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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阿赫玛托娃，是1918年夏天在彼得堡的利捷伊内大街上。

她迎面朝我走来。我一下子就认出她了，尽管此前我只是在纳坦·阿尔特曼所作的画像上看到过她。画像上她的一切都呈锐角——膝盖尖尖的，胳膊肘尖尖的，肩膀尖尖的，鼻梁高凸的鼻子也是尖尖的。我认出了她，尽管她不大像自己的画像。她更好些，更漂亮和更年轻。而这在头一分钟甚至有点扫我的兴，因为我习惯于欣赏那个阿尔特曼笔下的阿赫玛托娃，可是我已经跟上她，欣赏着她的苗条柔软，她那轻盈的翩翩步态。她从利捷伊内大街到大海路，一次也没回过头，消失在一个大门洞里。我在门口又等了她一个多小时，可她没再出现。从这一天起直到1921年8月，我再没见过她。她这些年并未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不过因为她是古米廖夫的第一个妻子，他便时常跟我讲到她，每次都是从他们共同的皇村中学回忆开始，她曾有诗曰：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古米廖夫对我说，“不知为什么老是要显出不幸和不爱的样子。可实际上，上帝啊！她是怎么折磨我，怎么辱没我的啊。她魔鬼般的高傲，高傲到自虐。可她是多么美，我又是多么的爱她啊！”

我相信，阿赫玛托娃是古米廖夫的最爱，而且他到死，虽然有过许多意中人，依然爱她。我的确信建立在他讲的那些她的故事上，主要是在他讲到她的态度上。每每说到她的名字，不单是他的声音，甚至连他的面部表情都柔和了。我常常跟古米廖夫问起阿赫玛托娃，向他提些最荒唐的问题，诸如：她喜不喜欢酥糖？她做女中学生时梳什么发型？她舞跳得好不好？她有过自己的狗吗？甚至还有：您在结婚第一年的复活节送她什么礼物？

他嘲笑我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但是很乐意回答，“沉浸在往事中”，而对于在第一年的复活节送什么给阿赫玛托娃，他甚至讲得非常详细：

“我在涅瓦大街的亚历山大店里买了一个大花篮，塞满了花朵，堆得高高的，在里面放了六双丝袜，一瓶‘高季’香水，两俄磅的‘克拉夫特’巧克力糖，一把带疙瘩的玳瑁梳子，我知道，她想了它好久了，一本特里斯丹·科尔比约尔的《黄色的爱情》。她多么高兴啊！她高兴得在房间里跳着，因为她们家不特别宠她。我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结婚时，（他几乎从来都管阿赫玛托娃叫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而不是阿尼亚），我让她独自持家，在银行往她名下存了两千卢布，”他又说，颇以为自己宽宏大量，“我想让她感到自己是独立的和完全有保障的。”

他详细地给我描述他们的蜜月旅行，所有的事情，他们的见闻和到过的地方。

“从巴黎回家时，我们在卧铺车厢碰到了马科夫斯基，就是拉拉·马高，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他。我进了包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却跟拉拉·马高留在过道里，他跟她交换对巴黎艺术生活的印象之后，突然向她提出一个令她大为惊愕的问题：‘您很喜欢夫妻生活吗？它是否使您完全满足？’对此她不置一词，就回我们包厢了，甚至对我也只是几天后方才说起，而且很长时间逃避单独跟他相处。”我则又问起她在皇村有没有自己的狗。

“没有，她没有自己的狗。在乡下我们家里，在斯列普涅沃村，有过很多看家狗，可是宠物狗，除了我异父异母的姐姐外，我们谁都不养。既不养狗，也不养猫。不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有过一只玫瑰色鹦鹉，从她的诗里您是知道它的：

“这个玫瑰色的鹦鹉朋友虽然漂亮，却有一副极讨厌的嗓子，只要隔壁房间一说话，尤其是读诗，它就开始叫得整个房子都听得见。给它的笼子罩上大黑布口袋，它才安静下来不出声了，肯定是以为黑夜来临，该睡觉了。”

“那什么时候，”我问，“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阿赫玛托娃第一次发表诗歌的？”

“在我这里，在我的杂志《天狼星》上，”古米廖夫不无骄傲地回答道，“我第一次发表她的诗是1907年，我在巴黎出版的杂志上。我不仅是《天狼星》的出版者，还是它的编辑和主要合作者。我在它上面发表自己的诗和散文，用一切可以用的笔名：格朗特，捷林，还有好多别的……但是《天狼星》，很遗憾不久就完了。出版者承受不了这桩伟大事业的彻底亏损，而编辑和合作者被文学工作的重负搞得疲惫不堪。学术和艺术的庇护者找不到。只出版了三期。就这样，一夜成名的‘诗人愚蠢的梦想’没声没息地泡汤了。而这在当时是多么苦涩和屈辱啊。在现在又是多么滑稽可笑！要知道我哭了，哭得像个小女孩。我觉得我永远地毁了，我受不了自己梦想的失落。”

