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特别注意培养自己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品节，并以此砥砺朋友

五月的汴京已是一片盛夏的光景，一大帮朋友正翘首以待。原来，苏舜钦、王复、陈经、王尚恭、王尚喆等都在本年进士及第，刚刚授予了官职，即将各自回乡，准备赴任，临行前都希望与欧阳修在汴京一聚，做数日之游。此外，谢绛、石延年、杨愈在朝任职，富弼、梅尧臣也在汴京等候新的任命。于是，又是一连串久别重逢的彻夜倾谈，又是一次次诗酒相酬的欢乐聚会。

到六月间，许多朋友都已陆续离去，欧阳修也该沉下心来准备学士院的考试了。偏偏这时身上长了一个巨大的毒疮，二十多天不能行走，十分痛苦，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伏案攻读。因此时去留未定，还没将家搬来，母亲也暂在襄城居住。他独自一人寄居驿舍，梅尧臣放心不下，隔三差五过来探望，顺便交换远方朋友寄来的诗书，亦是寂寞书斋中的一大乐趣。

这天，王复又寄来新作，但见他下笔清远，韵致动人。梅尧臣读罢大喜，说：“我辈党助渐炽，今又得一豪者，只是微有饥态。”

欧阳修便在回信中和王复开玩笑：

几道未尝为此诗，落意便尔清远，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何不戒也？

——《与王几道》

只有富弼不知为何，一去之后杳无音讯。想当初，他不是再三和朋友们约定一定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吗？还说：“朋友之间虽然不能以通信的多少来衡量友谊的深浅，但既不可以朝夕相见，凭着书来信往，犹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所以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即使不能长篇累牍，哪怕只有寥寥数语也是好的。”

如此恳切的话语，字字句句，犹在耳际，没想到他却自食其言！为人直率而又十分看重友情的欧阳修忍不住写信责备他：

当时相顾切切，用要约如此，谓今别后，宜马朝西而书夕东也。不意足下自执牛耳登坛先歃，降坛而吐之，何邪？平生与足下语，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纸为俗累牵之，不能勉强，向所云云，使仆何望哉？

——《与富文忠公》其一

事实上，透过这件小事，欧阳修想要告诫朋友的是，为人处事，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他们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如今既已为官四方，在不久的将来还要承担国家的大任，如果养成因循怠惰、有悖诚信的不良习气，不仅对个人无益，而且对国家有害。

尽管此时欧阳修初入仕途，还没有机会承担多少实际的社会责任，但他始终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注意培养自己雷厉风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品节，并以此砥砺朋友。他与范仲淹的最初相识，就是从一封直言不讳的书信开始的。

那是明道二年（公元1033）的事情，当时欧阳修还在西京任上。这年三月，刘太后病逝，二十二岁的宋仁宗亲临大政，决心起用一批有识之士，刷新朝政，全国士大夫无不拭目以待。四月十八日，陈州通判范仲淹奉诏入京。

范仲淹，字希文，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进士，他外和内刚，“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范公神道碑铭》）在政治上他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范仲淹传》），是士人的突出表率。天圣七年（公元1029），刘太后预备在冬至日接受朝拜大礼，届时仁宗皇帝将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谏阻。他认为如果是在内宫，皇帝作为儿子侍奉母亲，自当有家人的礼法，但如果在朝廷之上，皇帝也和百官站在一起朝拜母后，则十分不妥。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如今皇帝已经十八岁，太后早就应该撤帘还政！但是，他的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兵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晏殊曾推荐范仲淹为馆职，听说此事后十分震恐，急忙将他召来府上严加训斥说：

“你这是狂率邀名，我这个推荐人也会被你连累！”

范仲淹正色抗言道：

“仲淹蒙您荐举，常常担心自己才德不称，给知己者蒙羞。但没想到今天反而会因为忠直而受到您的责备。”

晏殊无言以对。事后，范仲淹又写了一封长信向晏殊申述自己上书的理由，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晏殊读罢来信深感惭愧，亲自登门道歉。

不久范仲淹即被调往河中府任通判，随后又调到陈州。当时朝廷大兴土木，他又上书反对说：

“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

他主张停修寺观，减少征购木材的数量，免除民众积欠的木材和购买木材欠下的钱帛。

他还对刘太后不经吏部、中书省等机构审核，直接降诏任命亲信之人提出激烈的批评。这些意见虽然都没有被采纳，但朝野上下，无不钦佩他的忠诚和勇气。

这次自陈州奉召进京，士大夫们奔走相告，纷纷议论，有人说：

“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

不久，朝命下来，果然，范仲淹被任命为右司谏。大家都非常高兴，又相与议论，有人说：

“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司谏一职，从级别来说，仅为七品，位虽不尊，在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中，却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主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其非人，三省至百司有违失，皆得谏正”（元·脱脱《宋史·百官志》）。并可直接向皇帝建言，参与朝政。

欧阳修对国家表面繁盛下的危机早已心怀忧虑，对弥漫朝廷的沉闷与暮气十分不满。如今，这样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誉的才德之士被擢为谏官，他感到由衷地高兴，并寄予重望。虽然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出于对朝政的关切和改革的热望，在范仲淹任职一个月之后，欧阳修便提笔写下《上范司谏书》托驿使寄往东京。这是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同时也是一篇言词剀切的政论文章。他说：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谏官和宰相一样，“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一旦失职，将“取讥于君子”。“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责任之重大，“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

接着，他又援引唐代韩愈批评阳城一例，抨击传统的“待机进谏”论。阳城是唐德宗时的谏议大夫，任事五年，不曾言事，韩愈激于义愤，作《争臣论》讥刺他尸位素餐。后来，德宗宠信奸臣裴延龄，贬黜名臣陆贽。满朝大臣，无人敢言，唯有阳城挺身而出，当庭直论。德宗想任命裴延龄为相，阳城坚决反对，他公开表示，若有此命，定将白麻纸书写的任命书撕得粉碎。他因此而被改任国子司业，随后又贬为道州刺史，被后世誉为直言敢谏之士，认为他任职五年不言一事，乃是“有所待”，而韩愈不识其意，妄加讥议。欧阳修则认为：

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紧接着，欧阳修单刀直入，对范仲淹就职一个月来未对朝政发表意见提出责难：

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显吾君有纳谏之明也。

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因此，他热切地期望范仲淹能“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

范仲淹接读来信，激赏不已。尽管他比欧阳修年长十八岁，但二人从此书来信往，结为忘年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