇不以为然。在公事上，两人常常发生冲突，胥偃曾多次向朝廷劾诉范仲淹标新立异，不顾法律的严谨，擅自改判狱情。胥偃的做法令欧阳修十分不满，从此翁婿二人话不投机，彼此间矛盾日深，渐渐冷淡疏远。曾经情亲一家的两人，走到这种地步，欧阳修内心十分难过。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过胥偃的知遇之恩，但他不愿效仿世间俗子，“一遭人之顾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趋走门下，胁肩谄笑，甚者献谗谀而备使令、以卑眤自亲”（《与刁景纯学士书》）。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名为报德，实则自私，甚至可以说是对知己者的不敬。而他则愿修养品格，砥砺节操，有所作为，不致泯然无闻，“用以不负所知”（同上）。可惜他这一番曲衷，胥偃永远也未能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