“您记得阿赫玛托娃在您的《天狼星》上的什么诗吗？”

“当然记得！”他便给我背诵：

“我没有因为这诗而狂喜，而其结尾：‘为我数月锻造他的金光……’我建议干脆删去。然而我仍然发表了它，甚至连最后一节在内。因为我爱得死去活来，准备做一切来讨好阿赫玛托娃。顺便说一句，她当时还叫安娜·戈连科，阿赫玛托娃是她后来叫取的，已经是我的妻子了。阿赫玛托娃是她鞑靼血统的祖母的姓，关于祖母，她写道：

“我那时想都没想过她是鞑靼人。因为所有的小姐都弹钢琴和写诗。我没头没脑地爱她。有一次我去塞瓦斯托波尔找她，她得了腮腺炎，而面颊肿得变形的她给我感觉比平时更迷人。她，在我看来像雅典娜·帕拉斯，可当我把这告诉她时，她认定我是在挖苦她，说我粗鲁、恶毒和没心肝，轰我走。我走开了，但是整晚站在她的窗下，等待着她召唤我，到早上我离去，没再见到她。她是多么折磨我啊！我第二次去时，她在与我非常温柔地幽会之后，突然宣布：‘我爱上了一个马戏团的黑人，如果他要求，我将抛弃一切跟他走。’我明明知道什么黑人都没有，甚至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没有马戏团，可是我仍然整夜整夜地咬手，绝望得发疯。”

“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什么时候出的？”我问。

“1912年，在诗人车间出版社。我们一起编辑的。那时我已经明白，她是真正的诗人。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已，但是我的不以为然并未给她带来恶果。她几乎是迅雷般地成名了，而我为她的成功是多么高兴啊！”

“我从来没看到过《黄昏》，不管怎么费力，哪都找不到它。”

“那还有的说！要知道，一共只印了三百册，而且它们当年就卖得一本不剩。《黄昏》如今是绝版书，”他解释道。

“那您这里保存《黄昏》了吗？”

“当然喽。有签名的！我像珍惜眼珠一样珍惜它，甚至不将它交到任何人之手……”

这次谈话发生在我们某次一起从艺术之家回家的时候。当我第二天去他那里时，他没等我请求，就递给我一本薄薄的、淡蓝色封面的书。我惊慌失措，没有当机立断接过它。

“您可是说过的，您不把《黄昏》交到任何人之手！”

“拿着吧。您可以，因为您对诗歌是如此虔诚。”

但我还是拿不定主意要下《黄昏》。他翻开书，给我看复制的朗克莱的画—《—花园里的披发女人》。画我不喜欢，何况依我看，与阿赫玛托娃的诗根本不匹配。扉页的上方，在最边上是细小的，笔法尚未定型的签名：“给科利亚。因为我爱你，上帝啊！”

“不，她就是这样，写着玩儿的。”

“真的只是写着玩儿吗？难道她不爱您？要知道她有那么多奇妙的诗……”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我：

“诗是一回事，而生活又是一回事。即便她爱过我，那也是很快就不爱了。我们彼此绝对不合适，绝对！”他反复说道，仿佛竭力在不单要我，也要自己相信，他们彼此不合适，“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不过，正如所有的婚姻一样……幸福的婚姻是没有的，这一点拉罗什富科已经看到了。”

他沉默片刻，脸上显出一种跟他个性不相符的向往的、动情的神情。

“可这一切是以赞叹起始，而且我是如此的幸福。与托尔斯泰一样，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不可能因死亡而终结，它必定天长地久……”他不解地两手一摊：“可它却持续不到一年。

如果不算上尼古拉和安娜的故事的话，关于她和我的……最为悲惨的是，一切是如此的简单、庸常和无聊。一下子就清楚了，我们的品位和性格截然相反。我觉得，既然我们结婚了，那么世间就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分开。我向往快乐的、共同的家庭生活，我想让她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朋友和愉快的同志。可对她而言，我们的婚姻只是我们关系的一个阶段，一个插曲，实质上其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她一如既往地想与我进行克努特式的“爱情战争”——折磨我让我痛苦，上演充斥着狂乱的解释与和解的吃醋剧。做一切让我恨之入骨的事情。在她是“游戏在继续”，狂热的、要命的游戏。但是我不同意做这难堪的、我所深恶痛绝的游戏。

我们俩都失望了。我在第一年里并非凭空写下这样的诗的：

而她，真的，再晚些时候，已经在廖武什卡出生之后：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眯起眼睛：

“我认为一切明明白白，无须注释。但是，谁会跟她一样觉得不幸福呢？她什么都有，对此别人唯有想想而已。但她却躺在沙发上，呻吟和叹气度日，她老是在忧伤、痛苦和觉得自己不幸。我开玩笑地建议她别用阿赫玛托娃的名义写作，而用安娜·戈连科。痛苦——好在不用杜撰。”（在俄语中“戈连科”与“痛苦”的词根相同。——译者注）

