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行，使欧阳修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认识到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所在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沙滩上画荻的孩子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步入了朝气蓬勃、充满雄心与幻想的美妙年华，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为他所有人生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种种现实的可能性。

大兴科举，选拔才俊，是宋廷“右文”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宋代科举制在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大幅度增加了录取名额，据统计，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共开科六十九次，取士约六万一千人，平均每年约三百六十人。不仅与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比数差悬殊，而且也为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可谓空前绝后。另一方面，宋代增设了弥封、糊名、誊录等制度，尽可能实现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以避免势家豪族堵塞孤寒之士的进身之路。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了全国士人的热情和欲望，读书应考成为绝大多数宋代知识分子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正如当时妇孺皆知的《神童诗》所唱：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十七岁的欧阳修跃跃欲试。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秋，他第一次参加了随州乡试（又称解试），这是科举考试中地方举行的初试。按规定，考试内容包括诗赋、经义和策论，优胜者即由州府选送到京城参加第二年春天的礼部试（即省试）。应该说，十七岁就走上科举之路似乎有点太早，可是，常言道，“家贫出孝子”。清寒的家境使欧阳修比同龄的伙伴显得懂事得多，他深深地体谅母亲的艰难，迫切地希望能早日挣得一官半职，用自己的俸禄来侍养母亲，抚育妹妹。

这一年随州州试，有一道考题为《左氏失之诬论》，要求考生就《春秋左氏传》中荒诞不经之处进行论述。欧阳修熟读《左传》，对其中材料均能信手拈来，提笔之时，《左传》中种种虚妄神异的记载立即在他脑海中纷至沓来：

鲁昭公八年春，晋国有块石头突然说话了；

鲁庄公十四年夏，郑国都城城门边两蛇相斗，城外的蛇咬死了城内的蛇，正预示着郑厉公复辟回国；

鲁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神灵在莘地降临；

鲁文公二年秋八月，太庙祭祀时，新近死去的鲁僖公和早已过世的鲁闵公两个鬼魂竟然一大一小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因此，这场考试对欧阳修来说可谓得心应手，他成竹在胸，一挥而就。按照当时的时尚，文章以骈体写成，其中两句写道：

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

以极为简练的语言概述了四条材料，而且对仗精当，一经写出，“奇警之句，大传于时”（魏泰《东轩笔录》）。然而，这次乡试欧阳修却落榜了，因为他在诗赋考试时，没有按规定的韵脚押韵。

初战不捷，年少气盛的欧阳修第一次品尝到失败的苦涩。香断烛灭，夜深人静，他无法成眠，索性披衣起床，提笔赋诗：

蕙柱炉薰断，兰膏烛艳煎。

夜风多起籁，晓月渐亏弦。

鹊去星低汉，乌啼树暝烟。

惟应墙外柳，三起复三眠。

——《夜意》

这样一个残月疏星的夜晚，乌鹊悲啼，虫鸣凄凄，墙外的衰柳，不时地被夜风惊起，仿佛因牵挂着屋里的少年而不能安寝。郁闷之中，欧阳修情不自禁地取出了那本珍藏的《昌黎先生文集》。多年来，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每当心情不畅，这六卷文稿便是他唯一的排遣。在一次次阅读中，他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韩愈文章思想和艺术的精髓，从中得到极大的审美愉悦。而此时，文坛风靡一时的是以杨忆、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作品。他们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追求辞采的华丽、属对的精工和典故的丰赡，形成精致含蓄的风格，然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多为显示才学的游戏之作，思想和感情都被淹没在绮丽的辞藻与繁缛的故实之中。这天夜里，欧阳修将六卷韩文再次玩味一遍，心绪重又变得宁静，他喟然叹道：

“学作文章就应该以昌黎先生为楷模，如果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境界，我今生今世也就感到满足了！”

联想到当今文坛，他感到十分困惑，人人都以学习“西昆体”时文为时尚，竟从不见谁谈起过韩文。他真想用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一心一意地追随韩愈的足迹，可一想到清贫的家境，又觉得太不现实，便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内心的追求，全力以赴研读时文，求取功名。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旦进士及第，“当尽力于斯文，以偿素志”（《记旧本韩文后》）。

新一轮的科考从天圣四年秋天开始。这一次，欧阳修顺利地通过了随州乡试，取得参加第二年春天在汴梁举行的礼部考试的资格。这年冬天，他兴致勃勃地打点行装上京赶考。

这是他成年以后第一次离开随州独自远行，旅途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格外新奇。在湖阳（今河南唐河西南），他看到东汉樊安碑立于道旁，就下马细读；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他看到一座古墓前石兽臂上有汉代留存的“天禄”、“辟邪”四字，觉得古朴天成……从小孤贫力学的经历养成了欧阳修对片言只字皆倍感珍惜的习惯，他将这些见闻留心记录下来，到晚年编撰《集古录》时，都成为了珍贵的材料。而最让欧阳修眼界大开的是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雕梁画栋，百尺高楼，波浪般飘摇的帘影，水流般起伏的碧瓦，构成了如此壮美奢丽的都市画卷，让这位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青年叹为观止：

六曲雕栏百尺楼，帘波不定瓦如流。

浮云已映楼西北，更向云西待月钩！

——《高楼》

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汴京城里聚集了众多的才智之士。尽管欧阳修此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子，结交面极为有限，但已使他感觉到和随州相比，整体的文化氛围和层次自是大不相同。

然而，天圣五年的礼部试，欧阳修却名落孙山。春末夏初，他怀着黯然失意的心情离开了汴京，在《南征道寄相送者》一诗中他伤感地写道：

楚天风雪犯征裘，误拂京尘事远游。

回想去年冬天冒着风雪严寒、满怀希望来到京城，而今却受挫而归，真有徒然奔波一场的空虚之感。但是，真的只是“误拂京尘”吗？冷静想想，这次远游应该说还是大有收获的。在随州这个小小的区域内，欧阳修已是远近知名的佼佼者，然而，放在全国的范围来看，当时的随州，还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偏僻陋邦，“山泽之产无美材，土地之贡无上物”（《李秀才东园亭记》），文化氛围更是稀薄。宋朝建立半个多世纪来，实行文治，大倡科举，天下文士翕然相从，就连广东、福建等边远地区也不断有才智之士蹑登高第，成为朝廷的达官显宦。而随州虽然离京城汴梁不过千里，竟然“几百年间，未出一士”（同上）。整体文化水平的低下与滞后，使欧阳修无法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的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拼高低。这次汴京之行，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认识到了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所在，正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决心走出封闭落后的随州，外出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