“难道荣耀不能让她高兴吗？”

“问题就在这儿，几乎不能让她高兴。她似乎不愿注意它，不过会为所有的委屈，为愚蠢批评家的所有言语而格外痛苦，对成功却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仍然爱她，不比从前弱，而且假如她本人不提的话，我永远不会跟她离婚的，永远不！我连想都没想过。

“我总是快乐地、过节似地、满足地回到她身边，一到家，我就像在仪式上那样喊：‘鹅！’她呢，如果心情好，这非常罕见，便响亮地答应：‘和天鹅’，或光是‘我们！’，我则大衣都不脱，跑进那个‘深蓝色的房间’找她，于是我们开始跑着追逐彼此。但更多的时候，我的‘鹅’得不到答应，我便马上走进自己的书房，不去她那里。我知道，她迎接我的，是惯常的、仇恨的话语：‘尼古拉，咱们应该说说！’随之而至的是必不可少的，通宵达旦的吃醋闹剧。”

“是的，当然了，”他接着说，“现在我意识到，我在很多事情上都错了。我极快地就背叛她了，要知道‘圣安东尼可以作证，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制服肉体’。可是我未看出自己的背叛的罪过。在我看来，它们极好地与我不朽的爱情和睦相处，而她则要求绝对的忠实。要我的，也要自己的。她甚至向我忏悔在梦中对我的背叛，流着眼泪忏悔，并因为我笑而愤怒。我笑就意味着不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未爱过。记得吗，勃洛克的诗：

“她的心永远在寻求覆没，暗暗地请求沉底。现在从希列伊科那里得到了请求的东西。是的，从他那里，真的，她有诗的：

“跟他在一起，她是真正的安娜·戈连科——痛苦。”

“可是，”我说道，“她好像是已经想要跟他离婚了？我听说……”

他面色倏地变了。

“对此我一无所知。也建议您别去听这些流言蜚语，也别再提它们。”他冷冷地、傲然说道。

1921年的一个春日，我特意去古米廖夫那里，与极有天赋和可爱的青年女画家施韦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告别。晚上她要取走它，这使古米廖夫惋惜不已。

“我习惯它了。我跟它在这里过了整整三个星期，非常要好了。没有它会空落落和无聊的，”他看着画像幽怨地说道，“她把我画得惊人的好，我仿佛是在照镜子。而且我实际上是斗眼，可所有别的画家不知为什么竭力遮掩这一上帝的印记。她敢于画真实的我，再现我的一切，仿佛把我翻了个个，像手套那样翻个里朝外，显现出我的一切——外表和内心。惊人的天赋。”他惊叹不已。

画像的确罕见地酷似和成功。施韦德丝毫没有美化古米廖夫，仍然使眼睛斜视，而且面部一切特征俱在的他，具有不确定的，却显而易见的巨大魅力。画像很大，等人大小。古米廖夫笔挺地坐在椅子上，头微微向后仰着，画得极出色的举起来的纤细的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小册子，按照古米廖夫的想法，这使画像具有“某种新约默示录的意味”。而他身后的背景是，在蓝色的天空中飘荡着数十只五颜六色的气球。

是啊，可惜不得不跟它分别，他又说道，仿佛是跟自己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

那您请她为您复制一张。或者把它送给您，她是这么可爱，或许会同意的。

不，我既不想要礼物，也不想要复制品。就让它生活在别人那里吧。在我满五十岁的时候，我将把它的照片放进我为了纪念出版的诗歌全集里。

他笑着，开着玩笑，然而从他开始焦躁不安地抽烟，一根香烟只深吸两口就狠命地掐灭，把烟头放到烟灰缸里，我看出来他受刺激了，甚至大受刺激。

“您怎么了，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他不客气地一字一顿说。

“那为什么您……”我刚说，但他没让我说完。

“别烦了，求您了，您的短鼻子伸到跟您不搭界的事上去了！您怎么这么眼尖，这么像猫似的敏感，啊？”

我不作声，转身背对着他。

“喏，喏，别生气！让它去吧。您是对的。我从《世界文学》跟洛津斯基回来时，的确受了刺激。他跟我说，他常常被研修所学员盘问，问是不是真的，我出于嫉妒阻止阿赫玛托娃发表作品，说我不能满足于我的王子和女王丈夫的角色而选择跟她离婚？洛津斯基自然竭力向他们澄清，他比所有人都清楚，我过去和现在把阿赫玛托娃摆得有多高。但是他们不相信，确认我现在仍然嫉妒她。那么您也听说了？”

还能没听说！而且那么多次……我可笑地点着头。

“是的，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我从来就知道。”

“我就相信您吧！也许您跟他们大家一样，确信：阿赫玛托娃是受难者，而古米廖夫是恶棍。”

他起身，把椅子推得嘎嘎响。

“天啊，这等的胡扯！再说，正如您所知道的，即便我觉得她的诗一钱不值，可是我率先发表它们的。而一旦我明白，她是何等的天才时，我甚至损害自己，每每把她推到第一的位置上。”

他跟平时一样，激动起来就开始在房间里前前后后踱步。

那么多年过去，可我现在还感到委屈和痛心。这是多么的不公和下作！是啊，当然了，有过我不希望她发表的诗，甚至还不少。譬如：

“要知道，您想啊，我因为这些诗被当做虐待狂。关于我飞出流言，说我穿上燕尾服（而我当时还没有燕尾服），戴上大礼帽（大礼帽我真有），把两根皮带扭在一起，不仅抽打阿赫玛托娃，还抽打我那些事先脱得精光的年轻女崇拜者。”

我想象着这幅荒诞不经的画面，忍不住哈哈大笑。

“好笑吗？可我，相信我，根本笑不出来。我拼命要她相信，这样的假想不能发表，这不体面——愚蠢的品位和愚蠢的腔调。何况老写自已那些杜撰出来的爱情经历，和薄幸的爱人是不妥的。因为读者对一切都当真，凭诗人的诗为他编传记，他们相信诗，却不相信事实。并且相信她，当她意识到：

“就是到我这里来，到丈夫，不爱的、死寂的，用扭起来的皮带抽她的丈夫这里来。可是我拿她的乌克兰人的固执毫无办法，我只能尽量不在人前跟她争吵，她却相反，向许多人抱怨我，说我不知为什么对她的诗吹毛求疵。”

他用手捂住额头。

谁都不知道，我曾经多么难过和郁闷。因为，除了诗歌，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廖武什卡也无法拉近我们。我们也为他吵架。譬如，廖武什卡四岁时，有谁，好像是曼杰利什塔姆，教会他说这痴话：“我爸爸是诗人，可我妈妈是女歇斯底里。”于是有一次，诗人车间的人在我们皇村的家中聚会时，廖武什卡到客厅里大叫大喊：“我爸爸是诗人，可我妈妈是女歇斯底里！”我火大，安娜却兴奋地吻起他来：“聪明的廖武什卡！你是对的，你妈妈是女歇斯底里。”她后来常问他：“你说，廖武什卡，你妈妈是什么人？”如果他回答：“我妈妈是女歇斯底里，”她就给他糖果。

她不单单在生活中，在诗中也经常抱怨炎热、谵妄、气短、阴天，甚至肺结核，虽然她具有招人妒忌的健康和胃口，她游起泳来像条鱼，这是虚弱的肺万万不能够的，而且睡起来像只土拨鼠，大炮都轰不醒。

不，这已经太过分了！不，我不想听这些！我从沙发上跳将起来。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难道可以这样说阿赫玛托娃吗！别说了！”

然而狂躁起来的他，向我摆着手，强迫我不说话。

“可以并且甚至必须！因为一切又都在希列伊科身上继续，从一开始……”

谢天谢地，这已经是因为他的，而不是我的爱情了。而下面的则是她在客气地建议他，而不是我：

这写的是施列伊德的房子，而非我的：

这也说的是他，而不是我：

自然了，希列伊科是噩梦，而不是丈夫。而不管怎么说，我无法不同情他，不与他同病相怜。毕竟我在自己的岁月里，没少忍受作为阿赫玛托娃的丈夫的崇高荣耀，忍受她诸如此类的供述：

带着这样的绿帽子在彼得堡漫步，我并不非常愉快！

“可这是没有的事！这只是诗，”我差不多是在喊，“因为您自己说过，什么‘良心折磨’都不存在。她虚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自己那些绝妙的诗罢了。”

“不存在又怎么样？当时全俄国都神圣地相信，大学生天主教徒由于对阿赫玛托娃不幸的爱情而上吊！他们相信，而且这信念任什么都打不破。传说被创造并令我们大家难过。笔都写了些什么……尤其是奇诗，那的确是什么斧子都斩不去的。还有第二个传说，说阿赫玛托娃没头没脑地爱上自己熟悉的、名字短而响亮的同时代人——勃洛克，全俄国也神圣地、颠扑不破地相信。您承认吧，您也不例外。”

我不响。是的，我也相信。我认为阿赫玛托娃爱勃洛克很自然。我甚至有点失望，他们之间真的没什么？

“确实没什么！他们甚至不大熟悉，很少见面。勃洛克既不去野狗咖啡馆，也不到我们在皇村的家里来。更何况，自然这有点刺激她，他压根不赞赏她的诗。他说：‘诗人应该站在上帝面前，而阿赫玛托娃总是站在男人面前。’她献诗给他：

他亦用诗回谢她的诗。一切到此为止，可传说到底被创造出来了。”

他又用另一种教训的口吻说：

“记住，写献词必须极其小心，最好是不要这些。读者是警犬，天晓得空想出些什么来给您制造传说，这东西连死后都躲不开它。”

他在沙发上挨着我坐下，又抽起烟来。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激动。

“不过么，”停顿过后，他又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我到现在也不能原谅她，她骇人听闻的祈祷：

“也就是说，她向上帝请求廖武什卡的死是：

她请求上帝杀死我和廖武什卡。因为此处的朋友所说，自然是指我。另外，我刚刚去打仗，她就已经把我埋葬了：

关于我死亡的消息我倒没有异议，我甚至羡慕她相信，阿尔汉斯特拉季格·米哈伊尔将我开除出自己的军队，并且现在她可以为我，自己的庇护人祈祷了。但是要儿子死，将自己的孩子当做上帝摩洛的牺牲，不，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自创世纪以来都是从未有过的。

“不，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打断他，“您可是从来都坚决主张，诗应该说人所未言。”

我缩起头，眯起眼，等着他发火。他却突然大笑起来。

“正确！您巧妙地逮住我了！”

他擦着眼泪水。

“我好久没这么开怀大笑了！是的，比那祈祷更独特的，你打着灯笼都难找！从我的观点出发，我当然没错。我的儿子廖武什卡，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更何况我迷信。不，谢天谢地，这骇人听闻的祈祷，跟大多数祈祷一样，没有应验。呸，呸，呸，让它不应验！廖武什卡是个健康结实的男孩子。”

他突然打个大哈欠。

“够了，够了，否则鬼知道我会说出些什么。对过去不置一词，把它锁进三重门，把钥匙抛入大海的深渊。活在今朝吧！为了开始，我们喝茶。因为回忆让我口干舌燥。而且我太累了！我连动动都困难。劳您去跟巴莎说，让她给咱们摆上茶，去把厨房柜子里盛葡萄干的小袋子拿来。不妄别尔格森认为，过去吞没现在。可我还是宁愿，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吞没现在。要知道未来总是充满希望，即便是不能应验的，而在过去里唯有失望和忧愁！”

我还没走到门口，他叫住我：

“再等一小会儿，好把已经开诚布公的一切彻底坦白……再说，已经不是昨日，而是今天了。您想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愤怒的是，在《艺术之家》杂志上登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关于她的《车前草》不全是称赞的评论，并且从她的诗中搞笑似地单单援引：

扎米亚金毕恭毕敬地跟她解释，编辑部与此毫不相干，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本人有亲笔签字对此负责。可她已火冒三丈，声言：‘我知道，这都是科利亚的勾当。科利亚说动他不光是酸溜溜地写我，还摘些童谣，似乎《车前草》里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这都是科利亚，别吵！是他的错。他还在报复我！’而我，苍天有眼，跟这完全不搭界，言语上和精神上。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援引《穆尔卡》光明磊落，他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当然，让他写《车前草》的评论不妥，因为他也跟勃洛克一样，不特别欣赏阿赫玛托娃的诗。但我连《艺术之家》杂志的编委都不是，关我什么事？她却断定：‘这是科利亚的错，他报复我。’我只希望她好，假如编辑部要我来评论它的话，我会高高兴兴地赞美《车前草》，跟曾经评《阿波罗》上的《念珠》一样。而且，上帝啊！为这个她对我几多责难啊。您是否认为，丈夫无权夸自己的妻子！可我夸的并非我的妻子，而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而且准备好了永远夸她。现在快去弄茶吧！”

他倚靠着墙，闭上眼睛，我则跑到厨房巴莎那里去。

在与希列伊科结婚期间，阿赫玛托娃一次都没去过文学家之家，既不去艺术之家，也不出席文学晚会。但与希离婚后，她开始哪儿都去。自然，她也参加了勃洛克的葬礼：

我肯定在八月那个晴朗的早晨见过她，可是我不记得她了，就像几乎没记住有谁在斯摩棱斯克墓地为勃洛克送行一样。

古米廖夫的祭祷仪式在涅瓦大街上的一个小礼拜堂举行。关于祭祷仪式没在任何地方提及，但小礼拜堂仍然爆满。女人们比男人们多得多。

哭泣的阿尼亚用头巾捂住嘴，无助地抽泣，不停地呢喃：“科利亚，科利亚，科利亚，科利亚，哎呀，科利亚！”人们扶住她的胳膊，把她围住。

阿赫玛托娃站在墙边。一个人默默无语。但我似乎觉得，古米廖夫的遗孀不是这可爱的、抽泣着的，裹着寡妇服丧的黑纱的小女孩，而是阿赫玛托娃。

在我繁多的回忆中，还有一条是阿赫玛托娃的。是关于她在中断多年之后，第一次在艺术之家所做的公开诗朗诵。

她站在台上，身材高挑，形销骨立，轻盈犹如空气。她削尖的肩膀披着著名的伪古典主义风格的沙丽——带“手工镶绣”红玫瑰的黑色大披肩。她非常苍白，连嘴唇也几乎没有血色。她注视着听众头顶上的远方。是啊，古米廖夫没错，“不可以说她漂亮”，“漂亮”对她不合适，倒不如说“美”，但完全是特别的、无望的和悲剧的美。

而且她是怎么念诗的啊！这已然不是念诗，而是在作法：

这诗选自《白色的云朵》，我会背。可此刻我却觉得，它们是作于古米廖夫被枪决之后。

她平缓地、祈祷般地、庄严地念着。接着，也不停顿，似乎是不想让屏息发呆、震惊不已的听众接近自己，就已经开始念一首新的，谁都还不知道的诗：

她就一直这样注视着远方，越过听众的头顶，仿佛她不是在为他们念诗，而是为他，为他一人，为他，“从前的，快乐的，青天白日之下的”，“毫不迟疑地敲门”，敲她的门的那个人。她结束了。她站着，还是那个姿势，还是那么注视着远方，好像忘了她是在台上。

没人鼓掌，甚至大气都不敢出。大厅里的寂静是如此紧张，刺激人，我害怕了，不，是受不了了。我起身，穿着袜子小心地朝出口走去。

在半明半暗的餐厅里，在幽暗的角落，一个年轻的“贝壳形剧场”女参与者在大声哭泣。我跟她很熟，我晓得她爱过古米廖夫，他亦对她很温柔。我想要走过去搂搂她，可是我能对她说什么，拿什么安慰她呢？于是我做出没注意到她的样子，仍旧小心而无声地从她身旁走过。

我一生中只有过唯一一次真正的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交谈。这事意外而偶然地发生在艺术之家的晚会上。

在那个晚会上我做了出国前的最后一次诗朗读，而且我好像从来都没得到过这么多次鼓掌，也从未被请回来这么多次。我念了自己所有的颂诗和两首长诗，可听众还是不愿意放我走，而当我终于结束朗读，走进观众厅，马上就有热烈欢呼迎接我。

这个晚会人气格外的旺。抑或那只是我的感觉？在小吃部，由于激动和高兴我还没完全回过神来，我一直在笑，胡乱地回答着问题。列特科娃·苏丹诺娃，她曾经与安德烈·别雷的母亲比过美，拥抱住我，跟平常一样，不住地赞叹：“完全是我们的济纳，喏，完全是，完全是我们的济纳！”虽然，据我后来证实，也许除了头发，无论外貌还是内心，我什么都不像“她的济纳”——季娜伊达·吉皮乌斯。

阿尼亚·古米廖娃，——守寡之后，她终于从阿尼亚·恩格尔哈特变成了阿尼亚·古米廖娃和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不久前刚刚扔掉服丧的黑纱，穿上了玫瑰色的，她所谓的“短袍子”，兴奋地把今天她的雕塑学生跟她说的赞美“短袍子”的意思，转述给我：“一点都不优雅！不过蛮有气质！”她整个人扭来扭去，不停地摆动着胳膊肘：“蛮有气质！”接着还是那么兴奋地又说：“您一定得认识阿尔图尔·谢尔盖耶维奇·卢里耶！”我没来得及问，为什么“一定得”？卢里耶已经站在我面前，于是我把手伸给他。

当然，我知道作曲家和钢琴家阿尔图尔·卢里耶，我甚至知道，他住在利捷伊内大街，跟奥列奇卡·苏捷伊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本人”同住一套公寓里，而且阿尔图尔·卢里耶不仅是艺术的彼得堡最优雅的代表之一，还是女人名气的创造者和毁坏者。只要他说： “ X迷人”，大家马上就觉得过去他们没注意到的X迷人起来，在她后面冒出一长串的崇拜者。可是只要卢不经意地点拨： “Z并不这么好”，在可怜的Z身边立即形成一个冷冷清清的无人区。

他把我从蝴蝶结到高跟鞋打量一番，懒洋洋地开腔：

“我听说过您。您念得不错，您的乐感一定非常好。”

我习惯了一切可能有的恭维，受之心安理得，但当此之际我仍然表示异议：

“不，我根本没有乐感，甚至相反……”

“真的吗？”他半带讥讽地说，不分辩也不坚持。

阿尼亚开心地打着喳喳，一块接一块地消灭着小蛋糕。

“您丈夫已经走了？”

“是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已经乘船去柏林出差了。我则以拉脱维亚公民的身份乘移民专列走铁路。我父亲已经在冬天移民了，他在里加等我。我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邮政大街阿达莫维奇的公寓里住过。现在我搬到游泳池街自己家了，好在自己家中度过走之前最后的日子。”

“就是说，”卢里耶说，“我们可以一道回家。我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与您同路。”

“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道？您想说的是，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道？”

“那当然了。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玛托娃一道。干吗您这么惊慌不安？”

“那她会同意吗？”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咱们先送她，然后我一个人把您送到您‘游泳池街60号的家里’。”

阿尼亚·古米廖娃吵吵嚷嚷地赞成这个计划。

“多么遗憾，我没法跟你们一道走，”她叹着气，“我好喜欢夜里在彼得堡散步。”

莫非我真的马上要跟阿赫玛托娃一起出门，陪着她走完到她家那长长的一条路？我跟阿赫玛托娃认识。大概两个月前，在这里举办的一个晚会上，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把我带到她身边：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位是内子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

阿赫玛托娃向我伸出手，朝我难以察觉地笑了笑。

“是的，我知道，您曾是科利亚的学生。恭喜您。”

我不明白，她恭喜我什么，是恭喜我曾经是科利亚的学生呢，还是我做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妻子。我递给她我不久前出版的《神奇院落》。就为了我亲自献给她，我才下决心跟她认识的。阿赫玛托娃翻开它，读我的签名。我想写得“真心实意的”热烈，可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却劝我，说必须写得干脆简短：“谨此留念”，或“此致敬礼”，其余的一切都是蠢话。

我听了他的——白听了。阿赫玛托娃读到我的“谨此留念”时，微微扬了一下眉，啪地合上《神奇院落》，跟格奥尔吉·伊万诺夫说起话来，仿佛把我给忘了。我后退一步，旋即滑倒在站着的洛津斯基的阔背上。

卢里耶四处张望，找着阿赫玛托娃，可是她不在餐厅这里。

“她肯定在客厅里，”他说，“您等着，把您的蛋糕吃完，别突然想到就自己走了。”

这话他大可不必说。难道我能走吗？我剩下蛋糕没吃完。但是我始终不相信，难道现在是真实的吗？……阿赫玛托娃果真跟卢里耶一起出现在门口。她向我问好，像对老熟人那样，而且看得出，她压根不惊讶卢里耶硬加上我跟她结伴同行。

我们三人走下台阶，来到街上。阿赫玛托娃在中间，卢里耶在左，我在右。阿赫玛托娃问我，是否已经习惯掌声了。

“我一开始简直害怕它，”她说，“我朗读诗的时候，激动得要命，把它们全搞混了。这对我好久都简直是苦难，我甚至在诗人车间里也不喜欢朗读。”

不，掌声从来，从一开始就没有吓住我，反而使我高兴和兴奋。我可忍不住，我应掌声回来跑得过于快了。我甚至在舞台口摆把椅子，我坐在它上面，努力在重新出现在听众面前时数到十。我曾读到过，拜伦年轻时在开口跟女士说话之前，强迫自己先数到十。但我从来没能够数过七，掌声的浪潮将我从椅子上卷起，带到舞台上。

我很想把这个讲给阿赫玛托娃听，可我却无法连着说出两个字，回答她的问题唯有一个字“是”或“不”。而她确定了我的沉默寡言，便不再理会我，去跟卢里耶说话。我则走在她旁边，聆听他们的交谈，并且想着，我们在一步步地走近利捷伊内大街。哦，我会付出我生命中的五年、十年，好这样在她身旁边听边走，通宵达旦。

然而利捷伊内大街已经到了，一切都将结束。她马上就要对我说“晚安”，走进自家的单元门了。将剩我一人跟卢里耶一起，他随我走在没有尽头的游泳池街上，会对我的失态惊讶不已。因为他大概听说过，我非常地快乐活泼，甚至按阿达莫维奇的说法，对这么“有名的女人”而言过于快乐活泼了。他总是劝我装作寂寞和失望，我却假装不来。

阿赫玛托娃突然站住，不是对卢里耶，而是在对我说：

“我也想送送您。夜这么美，舍不得跟它告别，咱们走吧！”

她挽起我的胳膊，亲密无间的样子。透过衣袖，我感到她手的温暖，我那么近地看着她那鼻梁高凸的窄鼻子，圆帽檐底下露着齐眉的直刘海。月光下她的面庞给我感觉似真似幻，仿佛这不是她的脸，而是我对她的幻想。

我跟着她慢慢走着，担心被充溢全身的喜悦扰乱了脚步。现在她用一种全新的、信任的和坦白的口吻，讲到甚至在最恐怖、最黑色的革命之夜，安全感亦从未离开过她。

“不，我从未担心过。我一个人走过完全空寂的街道回家，我知道，上帝在保佑我，我不会出任何事。别人遭抢劫，别人被枪杀，可我相信和知道，这都殃及不到我。”

我的心抽紧了，因为我也有过安全感，和相信，我什么倒霉事都不会有。我也什么都不担心。于是我给她讲我在1919年冬天，每天一个人从话语学院回家的事。

她仔细地听着，频频点头。

“是的，我觉得，所有的诗人都有这种安全感和上帝同在感。”她沉吟片刻，“科利亚肯定也……他没跟您说过？”

“没有，他从未跟我说过。但是他相信，谁都不敢动他，他太有名了，什么都不怕。”

“哎，全不是那么回事！”她的声音流露出失望，“假如他有安全感和上帝的护佑的话……”

她哽住了，莫非她觉得，假如他，古米廖夫相信上帝的护佑，就不会被枪毙了……

我们走过漆黑的、熟睡的文学家之家。

“我知道，科利亚经常来这里。因为他住得很近，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路，”叹了口气，她又说，“我一次都没到他那里去过。我去看他的房子，已经是后来……”

我明白，是在他死之后。假如我胆子大的话，我会跟她解释，古米廖夫从来没责怪过她任何事，他早就已经可以说，他至死都爱她，正如她诗中所写的：“够了！你看，我亦原谅了！”。

她此刻，我相信，会相信我的，而且会不再痛苦，要知道她痛苦，是她以为他不原谅。假如我下定决心，假如我胆子够大的话……

已经到“游泳池街60号楼”这座灰色庞然大物了，也必须道别了。月儿明亮地照耀着。我注视着阿赫玛托娃的面庞，猛然记起，古米廖夫有时候，在温柔的那一刻，管她叫“小牙齿”，她有一颗上牙长得不正，比别的短，而这令他感动和怜惜得，用他的话说，“几乎流泪”。我想要看看这颗小牙齿。可是虽然她此刻在笑，她也只是微微翕动嘴唇，并不露齿。她更多是用眼睛和眉毛笑，而不是用嘴。

“晚安，”她朝我伸过手，“我很高兴来送您。这么美妙的夜，而且科利亚也常常走这条长长的街。他的脚把它走遍了。”

她不再笑了。她差不多是责备地，疲惫地说道：

“您总归不该走的。而且，科利亚或许也不会赞成的……那么别忘了，来告别吧。我晚上差不多都在家。”

“晚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拿不准主意添上一句“谢谢”，因为这会很可笑。

不过对卢里耶，我热烈地、暴风雨般地感谢不已。

“谢谢，非常感谢，阿尔图尔·谢尔盖耶维奇！”

哦，当然不是为送我，而是为这次与阿赫玛托娃意外会面的幸福。

他又像在那里，在艺术之家里一样，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

“不值一谢！”又半带嘲讽地说：“漫步夜的彼得堡非常美好。晚安！”

我走进我家的单元门，却没上楼梯，重又跑到街上。我想再一次，最后一次看一眼阿赫玛托娃美而苍白的面庞。我想追上她，朝她喊：

“安娜·安德列耶芙娜，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吻吻我，吻我做告别吧！”

她当然会惊讶，但她会笑出来，并吻我，还会对卢里耶说：“不是，她多么可笑啊！”

那边他们二人走在空空荡荡、洒满月光的游泳池街上，他们走着，在白色的人行道上投下长长的黑影。

我已经打算去追他们，但我忽然看见，他们已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人，在阿赫玛托娃右边还有谁在走，又细又高。这人，没有影子。

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可我凝滞在原地，无力动弹，我看见，分明看见他们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在月光里渐渐走远。我不敢去追他们。

我久久地凝望着他们的背影。他们完全看不到了，唯有笔直的空街道，洒满月光。

我又走进单元门，慢慢地走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多么静，多么黑啊。似乎整个公寓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小心翼翼地，免得吵醒谁，因为大家都睡了，我穿着袜子溜过黑黢黢的走廊到自己的卧室。窗帘没拉上，房间里亮堂堂的，月亮在“天鹅湖”里游弋——是在我圆圆的梳妆镜里，在天鹅中间。

我望着窗外的月亮，镜中的月亮，自然，在街上我不过是恍惚而已……可是我无法平静，而且我是多么的悲伤！

我摸黑脱着衣服。

“一切都挺好，”我安慰自己，“我只是太激动，太难过罢了。所以我才恍恍惚惚的。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恍惚罢了。”

我的头睡在柔软的、凉凉的枕头上，我把被单拉到下巴。一切都挺好，一切都妙极了！三天后我将去柏林，去巴黎——去做迟来的蜜月旅行。现在则必须睡觉，我也果真睡着了。

我睡着了，但是我在梦中听到，好像老鼠在哪个角落或墙边抓挠。房间里满是窸窣声和低语，还有个细细的，蚊子叫似的声音在我耳边营营：“可怜见的，可怜见的！她睡了，她不知道什么在等她！”

我睁开眼睛。不，我没睡。胡说，我什么都不怕，我像念咒那样大声说了三遍：

“我在任何地方，都将永远幸福！”

然而不。我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蓦地开始恐惧，我把手放在胸前，为什么我要走？为什么？什么在那里等待着我，在异国他乡……

今天晚上站在台上的时候，我还觉得，这只是悠长的、令人惊叹的生活、成功和成就的开始，可这会儿我感到，我知道，这不是开始，而是结束。泪水淌过我的面颊，我已经止不住越哭越厉害，我不再拼命要自己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将永远幸福。

不，我感到，我知道，我在任何地方，永远都不会像在这里，在涅瓦河畔这般的幸福了……